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年后雷正西离开神木时，现实已经走到他理想的反面。在他身后，是一系列非法集资大案、上万件民间借贷讼争，以及一个庞大的身陷借贷泥淖的贷款人、投资人群体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康正 | 陕西神木、西安报道
神木县政府大楼前的政务公开布告栏，新近嵌进去两张《神木政务》，它们在一排斑驳、陈旧的公文通告中，被衬得格外鲜明。而其中的内容，的确都是好消息。
一份是2013年8月5日发布的《神木县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不断攀升》，通告说，“截至6月底，全县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为682.21亿元，同比增长14.4%；各项贷款余额为360.13亿元，同比增长7.4%”。
另一份发布于7月17日的通告《神木县上半年原煤产量突破1亿吨》说：“面对国际国内能源市场持续低迷的不利局面，神木全县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好转，煤炭产量稳步提升，截至6月底，全县原煤产量突破1亿吨，达到1.0197亿吨，同比增长8.3%。”
布告栏正对面的人民广场，是神木县城商业与文化中心。就在7月17日通告发出前两天，7月15日，广场上发生了后来才为外界知晓的“非法聚集事件”。
随这场聚集闹出来的“县委书记雷正西挥霍900亿”、“神木财政亏空300亿”、“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将终止”等等流言，在事发第二天、第三天迅速被官方辟谣、澄清。但由此产生的后遗症是，这个曾经“富得流油”的陕北小县，在县外的形象已不如从前。
新华社2013年9月1日披露了神木非法聚集事件最新情况。报道说，此次聚集源自男子刘某某因自身债务问题心存不满，因而编发信息发泄情绪，“7月11日至14日，刘某某将此信息共向手机通讯录内20多名联系人进行群发。据不完全统计，此短信在神木县境内共收、转2000余条。”
案情细节意味着：一条起自个人的泄愤短信，引发了这场非法聚集。而此前媒体公开短信内容为：“神木经济一落千丈，神木人民人人要账，三角债务你拖我拖，现任领导要跑神木不得解放，定于15日上午10时在广场集会”。
由此，一个更深层面的问题凸显出来：“7.15”之前长达4天的时间里，当短信息在神木县由一个人流向另一个人时，它在这个圈层中究竟触发过什么样的共同情绪？
崩盘后的资产争夺战
雷正西已于2013年7月26日被免去神木县委书记职务，现任中共榆林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新的县委书记由榆林市委副书记刚尉俊东兼任并已到任。而在神木县城，像黎名（化名）这样身陷民间借贷泥淖的人，在“一把手”变动一个多月后的8月26日，跟本刊记者提起自己的遭遇时，张口闭口都不忘“怪罪雷书记”。
黎名是一名被套牢的贷款人。之前，他把钱投向神木县多个集资大户，吃每月1到3分的高息。但他最终栽在了“张孝昌集资案”上，“血本无归”。就在受访前一天，黎名和另外几名贷款人一道跑去县委要求见新书记，“我们想给新来的书记说情况”。
在本刊记者面前，黎名像多数受访的贷款人一样，焦急、愤愤不平，但又时刻保持警惕，不愿意透露任何一笔借款金额。金额、票据已在公安部门做了备案。
黎名牵涉进的“张孝昌案”，是神木乃至整个榆林地区民间借贷、融资案中的标志性案件。2012年底至2013年初，随着神木“黄金大王”张孝昌出走、被刑拘、被捕，这起涉及数十亿资金的集资大案，终于曝光，并立刻轰动一时。
