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泗洪县的新城镇化多元实验

来源:新华网-瞭望东方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李静 | 江苏泗洪报道

  初秋时节,细雨如丝般拂过柳条,江苏省泗洪县垫湖村,这个曾以“大包干”闻名的“改革第一村”现在一派园林风光:小桥流水、亭台回廊,整洁道路两旁绿植掩映。

  80岁的老人倪镇才悠然坐在自家屋前。

  倪镇才种了一辈子地,迈入晚年的他,眼下不再劳作,搬进了一座二层“小洋楼”。“有146平方米,我住一层,小儿子一家三口住楼上。跟城里的小别墅没两样。”他告诉本刊记者。

  但让老人心中略感遗憾的是,家里原有的14亩多耕地没了。“不是没了,是流转了。”同村的村民周茂荣从旁解释。

  “说起来还是流转好,年轻人出去挣得多。”倪镇才感叹。土地流转之后,倪镇才的儿子、媳妇去了杭州打工,一个月收入8000多元,流转之后的土地一年租金收入有一万多元。此前,倪镇才家里靠种地、卖粮食,一年的收入只有七八千元。

  在垫湖村,如今,像倪镇才的儿女一样,40多岁以及更年轻的村民几乎全部外出务工。“土地集中”所释放出的农村劳动力,则是整个泗洪县近年来推进城乡统筹的必然结果。

  泗洪县县委书记徐德告诉本刊记者,“土地流转”前,县委的调研结果显示,大多数农民不愿种地、老一辈农民无力种地和新生代农民不会种地等问题十分突出。以“一家一户”为特征的土地经营模式,已不能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需要。

  2011年10月,泗洪县开始推进适度规模农村土地流转,一批批粮食生产、加工龙头企业,种粮大户闻风而至。经营规模在万亩以上的大型农场成方连片。

  离开土地后,大批劳动力被释放出来,泗洪县很快通过推进工业项目集中,大力发展工业企业,使其在本地得以消化。随着收入翻番,工作环境的改善,农民有了“定居小城镇”的需求。

  眼下,泗洪县的土地流转与集中居住,在有规模地推进,只是推进的模式比推行之初已发生微妙变化。这种变化,或是为了尊重农民意愿,或是为了防控风险。

  2013年,中国城镇化改革拉开了大幕。中央政府已将“新型城镇化”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也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 当城镇化改革大幕拉开之时,这场关乎“三农”大变革中,作为被改革主体的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呼声不能不关注。泗洪县在探索新型城镇化的道路上,以其多元化的探索而赋予了自己一种特殊的使命感。

  老屋、新屋、“零过渡”

  56岁的付玉门每天在“新屋”和“老屋”之间穿梭,“新屋”是位于汴水新村80平方米的安置房,老屋在家里世代居住的石集乡李台村,有7间小屋。

  付玉门所在的石集乡,是泗洪县境内最早开始土地流转的试点地,直到目前,付玉门与李台村近60户村民在土地流转后仍然保留着原居住地的老屋,没有拆迁。

  付玉门与60多户同村农户属于泗洪县第一批纳入集中居住的对象。当时,村干部反复上门做工作,苦口婆心说政策,用处却不大。毕竟故土难离,李台村很多农户直接表示“不能拆”。

  付玉门清楚地记得,为了动员农户参与集中居住,安置房的开发商甚至邀请包括他在内的农户们去饭店喝酒。

  “几十年的传统观念,光是嘴上劝,没用。”泗洪县石集乡统计干部陈富刚感叹。骑虎难下之际,先行试点的石集乡出台了前所未有的“集中居住”政策:即使房屋没有征收,农户也可以按照政策先行购置安置房,享受购买安置房的优惠补贴。

  这种同时保有“老屋”、“新屋”的模式,当属泗洪县在探索“人口集中”过程中,适时作出的政策调整。因为政策的灵活性,一些农户陆续被吸引,在没拆老屋的情况下,先购买了安置房。进入安置小区实地感受后,农户们感到,自己的选择,算是没有亏。

  “当时买安置房的时候,750元每平方方米,总共才6万多元。我经常说,这房子不是买的,是拾到的。我有不少邻居,家里一次性买了两三套安置房。我因为家里只有一个孩子,不符合分户条件,只能买一套。”付玉门一家四口如今住在80平方米的二室一厅,他仍希望改善户型大小。

