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画
徐鹏飞
和少儿出版一样，少儿电影的质量和品位，直接影响3亿儿童的文化素养和价值取向
一味地追求低幼化，“蹲下来说话”，导致国产少儿电影“姥姥不疼，舅舅不爱”
单纯追求票房，导致进口少儿电影一放就是一个月，国产少儿电影却大多数只能“一日游”
中国电影进入黄金机遇期，已为世人所瞩目，自不待言。然而，一则调查结果让我们警醒并深思。北京师范大学黄会林教授组织的一项“影视对未成年人影响”调查显示，在针对北京8个城区25所中小学8至18岁少年儿童的问卷调查中，对中国电影中的国家形象和华人形象的认可率只有55%左右，相反，对美国电影中的美国形象认同度却高达73%。美国电影凭借大投资、大制作、大明星在中国强势出场，通过银幕在青少年的头脑中不断地拷贝美国价值观。相反，中国银幕上的中国文化传统和核心价值观未能得到有力而强势的体现。
中国14岁以下的少年儿童有3亿之众，面对如此庞大数量的孩子—祖国的未来、民族的未来，电影人有责任为他们提供优质电影作品。
近几年国产少年儿童电影的产量平均每年有50部左右，动画电影15部左右，而能进入影院让孩子们看到的不超过10部。与此同时，好莱坞大片《功夫熊猫》系列、《疯狂原始人》，可以说是横扫同期国产电影市场。外国大片可在影院放映一个月左右，而国产少儿电影幸运的能有“几日游”，大多数只是“一日游”、“一场游”。多数国产少儿电影，我们的孩子们难觅真容。可用两句话概括中国少儿电影的生态景象：一是中国孩子吃外国“奶”长大，就要接受外国文化的潜移默化，对中国文化缺乏感情和认同；二是中国孩子吃国产劣质“奶”，营养失调，健康堪忧。
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尴尬的文化境遇？首先要问，谁在掌控孩子们看电影？首先是中国影院的经理们，他们决定孩子们能看什么样的电影，从而培养了孩子们的电影品位。影院经理的判断标准是什么？多数是根据上座率，什么电影好卖上什么，急功近利忽视社会责任，这是由中国电影产业的生态大环境和文化产业的大环境决定的，影院要追求利润的最大化。
谁在掌控孩子们看电影？还应追究到少儿电影制作者和创作者身上。从制作角度上看，少儿电影的制作费普遍投入很低，小成本，小制作，小打小闹。很难请到有成就的编剧、导演和明星。少儿影片虽然数量上“繁荣”，但由于创作者们压低成本，创作总体上粗疏、粗糙、缺乏想象力，孩子们不愿意看，成人更不愿意看。缺少扛鼎之作和引领之作，中国少儿电影公信力亟待提升。
中国少儿电影创作出现窘境，而且这种窘境还要延续较长时间，除了市场原因—缺少少儿电影流通渠道，还缺少少儿电影创作的稳定队伍，甚至没有国有少儿电影制作机构，就连曾经辉煌一时的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也不复存在了，令人惋惜。
出现这种创作窘境，就创作自身而言是因陷入创作误区造成的。其误区之一，是一味追求低幼化浅阅读。误以为少儿电影就是创作姿态低，把“我蹲下来对你说”当作少儿电影创作的正宗姿态，结果造成了少儿电影作品低幼化、浅薄化。既低估了孩子们的想象力，又排斥了成人观众群，造成少儿电影姥姥不疼舅舅不爱、谁都不喜欢的尴尬窘境。其实，优秀的少儿题材作品既针对少年儿童，又吸引成年人。更何况，在文化消费上，大多数孩子不是独立消费群体，要靠成人引领，成人陪伴。电影《哈利·波特》的观众群覆盖世界、长映不衰是文化奇观，因为它营造了一个神奇的小孩与大人都喜欢的魔幻世界。《千与千寻》创作于日本发生金融泡沫之后，宫崎骏创造了千寻，让她去寻找自己的生命力，最后告诉日本国民我们要找到自己的生命力。其中传递的思想，既是说给孩子们的，又是说给大人们的。伊朗大师阿巴斯的少儿电影作品，他的后继者马基德·马基迪的作品，以及巴西的《中央车站》，法国的《放牛班的春天》，这些经典少儿电影既滋养了少年儿童，也启迪与温暖成人。
创作误区之二，是重迎合轻引领。少儿题材电影创作注重少儿的观赏兴趣，注重他们的心理、情感和娱乐需求是必须的；但一味迎合，等于放弃了对孩子们的精神引领。一味强调“我的少年我做主”，一味张扬特立独行自私自利，是失误；热衷于表现时尚，张扬物质主义、享乐主义，排斥理想精神，更是失误。视崇高为过期美学，满足于世俗欲望，倾心书写小市民，让英雄退位，让市侩登场，让欲望狂欢，这些创作倾向不利于塑造青少年正确人生观和价值观。少儿电影创作不能一切为了吸引眼球，一切为了追求票房。比迎合重要的是引领，要培养他们健康的欣赏趣味，培养他们向上向善的人生观念和价值观念。开启心智重在引领，这是创作者的责任。少年智则中国智，少年强则中国强，应该成为创作者和制作者的座右铭。
面对少儿电影文化窘境，政府主管部门应该进行宏观调控。让中国孩子能吃到中国优质“奶”—能看到国产优秀少儿电影，在市场环节采取各种扶助政策和监督政策，保证国产优秀少儿电影具有优势排片比例；不能让国产优秀电影有创作无出路。少儿电影的生态环境应综合治理，中国少儿电影创作希望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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