张孝昌案发之后，媒体报道连篇累牍，所呈现出的其集资手法及数十亿资金盘形成过程，与目前国内大多数非法集资并无二致，皆以个人在熟人社会中积累的信用作招牌，高息吸收资金。
不同之处在于，靠加工黄金手饰起家，后来又在神木开了多家金店的张孝昌，将主力资金投向了黄金与纸白银炒作。《新京报》此前报道说，截至2012年12月1日张孝昌出走西安，他在工商银行仍质押3.3吨黄金，同时持有120多吨纸白银。
案发之后这笔巨额资产的处置，激起黎名等一批贷款人的强烈不满，并立即将矛头指向了时任县委书记雷正西。
“12月1日，知道张孝昌出事，我们就叫县上赶紧冻结他的账户，当时有县领导同意这个做法，准备成立专案组，但雷正西表示反对，说政府不能插手民间借贷。于是到6日下午，我们就把县政府堵了一次。”
黎名说，6日当天，最终由县信访部门出面协调，县公安局经侦大队开始接受贷款人报案。“那几天，大家都去经侦大队三楼办公室（报告、登记各人贷款金额），当统计到20多个亿的时候，县上知道这事大了，是‘黄金大案’。”
让黎名他们始料未及的是，在报案期间，1至10日的10天内，张孝昌的黄金、白银资产已被个别贷款大户偷偷处置变现。
对此，《新京报》披露的细节是，“为填补亏空，工商银行将张孝昌质押的3.3吨黄金抛售，五大户随后也把张孝昌名下的120多吨纸白银抛售一空，两项抛售，银行和五大户共套现19亿。”
黎名认为，这一操作“既不公平也不公正”，同样是张孝昌的贷款人，崩盘之后，银行和大户暗中处置张孝昌资产，将本息安全提走，小户们连一个子儿也拿不到。
“当初要是及时冻结张孝昌的账户，哪会弄出这么大的乱子？”黎名告诉本刊，他刚刚卖了一辆霸道越野车来缓解自己的财务危机。
还有比黎名更严重的情况。《南方周末》2013年1月披露“张孝昌案”时，援引一名贷款人的说法：“自从张孝昌跑路之后，他了解到神木县已经有2人死亡。2012年12月12日，神木人武安详在西安一酒店割腕自杀，据说他曾在张孝昌处投入600万元。2013年1月23日，神木县公安局国内安全保卫大队政治教导员张英被发现服毒死亡，被初步认定为‘自杀’。”
《南方周末》还披露，贷1.2亿元给张孝昌的龚爱爱，也曾在2012年10月自杀未遂，原因也是资金链断裂。“她不会想到，3个月后她却因这场风暴意外走红，喧宾夺主。知情人透露说因为借贷无法追回，愤懑的‘下线’们选择了举报她。于是，拥有4个户口、20余套北京房屋的龚爱爱副行长，一夜成名。”
黄金、煤矿、房地产
单从操作手法上看，张孝昌的一整套资金运作，更接近于私募基金：一方面，他以高息从熟人圈募集资金，而后将资金投向黄金、白银市场，实施套利交易。由此结成的金融关系，从一开始就是畸形的。
在一般私募关系中，资金提供方，也就是投资人，与资金募集人之间结成一种信托、资产管理关系。该对关系下，投资人基于对募集人的信任，将资金托付给募集人，然后由募集人对外展开投资，投资人为此支付给募集人一定比例佣金，而投资风险和收益主要归投资人。
在张孝昌的资金盘面中，投资人与张孝昌结成了借贷关系，那么作为借款人的张孝昌无论在黄金、白银投资中是否获得收益，即便遭受亏损，也必须向上游贷款人支付本金和高息。
实际上，张孝昌案亦算神木集资案中的孤例，皆因其投资方向主要在黄金、白银市场，这与张孝昌本人的从业履历有极大关系。在神木，更为普遍的资金运作，是投资煤矿和房地产。
神木以煤矿为投资标的的集资案中，第一大案是“刘旭明案”。神木县公安局党委副书记高文光曾公开表示，“刘旭明案”是陕西历史上最大的集资诈骗案。
2013年6月6日，刘旭明被公安局公告逮捕时，刚满30岁。过去几年中，就是这样一位80后“小后生”，不断向身边人编织投资煤矿的财富故事，广泛吸收资金入股。神木县公安局7月初通报案情，称该案报案金额达7 .87亿元，登记的涉案金额达11亿元。
神木以房地产为投资标的的神木集资案中，以“王和平案”影响最大。王和平是陕西正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人代表，已于2013年6月25日突然死亡于毗邻神木的鄂尔多斯市一家宾馆内。
