宫崎骏的法西斯主义
我们的美术热衷于将太阳的光芒放进画面里、
描绘出空间层次、表现出世界之美。
例如，尽管惨剧正在眼前展开，
我们仍然尽全力表现出
其背后的世界之美。
对我们而言，无论是近代绘画史、
东洋或西洋的差异、传统或前卫的差别，
怎么样都无所谓。
唯有潜藏在画面的最深处、
那个看不到尽头的地方，
或是从画面的框架满出来、
向左或向右延伸的这个世界以及灿烂的太阳，
种种生物或草木或人们得以生存，
才是最重要的。
——2005年10月
中国传媒大学教师周逵想象中的吉卜力工作室，起码有个大大的接待室，来访者络绎不绝，“全世界的人都想跟宫崎骏认识吧。”2009年，他们逮着了极难得的机会采访宫崎骏。实际情况是，如果没人提醒，周逵差点儿错过了东京都近郊这幢不起眼的安静的三层小楼。
1985年，专门为宫崎骏和高畑勋制作动画的吉卜力工作室成立。吉卜力的本意是意大利语“吹过撒哈拉沙漠上的热风”，曾被意大利空军飞行员拿来作侦察机的名字。又被热爱飞行器的宫崎骏拿来作工作室的名字。1992年，宫崎骏设计，工作室自建房子，搬到了现在的地方。
会客厅的椅子垫子都是龙猫的样子，中国记者团像坐在了一群龙猫的身上。周逵记得，工作室制作人铃木敏夫和大家寒暄着，一旁的宫崎骏显然不喜欢寒暄，他随手拿了张纸，画出一个小怪兽。
十多年前，高畑勋眼里的宫崎骏还不是这种只埋首艺术世界的风格。宫崎骏精力旺盛，是创作者的同时，也是“工作室的强力主宰者”。“他将因为创作而感到疲累的头脑和双手，移用到公司内的营运和第一线指挥等重度工作中，让身心稍事休息。最近则以顶楼庭园和地震用厕所的发明、设计、监工等工作来让头脑冷却一下。”“对我们这群普遍缺乏计划观念的动画工作者来说，他真的很稀有。”
导演押井守这样描述过宫崎骏：“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个很轻松愉快的人，但是当讨论渐渐热烈起来的时候，他却完全不给你留点余地，结果我被他说了很多难听的话。”吉卜力无数次邀请押井守加入，他都拒绝了。“理由是他们管得太严了。……比如说，他们告诉你早上10点来，晚上10点回去，然后你得乖乖地不断工作一年或两年。但是在我这儿，在晚上之前没有人来，也没有人知道谁现在在做什么。……吉卜力很像克里姆林宫的翻版，宫崎先生像是主席，高畑先生就像苏联总统之类的，而制作人铃木无疑是克格勃首脑。但是他们做出来的东西，和他们组织内部的真实情形却完全是两码事。会聚集在吉卜力的，都是喜欢那种一致性的团结的人。……对某些人来说，它遵循着很好的秩序，但对其他人来说，那简直是难以忍受的法西斯主义。然而可以确定的一点是，只有在这种山一般的严厉控制之下，那样的电影才做得出来。”
“对一种创造性的工作来说，无政府状态至少要比权威下的自由要好多了。”押井守觉得。
这大概也是吉卜力工作室多年来缺少接班人的重要原因。新人难得被提拔为导演，还得接受宫崎骏在现场的指手画脚。比如《侧耳倾听》的导演近藤喜文，就因宫崎骏插手被迫改掉情节，两人接连发生冲突，关系急转直下。电影获得了当年日本本土电影票房第一的成绩。可是，“完成那电影后他急速地衰老。”宫崎骏说。两年后的1998年，近藤喜文因病突然去世。
“47岁，感觉人生不是在攀登，而是渡过了奈何桥。”许多年后，宫崎骏重提起他，揉搓着脸颊，缓解尴尬似地干笑两声，又沉默着低下眼睛：“很可惜。”他重重叹一口气。
2006年，宫崎骏的长子宫崎吾朗在吉卜力工作室成为导演。作为父亲，宫崎骏给他了更为尖利严苛的批评。
宫崎吾朗执导第一部动画电影《地海战记》时，宫崎骏去工作室看望，便在纪录片里说：“与其说不想见，不如说不想接近他。会令自己心情不好啊。”电影首映时，放到一半宫崎骏就离开了放映厅，抱怨：“就像坐了3个小时一样。”之后该片确实遭到外界严厉批评。
2011年，宫崎吾朗执导《虞美人盛开的山坡》，宫崎骏看到儿子的画就说：“那种没有灵魂的画，画得再多也没有用。”两人对创作发生分歧，宫崎骏每天都去工作室转悠，忍不住向导演要台本看。吾朗用沉默拒绝。父亲没把自己放在眼里，他非常厌恶这种感觉。最终，《虞美人盛开的山坡》成为当年日本本土电影票房冠军，并拿到了第35届日本电影学院奖最佳动画片。不知这能否让宫崎骏满意一些。
在提拔作画人米林宏昌首次导演电影《借东西的阿丽埃蒂》时，宫崎骏第一次忍住，不做任何检查。他甚至在这一年内都故意和米林宏昌保持距离，连路过时也尽量不去看他那边。“这是我的节制，我绝不插手。”
一年后，离原画截止日还有3天时。宫崎骏终于第一次似乎不经意地走向坐在导演席的米林宏昌。宫崎骏看着导演席窗外的风景，说起自己当年坐在这的风景：“花少了不少啊，以前满街都是花店来着。对面黄色屋子的颜色也浅了，以前是柠檬黄来着。”米林宏昌笑着应着。宫崎骏又闲闲地走开了。某种可以被称为传承的东西，就含在这看似不经意的话语中了。
我来说两句排行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