癌症“济”与“防”

　　癌症“济”与“防”

　　“只有对引起癌症的慢性感染、吸烟、环境污染等进行全面预防，才有可能逆转癌症高发之势。这才是破解癌症社会负担的根本之道”。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张冉燃

　　在50岁这年，高俊山领教到生活狰狞残酷的一面——他被确诊罹患膀胱癌并发生肺转移。

　　高俊山是北京市通州区永乐店镇一大队村民。他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他的父亲还需奉养，儿女尚未成家，他实在想不通为什么是他摊上这个“缺德病”。

　　高俊山觉得自己一家要被这个“缺德病”压垮了：“为了治病，我已经掏空家底，现在还欠着4万元外债，而且以后每个月的化疗就要1万多元，这笔钱从哪里来？”

　　《2012中国肿瘤登记年报》显示，高俊山所患的膀胱癌，其发病率位居全国肿瘤登记地区恶性肿瘤发病率的第9位。这种与环境、生活方式有关的恶性肿瘤，死亡率呈上升势头。

　　高俊山的主管医生、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肿瘤内科主任医师王子平告诉本刊记者，对转移性膀胱癌患者而言，全身化疗是目前能够延长其生命的主要治疗方法。

　　而高俊山遭遇的灾难，正越来越多地降临在普通人的生活中。全国肿瘤防治研究办公室副主任陈万青说，我国每年新发癌症病例约312万例，因癌症死亡约200万例。这意味着，全国每分钟可能就有6人被诊断患有癌症、4人死于癌症。

　　当越来越多的生命不得不跟治疗费用对峙，当新一轮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持续前行之时，人们会追问：社会能够为“又病又穷”的高俊山们提供哪些帮助？如果哪一天这样的情形落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会不会跟他一样感到无助？

　　癌症负担

　　高俊山是2012年2月因小便出血才下决心去潞河医院看病的。在潞河医院，他被确诊为晚期膀胱癌。

　　直至目前，膀胱癌仍是我国最常见的泌尿系统恶性肿瘤。

　　与膀胱癌一道，包括肺癌、胃癌、肝癌、食管癌等在内的癌症发病率正呈持续上升和年轻化趋势。

　　陈万青援引北京、天津、上海等11个肿瘤登记处自1988年至2007年的癌症登记数据说，我国居民的部分癌症发病率总体呈持续上升趋势，不同年龄段癌症发病的构成比呈现前移趋势，“这表明中国部分癌症发病有年轻化的趋势”。

　　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署进一步预测，2010年，中国新发癌症病例数约298万人；到2020年，中国每年新发癌症病例数将激增至约388万人。

　　事实上，中国癌症的发病率在全球仍属中等偏低水平，令人忧虑的则是中国癌症的死亡率不断走高，且高于全球平均水平。

　　根据我国在上世纪70年代、90年代和本世纪初开展的三次全国性死因回顾调查，在上世纪70年代，我国每年死于癌症的人口约70万，在上世纪90年代初，我国每年死于癌症的人口已经大致为120万，到本世纪初的2004～2005年，我国平均每年死于癌症的人口再度攀升至约170万。

　　《中国卫生事业发展情况统计公报》显示，自2003年以来，癌症连续在城市居民死因中位居首位，在农村居民死因中居前三位。

　　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署估计，中国恶性肿瘤世界人口标化发病率（181.0/10万）接近于世界平均水平（181.8/10万），但人口标化死亡率（124.6/10万）却高于世界平均水平（106.2/10万）17%左右。

　　与此同时，中国面临着“穷癌”（发展中国家癌谱）与“富癌”（发达国家癌谱）共存的局面，控癌形势十分棘手。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院长赫捷告诉《瞭望》新闻周刊，综合三次全国性死因回顾调查的结果可以看到，一方面，以发展中国家为主的消化道肿瘤在我国居高不下；另一方面，在发达国家居民中高发的肺癌、乳腺癌、结直肠癌等亦呈明显上升趋势。

　　癌症发病率、死亡率的不断升高，给中国造成的疾病负担十分惊人。

　　陈万青说，根据1993年第一次全国卫生服务调查结果，中国疾病的经济负担为3203亿元，占当年GDP的9.3%，到2003年，这个数字已经达到1.2万亿元，占当年GDP的10.3%。其中，癌症的直接经济负担为284.5亿元，间接经济负担为583.99亿元。“这意味着，癌症以868.49亿元的总数在疾病的经济负担中位居首位。”