王和平生前在神木胡家讫台村开发了总建筑面积为23万平方米的高层项目。据《中国房地产报》引述王和平父亲的说法，“王身后的3 亿元外债几乎全部都是民间借贷”，“那天去闹事（‘7.15’非法聚集）的主要是工地上没领到工资的工人，还有一些买了房子的业主”。
正是在张孝昌、刘旭明、王和平等操盘手的精心侍弄下，“黄金”、“煤矿”、“房地产”三个财富关键词，才在神木县变成了犹如17世纪的荷兰郁金香泡沫，在经过“人人放贷”的羊群效应之后，大面积崩盘的民间金融败局在所难免。
《经济参考报》8月底披露榆林市官方消息：神木县法院去年至今受理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达4786起，涉诉金额32.17亿元，涉诉人数7658人；神木县公安局立案侦查的借贷案件7起，涉案金额43.1亿元，涉案人数1247人(户)。
与此同时，神木以外，民间借贷和融资在榆林府谷、绥德等地也呈加速蔓延态势，“根据榆林市相关统计，2011年至今，榆林各级法院受理案件11714起，非法集资案件报案34起，涉案53.6亿元，第一层次的受害群众是7940余人。”
前述黎名这样的贷款人，即为“第一层次的受害群众”。但实际上，“黎名们”通常还会以自身信用、以稍低利息，从亲戚、朋友、地下典当行、投资公司吸纳资金，转手再贷给“张孝昌们”吃息差，由此，在“黎名们”身后，实际又拼接起N层借贷、融资关系。
《南方周末》曾援引相关人士测算，“由于层层委托，仅张孝昌一案涉及人数可能过万”。此前，多家媒体对神木民间借贷牵涉资金规模进行估算，估值区间集中在200亿到300亿元。
800亿民间资本
神木民间借贷风潮背后，是满满一池民间资本。
陕西本地报纸《华商报》2013年7月披露数据，“神木民间资本体量达800亿元”。陕西省决策咨询委财金组委员、西安交通大学教授冯涛对整个榆林市民间资本规模做过一次测算，公布测算结果为2045亿元。
民间资本的累积过程，在神木缺乏太多的故事性。这个2008年才摘去国家级贫困县帽子的“中国产煤第一大县”，2012年GDP破千亿，经济体量相当于陕西南部汉中、安康两个地级市加总。
神木人正是在过去近十年的煤炭能源经济整体迈进中，从办煤矿、矿区占地补偿、煤炭运输等等环节，广泛介入到财富与资本分配中。因此，神木民间资本累积的故事主线，几乎无一例外都是煤。
“但不是所有神木人都有钱。总体而言，北边的乡镇都不错，因为是煤区。南边很多乡镇不产煤，照样穷得叮当响。”黎名说。《瞭望东方周刊》对照各种渠道公开的神木县“首富”、“十大富豪”、“亿万富豪”信息，发现其出生地绝大多数在神木北部乡镇。
神木人所说的“有钱”，往往是指一个人能随时拿出手的钞票。9月6日，《瞭望东方周刊》从“刘旭明案”维权代表处拿到一份统计报告，报告显示部分向刘旭明入股的投资人及其金额为:单某450万元、池某680万元、崔某军700万元、王某平2600万元、项某芳3000万元、杨某燕3400万元、胡某刚3700万元、王某1.2亿元、张某莲2.2亿元。
关于神木民间资本向民间借贷逐步演进的过程，《经济参考报》认为，“购买煤矿需要大量资金，很多老板就以高额利息向社会融资，最初介入的人暴富，于是越来越多的人迷信煤价只涨不跌，想方设法筹钱投到煤矿。”
该报呈现了部分细节：“一位企业老板说，神木借贷之风最初是从鄂尔多斯传来的。‘2005年、2006年的时候，这边做生意的，朋友之间互相拿钱周转一下，从来不谈什么利息，都是帮忙的性质。2008年开始，风气就变了，互相借钱都要先讲好利息，好朋友、亲兄弟也是一样’。”“有很多人手里没钱，就抵押房产从银行贷款出来再放贷；有的开饭馆、小商店赚了点钱，也学别人高息放出去。”
