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孙乐涛
果然，又见“真相帝”，又见“道德癖”。
9月25日，夏俊峰被执行死刑。此后的十几天里，争议并未随他的辞世而终结，反而达到了又一个高潮。
这些争议主要包括几个方面：一是夏健强画作的真伪问题，是否有人代笔；二是伊能静收夏健强为义子是否“作秀”、“别有用心”；三是夏俊峰被执行死刑的当日，夏妻张晶转发一则吁求最高院刀下留人的微博，配图是另一城管执法案的主角崔英杰。这是否意味着张晶有意欺骗公众、诱导舆论的质疑？
另外，还有人翻出《南方周末》一年前一篇描写看守所生态的报道，里面提到夏俊峰，说同屋的人认为夏是“底眼儿”，“没什么能耐，小心眼，爱吹牛，自尊心还挺强”，曾经向其他人吹嘘自己有黑社会背景，认识流氓大佬，有一次单枪匹马平息了一起很大的黑社会火拼。
这些议论都指向了一点，就是夏某、夏家以及支持他们的人有道德污点，因而，这些人的所作所为就不值得信任，据此就可以颠覆他们之前自我塑造与标榜的形象。
夏家人“污点”辨析
先对这几个争议略作辨析。崔英杰案与夏俊峰案是近年来两件非常类似的小贩杀城管案，二人都是做烧烤的，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与同情，对二者有所混淆的普通群众，应该不在少数。而一些微博、小的都市报及网站用错照片，除了无心之误，也可能存在有意误用的情况，如同揭发者所说，崔英杰闭眼流泪的照片比较有冲击力，能够迎合舆论传播规律，增加同情分。这种有意作为当然是错误的，任何时候都不应为了达到宣传目的、或者基于道德热情而篡改事实。但传播者的这种道德问题与夏案本身公正与否实无关系，它们会削弱为夏某辩护人群的公信力，但却不是夏某死得其所的证据。
而且，大量一拥而上谩骂张晶认错老公的人，都无视一个事实，即张晶转发的那条微博其文字与配图的一半内容是讲临武瓜农案，并未说另一部分配图就是夏俊峰，即使张晶知道那人是崔英杰，也无在微博里声明那不是夏俊峰的必要，她或许是以为作者在列举城管问题的受害者，这也在情理之中。更重要的是，当时是9月25日夏俊峰被核准是否死刑的前夜，万分紧急，这几个小时内张晶的微博很密集，不断在“跪求最高院刀下留人”，人情所至，难道会如谩骂者要求的那样，在这个时刻做冷静、谨严的信息传播研究？
关于夏俊峰“底眼儿”的问题，更是无需大惊小怪，他本来就是个底层混生活的小人物，本来就不是什么英雄，虽然有人想放大他，通过他来发泄自己的情绪，但杀了人，对他与他的家庭都是个莫大的悲剧，丝毫不值得庆幸。底层人有底层人的生活之道，吹嘘一下自己会武，能摆平黑社会，可以吓住别人，不被欺负，甚至小小地欺负一下其他老实人，这种“底眼儿”，比比皆是。即使夏某真的就是这种“底眼儿”，他的“英雄”形象坍塌了，他是有“道德污点”的人，他也不因此就命不足惜了。
至于夏健强的画作，不过是临摹名家的构图，以及一些画笔受到老师指点而带了一点成人因素，就被上升到真伪、代笔这样的大是大非问题，“惊天阴谋”都要呼之欲出了。而实际上，这只能说是一些稚嫩的少年宫儿童画习作，一个有些天赋、学画数年的孩子达到这样的水平并不稀奇，而且张晶微博中很早以前也多次说过一些画是模仿几米的。谁在学画过程中没有模仿过名家、没有受到老师指导过呢？如果出版的画册里没有注明这些，算是犯了错误，但也不因此就构成惊天动地的“颠覆”。
陈义过高，反受其害
抓住批判对象的一个道德瑕疵，甚至并无事实根据，仅凭对“动机”的恶意揣测，就对自己看不惯的人或事进行全面否定，这也正是国人由来已久的传统。伊能静在9月25日宣称收夏健强为义子，资助其学费，就被质疑作秀：“你怎可能这么好心舍得这些钱呢，别有用心。”
类似的质疑在中国社会可谓不绝如缕。比如2004年丁磊为印度洋海啸灾民捐款1000万元，据说他曾为此犹豫了一天。他担心的是，人们会不会问，如果真心做好事，为何不匿名捐款？捐这么多钱是为了出风头还是斗气？为什么捐给外国人，而不捐给中国人？以后国内遭遇灾难，你会捐多少？等等。捐款之后，果然这些质疑与抨击一样不少地都来了。
