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级城市不是随便建的
《瞭望东方周刊》：前些时间，曾提出再建十个区域性城市群，也有报道说现在144个地级市规划建200余个新城新区，还有国际化大都市规划频现，还要盖世界第一高楼。在新型城镇化时期，如何看待这些现象？
徐匡迪：这是一种肤浅的误解，世界级城市不是随便建造的。
首先，这个城市的产业必须融入全球化，成为世界经济的一个结点，世界性城市不是靠基本建设建起来的；第二，一个城市的人口规划必须要和城市产业发展相适应，要有提供足够多的就业岗位的产业，以维持市民的正常生活。
关于城镇化的问题，实际上前段时间有个误解。现在全国来讲刚超过50%，东部地区的京津唐、长三角、珠三角基本上都完成了城镇化。但是现在中部地区误解为：因为城镇化率高，所以经济发达，这是错误的认识。首先是经济发达了，才能城镇化率高，不能本末倒置。
有些地方在执行中央决策时，出现了偏差，这是中国的一种常态。因为国家是从全国的高度、从长远的发展历史阶段来看，从整个国家利益来看。地方上，只是从他局部的利益，甚至任期以内自己的利益来看。这确实是有矛盾的。
所以我想，只有通过党的群众路线教育，通过宣传，让大家都认识到城镇化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让人民群众来监督。地方政府再打着城镇化的旗号把农民赶上楼，就行不通了。
城镇化确实是拉动内需的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因为城镇化的居民消费主要从市场上获得，而农村主要是自给经济，所以城市化的社会和农业化的社会消费水平有很大的差别。
从统计数据来看，全国大中小城市一起算进来，城市居民消费大概是农村的2.5至3倍。如果只是北上广大城市，要在十倍以上。中国要发展，城镇化是很重要的。但是，城镇化不是人为造成的，是市场规律造成的。要想提高城镇化的比例，必须要有城市里面的就业条件，有好的生产消费条件，才能做到真正的城镇化。
所以，我们反复说城镇化不是人为造成的，反复说城镇化是人的城镇化，城镇化不是造城运动，更不是造新城运动。现在，很多城市的领导把精力放在造新城上，对旧城的改造漠不关心，其中一个原因还在于棚户区的改造成本很大。
《瞭望东方周刊》：现在也有质疑，认为现在存在着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城镇化是房地产的城镇化，也就是在建设中为了快速拉动经济，把城镇化变相为拓展土地财政，您怎么看？
徐匡迪：这和我们的财税制度有关。现在地方政府差不多一半靠土地财政过日子。因为工业的增值税75%给中央，营业税给中央50%，只有个人所得税完全归地方，但是大型国有企业所得税都归中央，所以这是分税制度的问题。当时分税制推广的时候，土地财政还没有实行，现在要进行深入的研究。
新型城镇化任重道远
《瞭望东方周刊》：最后我们回过头，总结一下未来的城镇化建设中，我们应该注意哪些特别突出的问题？
徐匡迪：首先，要清楚地认识到，“半城镇化”人口大量存在，城镇化质量并不高。城镇人口中高达三分之一的农村流入人口无法享受城镇户籍待遇；大量新生代农民工不可能返回乡村，城镇内部存在反差巨大的二元结构。
其次，资源环境约束瓶颈突出，“生态环境危机”空前严峻。快速城镇化造成土地、水资源和能源的高速消耗，区域性复合型大气污染事件频发，并达到历史最严重水平。
第三，区域发展不平衡，城乡发展差距显著。中西部地区城镇化发展滞后，城乡差距不断扩大，城镇化发展严重忽视县域、乡村发展和对农业现代化的服务带动。
再次，资源、资本、人才和科技等过度向大城市集中，县和村镇发展严重受阻。特大城市“巨型化”发展，无序蔓延；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受到种种限制。
第五，城镇公用设施建设严重滞后，交通拥堵、安全隐患等“城市病”凸显。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欠账严重，大城市交通严重恶化，缺乏整体应对措施，城镇运行安全隐患日益突出。
第六，历史文化和自然遗产破坏极为严重，动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基。牺牲自然和文化资源追逐经济利益；文化审美和价值观扭曲，现代城市文化亟待建立；文化破坏从城市向乡村地区蔓延，仅存的乡土文化遗存岌岌可危。
第七，城市公共管理水平低下，应对群体性突发事件的能力明显不足。一些地方只顾追求企业和房地产发展等经济利益，忽视群众利益；城镇管理水平低下，数字化、精细化、智能化水平不高；科学决策缺失，应对群体性突发事件的能力明显不足。
最后，地方政府推进城镇化发展的观念存在严重偏差。一味追求城镇化速度，人为地“推进”城镇化；急功近利，热衷于“造城运动”；推动城镇化发展的路径单一，盲目攀比，脱离实际。
中国城镇化是和经济增长连在一起的，现在我们7.5%的经济增长，大概每年城镇化能提高0.5%至0.6%。以后我们速度会再放慢，如果到了2020年以后，是6%到7%的经济发展速度的话，城镇化速度就会减到0.4%~0.5%。因为GDP增加一个百分点，大概提供120万个就业岗位，没有足够的就业岗位，就不能实现城镇化。
提出所谓多长时间实现城镇化，我认为这是对经济学很不了解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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