这里盛极一时的民间借贷景象，同样出现在《中国经营报》的记述中。该报援引神木当地人的说法：“当时，在煤价暴涨之后，不要说在神木县城，仅在煤矿聚集的西沟、店塔等大镇上，大大小小的投资公司、典当行就有上百家之多。有的钱庄，在宾馆开两间客房作为办公场所就宣布开张。你走在神木的大街甚至背街小巷上，随时都会看到典当行、担保公司的招牌。街面上的典当行、担保行以及一些商贸公司、石化公司、房地产公司、货运公司甚至小卖部，都成了从事地下金融的不合法机构。”
神木当地一位银行人士则向《中国经营报》透露，2010年，神木街头巷尾的各类投资公司、典当行，最多时估计有上千家。
实际上，民间借贷的潘多拉魔盒一朝被打开，今天广泛见于媒体报道的“两个神木”，便互为一对因果同时呈现出来：一个是“全民放贷”的神木，一个是“满城都是讨债人”的神木。
神木金融改革梦
如果说，“张孝昌案”中的小户群体，对神木前任县委书记雷正西心生抱怨，缘起于资产争夺战中雷的强硬表态。那么，面对民间借贷大面积崩盘，家财散尽的放贷人、投资人，几乎将一切后悔、愤怒、遗憾等负面情绪，齐集对准了雷正西过去数年间的施政。
“神木的民间借贷为啥这样疯狂？全是雷正西搞的。”包括黎名在内的大多数受访者，常常忽略自身在这场行动中的冒进，转而将责任全部推给雷正西，“他在神木这些年，明里暗里都鼓励咱放贷。”
事实上，缺乏必要证据证实雷正西个人在民间借贷问题上究竟持怎样的态度。不过，这位当过中学教师，又有党委政研工作履历的陕北县官，任内对发展金融业以及对金融创新的倡导，的确不遗余力。
2008年11月20日，时任神木县长的雷正西，在北京领取一家企业机构颁布的“金融生态县”奖项时，面对国内金融界专家、学者，作了近3000字的演讲，阐释其金融构想。
谈及农村金融改革，雷正西认为，“对神木县而言，就是通过加快组建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等新型金融机构，激活沉淀资本，利用好神木民间多达165亿元的居民储蓄存款。”
2010年9月，雷正西履新神木县委书记，随之提出“五个神木”施政纲领，即“民生神木、民主神木、创新神木、人文神木、生态神木”。到2012年底，官方《神木报》对照该施政纲领总结成绩时，披露神木业已形成煤炭、兰炭、电力、化工、载能、建材六大支柱产业，以及“金融、物流、加工制造、现代特色农牧业等非煤产业方兴未艾”。这一排序显示了金融业在神木非煤产业中首屈一指的地位。
2012年10月26日，神木县在中央财经大学学术会堂举行了一场“金融改革创新试点研讨会暨金融产业规划专家评审会”，推出了《陕西省神木县金融产业发展规划（2011—2020）》，供专家评审。
两个月后，神木官方公开表述，要“加快争取全省金融改革试点县”。神木“十二五”规划中，甚至要打造陕晋蒙区域金融中心，设计全县金融信贷规模达到670亿元，年均增长25%左右。同时，规划还进一步展望，要“组建神木大宗物品交易场所，探索设立期货市场”。
从现在呈现的事实看，雷正西执政期间，合规民间金融的扩张步伐总体上稳中有进。据神木县金融办公开数据，截至2013年6月底，全县经批准成立的小额贷款公司共有22家，融资性担保公司2家，全县小额贷款公司贷款余额达到26.12亿元，“尚未发现一家参与非法集资行为，公安机关也没有发现一例有关小贷公司和担保公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被诉案件。”
但地下金融扩张已至疯狂境地。“张孝昌案”、“刘旭明案”等动辙数十亿资金体量的集资大案频频曝光，数以千计的借贷讼争突然浮出水面，显示着神木过去的地下金融近乎失控。
“错不在发展金融，错在对地下金融的破坏性估计不够。”神木县一位政府官员私下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即使在县委决策层面，关于促进区域金融发展，甚至是跨越发展，大家是有共识的，“神木有啥资源？不外乎两个，一是有煤，二是有钱，既然占了民间资本这个优势，那就得发展民间金融。”