近年来，曹德旺、陈发树等几乎所有的企业家、名人做慈善都曾遇到过这样的强烈质疑，以致冯小刚大发脾气：“不捐钱不慈善什么事都没有，一捐钱做慈善就挨骂遭质疑。原来文艺界一说捐款一呼百应，现在谁也不抻头，都怕捐了钱还挨骂。捐少了说你抠门，捐多了说你显摆作秀。什么他妈的鸟风气？”
这种风气，源自一种根源深厚的“道德洁癖”的社会文化心理，即你要当一个好人、一个英雄、模范、清官、慈善家，那就必须通体无瑕，毫无阴暗面，从外在行为到内在动机都要严丝合缝地符合最严格的道德要求。
这种文化心理的形成，既受到20世纪一味鼓吹“大公无私”的革命文化传统的影响，也受到传统儒家深厚的道德理想主义的支持。儒家对人性持比较乐观的看法，认为成为“圣人”至少是士君子、读书人的人生目标，而这个目标在现世中是可以达成的，宋明儒学中一些派别甚至有“满街都是圣人”的说法，这与基督教人与神有质的差别、人不可能成为神的幽暗人性观是相当不同的。基于这样的看法，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人的道德要求往往陈义过高，给人们设置了极高的道德义务，事实上经常脱离了实际的人情，根本无法做到。
无法做到，标准又不能降低，就会出现普遍的弄虚作假现象，反而产生大量的伪君子，所谓“披服儒雅，行若狗彘”，“满口仁义，一肚盗娼”，道德状况反不如标准低些好。而“道德”，在这种状况下，成了打人的棍子，而且每打必中，因为无人能达到这样的标准。
而且，这种文化心理还经常带来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动不动就逼人自证清白，自证清白甚至成为每个人对所有人的一项义务。这首先是基于一种幼稚、肤浅的人性观，即你既然是一个好人，那就是完全通体透明、纯洁无瑕的，没有任何“不可告人”的东西，因而自证清白是一件很简单的事：你没做过亏心事，为什么怕把自己的一切都向公众袒露、接受人们的审查？你拒绝这样做，就是心中有鬼，就肯定存在弄虚作假，鉴定完毕。
而实际的人性状况并非如此简简单单、一清二白，人性中有很多灰暗、幽深甚至难以言说的地带，像文艺创作过程就带有神秘色彩，连作者本人也说不清楚，并不能像实验室做实验那样把一个过程一点不差地复制出来。所以在很多情况下，尤其是牵涉情感、意志、创作的时候，自证清白并不是件容易的事，甚至陷阱重重。要判断这些东西，需要更加成熟的心智，而不能要求当事人像生产线上的工人那样做自证表演。
而且，在这种幼稚、肤浅、带有部落思维的人性观念下，自证清白被变成一项义务，狂热的道德洁癖者动不动要求一个人从里到外向外界袒露，以一种社会运动的方式胁迫每一个人都符合其要求，脱胎换骨，变成通体透明、一片光明的“新人”，这就是极权主义运动。无疑，道德洁癖蕴含着导向极权主义的危险的种子。
近来有关夏案的这种种争议，从中都可以看到这种在中国社会文化心理中根深蒂固的“道德洁癖”的影子：打着寻求真相的旗号挥舞道德大棒，求全责备，抓住当事人的一个道德瑕疵来否定其一切作为，遇事揣测动机，先行“诛心”，动不动要求当事人自证清白。这是一种相当不健康，也很危险的社会心态。
正视人的复杂性，既看到人的勇敢无私的一面，也体恤人的自私、懦弱甚至阴暗的一面，应该是一个成熟的现代公民的基本素质。关于这一点，《吕氏春秋》里讲的一个故事或可给我们一些启迪。
鲁国有法律，如果鲁人在外国碰到同胞落难沦为奴隶，只要把这个人赎回来，就可以从国家取得金钱补偿。有一次子贡做了这事，却高风亮节，不要国家的补偿，结果被孔子骂了一顿。孔子的意思是说，你不要国家的钱，为自己赢得了赞扬，但同时也抬高了大家对“义”的要求，往后那些赎人回来向国家要钱的人，会被国人嘲笑，责怪他们为什么不像子贡那样，这样，以后大家对落难的同胞可能就装作看不见，没人拯救他们了。
这例子说的就是道德上陈义过高，反而会遏制现实生活中的善行，正如当今许多人对富人行善动辄质疑“作秀”、“沽名钓誉”一样。其实，如果这样的慈善活动既帮助了穷人，又为自己起到了“公关”、“营销”的效果，实现了双赢，何乐而不为，何必揪住动机不放，动辄诛心？
(来源：时代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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