  当“集中居住”的优势变为实实在在的感受,付玉门说,同村的60多户未拆迁农户如今都已预定了安置房,就等着老屋被征收了。 “但并不是农户提出要求就立刻有房安置,而是根据政府建设完成的安置房数量,依照能够安置的户数来完成逐步征收。”陈富刚说。

  “这种规划安排实现了‘零过渡’。”陈富刚说。传统的“征收”和“建设”同步模式,拆迁后的农户往往需要一年的等待才能住进安置房。这期间,要么住进政府建设的过渡板房,要么借住在亲戚家,居住条件相当拮据。

  现在的“集中居住”安排模式发展为:一旦某安置小区建成,能提供多少套房,就依据此数量,选择那些村的户数满足安置条件。由乡里提供计划,村里自行组织拆迁,农户可一步到位,实现入住。

  洗脚上楼的成本

  51岁的刘毅明刚搬进泗洪县汴水新村的安置房时,颇觉不习惯。同村的一些邻居,则在小区里四处拉设晾衣绳,冬天来临,更有不少人在高层住宅的楼下烧起煤炉做饭,烟熏火燎。

  “洗脚上楼”、“集中居住”,对于散居惯了的农户而言不是件容易事。住了半年多,生活习惯才渐有改变。“我们也有了物业,原来的村干部成了物业管理人员,小区的垃圾定期有人回收,卫生有人打扫,我们也不得不注意起来。”刘毅明称,现在小区里,没有人会乱扔垃圾了,井然有序的整洁生活,农户们都适应了。

  这种适应,得益于社区环境的舒适和管理。走近汴水新村,整齐干净的水泥路面,即使雨天也不会积水,城市社区所具有的运动设施、警务室、配套的农贸市场、社区服务中心、超市、卫生室、停车场等公共服务设施,在这里也一应俱全,并且都在20分钟内可以达到。

  “最方便的是,每天送孙子上小学只要走不到十分钟的路,而且一所更大规模的学校正在附近建设。”刘毅明说。

  以上的配套设施,在泗洪县境内的每个集中居住区,目前已经及时建设和配备到位,条件稍好一点的集中居住区,还建有污水处理厂、健身房,公交车也直接通到家门口。

  根据泗洪县县长徐勤忠提供的数据,截至2013年7月底,全县小城镇新建、续建住宅小区138个、330万平方米,新建、续建农民集中居住区84个、201万平方米,新增集中居住人口17.63万。

  华灯初上时,集中居住区前的广场上响起了健身舞曲,农家大叔大婶随着翩翩起舞。在垫湖村的居民广场还配备了露天电影,老人、孩子围坐大屏幕前十分热闹。

  刘毅明对生活环境很满意,略感不满的是自己一家六口人住在80平方米的户型里,实在有些拥挤。而当初选择安置房户型时,政府只提供了这一种面积的户型,没有更多选择。

  陈富刚坦言,汴水新村第一期500多户,确实存在户型单一的问题。吸取了过往的经验,汴水新村安置区的第二期、第三期安置住房,设计提供了三种面积的户型选择,从小户型到大户型基本满足了各类型群众的需要。

  63岁的周家华一见到记者,就抱怨起“土地集中”、“集中居住”之后,家里开销大增。刘毅明也有同样的想法,事实上不少来自不同村落的居民都有相同的感受,“上楼”之后消费翻番,每天吹着空调,耗着电,去超市购物多了,大鱼大肉也吃得多了。

  开销增加之后,随之而来的是收入必须增加。可是,“土地流转”之后,依靠什么来提高收入,以弥补生活开支的增加?成了农户们最为头疼的问题。

  离开土地,就等于少了束缚?

  付玉门已经记不清土地流转前,家里确切有多少亩土地。因为早在十几年前,他就承包了水塘,养起了螃蟹,做起了水产生意。一年靠卖螃蟹能有5万元左右的收入,而土地收入早已不是家里的主要经济来源。

  “土地流转后,每年的土地租金还有农业补贴,都会准时打到账上,我也不去管,因为最多够我的酒钱。”付玉门笑着告诉记者,他现在外出在建筑工地做电工,一个月收入在5000元左右。