　　显然，癌症“高发病、高死亡、高消耗”的势头，已经是社会的一大隐患。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公众不禁“谈癌色变”。

　　医生的尴尬

　　高俊山觉得他的家庭已经因为自己身患癌症而摇摇欲坠了。

　　在确诊晚期膀胱癌后，潞河医院的主管医生决定为高俊山施行电切治疗手术。

　　电切治疗手术是一种微创手术。手术用的膀胱镜（即电切镜）上带有电切环，当电流通过时，电切环能够切除膀胱肿瘤，并烧灼组织进行止血。

　　怀着巨大的心理压力，高俊山在潞河医院完成了3次电切治疗手术。

　　“3次手术大概需要15万元钱，我自己花了8万多，这就基本掏空了家底。”高俊山说。

　　3次手术却没能稳住高俊山的病情，癌细胞仍然在他的体内慢慢滋长。

　　2012年12月，高俊山来到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接受治疗。

　　在这里，高俊山不得不接受一个事实——目前唯一能够延长自己生命的，就是全身化疗。

　　高俊山的化疗周期大约每月一次，每一次所需检查、化验等费用大约1万多元。

　　今年，高俊山已接受7次化疗，费用总额近10万元。每次住院化疗，仅押金就需支付2万元。

　　高俊山的儿子大学毕业报名参军，为了给父亲治病，儿子把2万元优抚金和4年大学返还的约2万元学费全部取出。高俊山说，他是靠着儿子的钱才完成了今年的4次化疗，另外3次化疗，高俊山全靠借债——到目前为止，他已经向他叔叔家借了1万元，向小姨子家借了1万元，向自己妹妹家借了2万元。

　　除了向亲戚借钱，高俊山唯一的办法就是向政府求助。

　　王子平说，高俊山最初的两次化疗用药，使用的是常规化疗药物，该药属医保报销范围，高俊山的花费相对较少。然而，两次治疗结果显示，高俊山的病灶出现新的转移。这意味着，这些相对便宜的药物对高俊山疗效不好。

　　“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如果仅仅因为这个药便宜、能报销，我就还让他继续使用这个药，既不符合医疗原则，也很不人道，因为这个药对他没有效果。”王子平表示。

　　科室在讨论高俊山的病情后，考虑用紫杉醇类药物进行后续治疗。

　　幸运的是，紫杉醇类药物对高俊山疗效确切，肿块开始缩小。但问题是：由于该药的说明书上并没有包括膀胱癌的适应症，尽管疗效显著，但按照目前医保政策，该药被列入自费药物范围，不能予以报销。

　　这让医生感到尴尬：“如果不给他换用药物，病人的治疗就没有其他机会，但是真的给他用这个药，对他来说又确实花费甚大。”

　　王子平也曾帮助高俊山打听有没有相关科研项目招募志愿者。“如果有相关科研项目，患者也恰好符合适应症，患者参加临床研究就能减免不少检查及治疗费，这是我们医生能够为患者做的努力。”

　　据王子平介绍，高俊山这样的情况并非个案。“比如，临床上有一种诊断叫做原发灶不明肿瘤，因为没有哪一种药物的适应症中包含有原发灶不明肿瘤，所以对这部分人而言，使用目前国际上广泛应用的化疗药物几乎都不能报销。医生知道他们其实挺‘冤’，但医生除了呼吁医保政策能考虑这些患者的情况，尽量为他们解决一些实际困难外，并没有太多办法。”

　　由于医科院肿瘤医院是三级医院，根据新农合相关报销政策，高俊山在这里发生的每一笔费用，都必须自行垫付，此后，对于超出起付线的费用，在扣除自费部分后，其余费用可按一定比例报销。

　　以高俊山最近一次治疗费用的报销清单看，这次发生在2012年12月的治疗，共发生医疗费用7382.95元，实际获得报销2825元，报销比例约为38%。

　　迫于住院押金、自行垫付、报销比例等的重重压力，高俊山夫妇向不少部门咨询求助。“我们经济条件不行，报销比例对我们来说还是少”，高俊山说，“我们想政府能不能让我们跟一些透析患者一样，享受二次报销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