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北京10月25日电(记者 周锐)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刘伟25日指出，尽管中国连续多年采取了一系列的减税政策，但是企业的赋税压力并未减轻，税收占GDP的比重也在不断上升，这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市场需求尤其是消费需求的增长，中是我国长期以来主要依靠投资需求扩张拉动经济的重要原因。因此，合理控制财政收入在GDP中的比重是中国未来的改革方向之一。
刘伟是在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央广网主办的《大国大时代—中国经济十月谈》系列时事报告会说这番话的。今天围绕着“博弈谈—中央和地方，事谁干？钱谁出？”的主题，刘伟发表了题为《我国现阶段财政支出与财政收入的现状》的演讲。
针对目前中央和地方财政的博弈情况，刘伟认为更重要的问题是，中国经济目前存在严重的结构问题，比如政府、企业、居民这三者关系中，长期以来政府财政增长速度快于GDP，GDP增长收入快于居民收入。
刘伟指出，未来，中国财税体制改革途径在于，政府职能的转变和伴随市场化进程实施的公共财政建设。他强调，如果市场化不深入，政府职能转变滞后，政府仍然承担着投资主体、社会保障、基础设施、民生服务等大量的社会经济责任和职能，市场机制难以有效发挥作用，那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不断上升的势头就不可能扭转。
在今天的会议上，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也发表了题为《财税体制改革基本思路和要点》的演讲。
对于财政收入在GDP中的占比问题，贾康指出，中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994年的10.8%逐步上升到2012年的22%，应该说仍然属于恢复性增长。即便是按照全口径方法统计，目前中国所有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大概为30%左右，相比发达国家财政收入占GDP约40%的标准而言并不算高，目前中国总体税负水平仍处于合理区间。
不过贾康也指出，当下中国税制结构存在改进的空间。他介绍说，中国目前主要征收流转税，即在商品的生产、流通环节进行征税，作为价格构成的一部分，包含在商品售价中。因为1994年分税制改格时，绝大多数人没有房屋等财产，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工资，工资水平不高，人们的收入差距也不大，缴纳个人所得税的人非常少。所以，当时主要在生产和流通环节，向企业征税。但这就意味着我国商品含税高，这会造成中低收入阶层消费大众的税收痛苦指数高。
贾康表示，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富人阶层不断壮大，人们拥有的财产也在不断积累，当初的税制结构需要进行调整。中国需要逐渐提高财产税等直接税的比重，降低总体税痛水平。
而对于财税体制改革的设想，贾康认为，要构建财权与事权相匹配的财税体制，这需要合理界定各级政府的事权，中国地方财政合理的分税分级体制是形成中央、省级和市县这三个层级，一条可行的路径是，推行财政级别的扁平化，推行“省直管县”、“乡财县管”，在此基础上实现省以下实质性的分税制度，在三级构架下，各级政府职能需进行调整，即每级政权都要有合理的事权。
贾康强调，与事权相呼应的是财权，财权配置最关键的是配置税基，即哪些税种给中央，哪些税种给省级，哪些给地方。贾康建议，对于工商业不发达、但资源富集的西部地区，通过启动资源税改革，使资源税成为西部地区的地方支柱税种。而东部地区，则可以通过房产税的试点改革，探索将不动产税打造成其支柱性的地方财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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