  付玉门认为,如今的收入提高,多亏了“土地流转”。原来家里有那么十几亩地的蔬菜,每年得有四五个月喷药、除草,主要靠他和老伴来种植,根本没有完整的时间去打工。

  “农村里有一种观念,就是家里只要有一两亩地就不能荒掉,庄稼长不好会被人骂死。结果守着地忙得要死,一年还挣不到一万元。”付玉门感叹。

  像付玉门这样的中老年人,出于无奈在家乡种地,而家里的孩子早就不会种地了。这种现象在“土地流转”之前,在泗洪县境内也极为普遍。对于付玉门这样的农户而言,虽然祖祖辈辈被土地控制着,但在近年来的现实中,全家人在收入上对土地的依赖程度非常低,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土地流转后,付玉门如同摆脱了束缚,终于可以甩开膀子“干活”,一年的收入一下蹿上了10万元。泗洪县县长徐勤忠表示,截至今年7月底,泗洪县全县土地规模流转面积累计达到94.37万亩,共有17.5万农民直接脱离承包田。

  这些释放出来的劳动力,主要转向企业务工或从事三产经营,比从事农业生产每年可增加约50天时间,增加收入5000元左右。也有6%的农民返聘到流转土地务工,每人每天能得到50~80元的薪金。另外,还有8%的农民选择了自主创业,基本实现了人人有事干、个个有钱赚。

  外来务工可以说是“三集中”之后,农户增加收入的主要途径。而对于不愿意离开农村这片土地的农户而言,他们也有着自己增收的新方式,就是向职业化农民的方向转化。

  成为职业化农民的可能

  在垫湖村见到51岁的周茂荣时,他正忙着修理自家的播种机。100多平方米的屋子里,堆满了零件。“我家里现在有4台大型机器,播种、撒肥、开沟等等,只要跟种地有关的,就提供一条龙服务。”周茂荣描述着。

  “土地集中”前,周茂荣家里只有一台小型播种机,因原来的土地地块小,比较分散,通常是刚播种完一亩四分地,又得开着机器空跑五六里地,去另一地块再播种几亩地。效率低下,又挣不了几个钱。家里有三个孩子在上学的周茂荣,非常焦虑。

  “土地集中”后,泗洪县境内的“小田”变成“大田”,原有的农业生产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一批批粮食生产、加工的龙头企业,种粮大户闻风而至。经营规模在万亩以上的大型农场成方连片,土地集中,极大加快了农业现代化进程。农业机械化种植有了可能。

  2013年泗洪县已流转58.34万亩土地的泗洪,使用大型农业机械耕种、收割、脱粒、烘干等新行当应运而生。对于像周茂荣这些留在家中的离地农民,泗洪县针对实际情况,培育农民尝试职业化路径。

  村组干部牵头成立劳务合作社,有组织地在土地上务工,这部分农民人均年收入可达6000~8000元;或是有组织地成立农机合作社、农技合作社、水利合作社等,让农民群众在土地经营服务中获得更多的收益;或是有组织地安排农民进入县经济开发区。

  周茂荣在这场农民职业化路径的探索中,尝到了甜头。自去年开始,周茂荣加入了垫湖村新成立的农机合作社,整个合作社共有30多人,40多套农业大型机械。

  “今年已经种了8000多亩地,合作社一出去就是个团队。撒肥的人开撒肥机,开沟的人开开沟机。凡是有土地集中的地方就有我们的身影,虽然不是种自己的地,但工钱算得不错,悬根、撒肥、播种等一套工序做完,平均一亩地能挣58元。”周茂荣说,农机合作社在不断培育下,已经是一支职业化的队伍。

  大规模机械作业使得周茂荣这样的农民,不再是“弯腰驼背,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形象,而是增添了更多的专业化技能。

  随着土地集中,形成连片规模,大型机器一天能完成播种近600亩耕地。周茂荣的收入也随之翻番。“今年两季的收入达到20万元,不成问题。”周茂荣说。

  目前,泗洪全县已产生近300个劳务合作社、农机合作社等。去年,泗洪全县农民人均纯收入9435元,同比增长15.2%。

  然而,与周茂荣同村的周家华,对流转前的16亩土地,仍然非常依恋。年过60的他,对机械等专业化农业技术并不熟悉,也已过了去工厂应聘的优势年龄。周家华依靠在建筑工地打零工,每天收入在130元左右,但是,他非常担心随着年龄的增长,今后的收入不可持续。

  “再给我20亩地,我还能种。”在调研过程中,不少60岁以上的农户,与周家华一样,表达出了传统的“恋地情结”,觉着“手里有粮,心里不慌”。在泗洪县土地流转过程中,这部分人群占到近5%,如何保障他们的后续生活,有待政策细节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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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杜伟纯) 原标题:泗洪县的新城镇化多元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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