雷正西调去榆林市之后，有关他主政期间为何未控制住地下金融，神木官场、坊间两个舆论场都有议论。
“诚信神木”的理想与现实
2013年7月22日，陕西省政府召开第14次常务会，出台《关于金融支持民营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意见》首次明确，“支持神木县争取国家级金融改革试点”。
这条被外界解读为“力挺神木”的省府决策，公布时点正好距“7.15”非法聚集事件一周，公布之后第4天，雷正西从神木县委书记岗位上平静离职。9月16日，雷正西出任榆林市委秘书长的消息，才正式向外界公开。
回到5年前雷正西在北京的那一场演讲，论及金融信用体系构建，他说，“有两句话说得好，一句话是‘没有诚信的或者没有信用的金融约等于金融诈骗’，第二句话是‘所有交易的基础就是信用’”。为此他踌躇满志，表示要打造“诚信神木”。
而5年后离开神木时，现实似乎没有与他的理想一致。在他身后，是若干非法集资大案、数千件民间借贷讼争，以及一个身陷借贷泥淖的贷款人、投资人群体。
“7.15”之前，黎名和一些贷款人曾撞见雷正西。“我上前问他，神木烂包了，你到底管不管？民间借贷破坏了神木的四大体系，你知道不知道？”黎名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他当场掰着手指头一件一件算。
“首先破坏了经济体系，现在神木很好的企业到银行贷款，报到省行，一听是神木，就不给放款；其次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诚信体系，亲戚间想借个千把块救急都很难；甚至连人格体系都破坏了，有些人手头有钱，看到现在这个局势，他就是不愿意拿出来兑现还账?”
贷款人、投资人将所有责任加于雷正西个人，显然是不公允的。后来的情形证实，这种情绪极易为个别人利用，并最终经由一条短信催发了“7.15”非法聚集。泄愤短信中所说“现任领导要跑”，原意即指“7月15日是雷正西高升调走的日子”。《东方早报》报道，广场上一些人喊出来的口号，就是“打倒雷正西”。
雷正西并没有在7月15日调走，他去职神木的确切时间是7月26日。雷正西上调榆林以后，现任榆林市委副书记尉俊东兼任神木县委书记。
“金改”能不能救神木
陕西省政府在“7.15”事件一周后，推出《关于金融支持民营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表达了“支持神木县争取国家级金融改革试点”意图，这既可视为省府层面支持神木发展民间金融，实际又为神木民间金融走向定了调子。
此次省府有关金融改革的构想还包括：“在榆林进行金融综合改革试验，探索民间金融规范化发展路径和模式”；“在延安开展农村金融改革创新试点”；“依托府谷充裕的民间资金，试点设立围绕支柱产业的产业链型的小额贷款公司，鼓励已设小额贷款公司增资扩股、业务创新，以及联合组建小额贷款集团公司，推动符合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联合改制为村镇银行，支持设立大型再担保公司和融资担保公司。”
陕西省迎着“7.15”事件的风口，推出一揽子“金改”决策，这一地方政府的行为逻辑，在另一个民间资本充裕的东部城市温州，已经有迹可循。
2012年3月2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温州“金改”大幕正式开启。而在此之前，正是“吴英案”为代表的一批集资诈骗案或非法集资案，将温州民间金融的混乱现实推至舆论一线。因此，温州“金改”后来也被解读为，“民间借贷乱象倒逼中国金融改革”。
这一次，陕西的“金改”能否如愿，尚待观察。但假定陕西果能步温州后尘，闯关“金改”成功，那么在一定程度上，温州的今天就是神木的明天。然而，时下的温州还不是一个“好老师”。
《瞭望东方周刊》2013年第34期《温州改革在半程》，报道了原兼任温州市委书记的陈德荣去职之后的温州现状，“今年7月初温州市委常委会，接替陈德荣担任新任市委书记的陈一新公开温州经济数据：在2012年度的16个主要经济指标中，温州市大多数指标在浙江倒数行列，其中的GDP、GDP增幅和财政总收入等9项指标倒数第一，另外4项指标倒数第二。”
曾经瞩目于国内的温州“金改”，眼下陷入“改皮不改骨”、“改革效果不佳”、“改革成功概率下降”等不佳评论中。《中国经济周刊》9月刚刚推出的一篇报道，被以“温州企业抱怨金改无破冰之举”为标题，在网络广泛转载。
事实上，包括吴敬琏在内的一些经济学家，一开始即对温州“金改”，尤其对采用“金改”治疗民间借贷痼疾这一决策安排，持谨慎态度。吴曾在2012年5月间公开表达：“我不是很看好温州的金融综合改革，这种试验当然有一定意义，但如同病人吃阿司匹林或抹万金油。”
《北京青年报》今年8月24日刊登上海学者周俊生文章，文章说：“温州这个民营经济十分发达的地区，早已成为国家（“金改”）试点，但它并没有因此而在此次经济增速下降的潮流中力挽狂澜。”
周俊生对陕西“金改”动议投了否决票：“神木的民间金融已经够发达了，对于神木来说，让它进入国家级的试点地区，并不能解决现在神木所出现的民间金融乱象，也不可能指望让那些满城讨债的人安定下来。”
“逆金融”与贷款人的希望
视线重新回到黄土高坡窟野河畔那个真实的神木县，“金改”愿景太远，讨债现实更近。原本隐于地下的数以千件计的民间借贷纠纷，在崩盘之后都涌进了公、检、法的大门。
当省府、外界正急切讨论神木民间金融的去路和命运时，神木县的贷款人、投资人更关心每一起牵涉自身的案件能否获得最大程度的公正处理。
《瞭望东方周刊》接触了多个贷款人、投资人群体，他们千差万别的表达，总体呈现为以下两方面：
一是单方面推断，本地相当数量司法人员参与到民间借贷、融资当中，或者与涉案人有亲戚、同学、朋友关系，因此建议回避办案；二是在“张孝昌案”、“刘旭明案”等大案中，对特定县级官员、省人大代表、当地巨富、办案人员展开实名举报，举报其暗箱操作案件，致处置不公。
对这两个方向上的质疑，贷款人、投资人所提交的文字材料多倾向于对人际关系的描述，另有证据尚需司法机关确认效力。部分贷款人、投资人解释，取证难在于办案不公开，因此建议彻底公开案情。但也有贷款人对此建议持模糊态度，这显示了“受害人”群体自身的复杂性。
9月6日，“刘旭明案”的一位投资人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尉俊东已和部分股东代表开了见面会，会上通报了办案情况。“反正意思是说，谁吃了利息要想办法追回来。”
这恰恰是一个逆金融过程，实际是通过政府、司法干预，让已经发生的民间借贷融资回到借贷、金融尚未发生的初始状态。
如果这一工作思路确定用来处置神木的民间借贷烂摊子，预计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尉俊东及神木县政府或难照顾到“金改”，他们将不得不动员更多司法、行政力量，投入到大大小小的追债与追利工作中去。
目前，公开信息渠道并未显示神木已定调上述工作思路。《瞭望东方周刊》9月6日获悉，“刘旭明案”中的一些投资人已开始给尉俊东写信，投诉侦查办案不力，追缴资产不力。
投资人在另外一份自制的“调研报告”中，心情复杂地阐述了他们的“希望”：一方面，投资人由于对神木本地公、检、法不信任，特请求异地办案、异地关押、异地审讯，请求“为了追回诈骗款，此案由中央、陕西省、榆林市司法机关挂牌督办”。
但另一方面，他们又委婉陈情：“请尽快查明案款的去向并追回，以挽救上千个濒危的家庭；受害人的目的是尽最大努力减少损失，只要能追回损失，不追究刘旭明的刑事责任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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