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叶飙
1980年代学英语流露着封闭已久的国人对英语世界的好奇；1990年代学英语渗透着类似《北京人在纽约》这样的文化冲突焦虑；2008年之后，学英语则出现了“渴望将中国的繁荣传递给外来者”的自豪。
“昨天的英语节目是你们做的？”
1982年1月6日，中央广播事业局（现并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局长张香山走进中央电视台电教部办公室，劈头问了句。
导演徐雄雄和同事们面面相觑。就在前一晚18点20分，他们改编的英语教学节目《Follow Me》（《跟我学》，下简称《跟》）在央视一套开播。
徐雄雄支吾着承认，节目利用英国BBC的现成材料编制。“没动用外汇，只花了些人民币。”同事正要过来打圆场。
“我看了，”张香山转身就走，丢下两个字，“很好！”
谁都没料到后来的轰动。中国日报（China Daily）同年报道说，“《跟》在中国拥有一千万观众，与我国现有的电视机台数吻合。”
政治的乌云才刚拨开一道细缝，学习英语的狂热洒遍大地。
随着出国潮的兴起和考试制度的确立，这股狂热被饥渴已久的土地吸收、固定，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不变的风景；而回溯三十载，狂热之下的潜流，似乎很早就露出了端倪。
“来杯杜松子酒吗？”
1981年9月，Katherine Flower来到北京。这位说话慢条斯理的红头发伦敦姑娘后来给自己起了个中文名字：花克琳。
距离这个庞大国度的轰然转向才过了3年。1978年，国家公派出国选拔考试恢复，中国向41个国家派遣了480名留学人员。当五十多位赴美公派留学生参加完卡特夫人为邓小平举行的招待会后，他们甚至分不清服务台里各自大衣的归属——所有西装和呢子大衣都由教育部统一拨款定做。
当他们在大衣上写下各自名字时，时代的变化已难阻挡。《北京日报》在1978年刊出文章，号召“努力掌握外国语这个武器，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贡献自己的力量”，科学大会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同年先后召开。
交融的通道一旦打开，就迅速扩大。到1985年，中国共派出公费留学人员20000人；更重要的是，就在花克琳抵达中国的1981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自费出国留学的暂行规定》，真正点燃了热情，托福考生人数很快从当年的285人上涨到1986年的18000人。
也在1981年，首批公派留学人员之一的胡文仲由澳大利亚回国，担任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副主任。出国前，他还在建国饭店的外语教材会议上将群众对英语教材的期盼形容为“等米下锅”，现在，机会摆在他面前：徐雄雄在BBC考察时看到了《跟》的样片，登门邀请老同学胡文仲，与曾经的法国版主持人花克琳一同制作中国版节目。
《跟》卖去日本时，创收数十万英镑；英国方面揣测，封闭已久的中国不会接受一套充斥着西方生活方式的教学片，因此只要价数千英镑，意外获得准入。
《跟》开播那一年，中国已有29个县市向外国游客开放，松下电器等国际巨头陆续挺进中国，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的交流都急需语言来架设桥梁，《跟》因而创造了一系列难以复制的神迹。
因为刊登了配套讲义，《电视周报》的订户一下子增加了50万；正式出版的教材，仅第一册就卖出上百万册；有远在乌鲁木齐附近的观众自己整理了节目脚本，还配上图；二机部自发成立了《跟》学习小组，把节目录下来，反复听、看，模仿演出，还专门邀请胡文仲观摩。
学英语热潮也获得高层背书。邓小平先后批示，留学生“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要摒弃极“左”思想，“留学生管理制度也要改变一下”，“不能这么死，跟人家搞到一块，才能学到东西”。
高层意志有力地推动这个集体主义气息仍浓厚的国度走向开放。“外出必须二人同行”、“不允许观看非新闻类影视节目”等规定逐步取消，学英语也渐成了时髦事。
《跟》开播那年，沈阳部队总医院的小战士董立征因为英语学得好，出现在《新闻联播》中；在对“青年先锋、时代楷模”张海迪的宣传中，时常可见自学英语、德语、日语、世界语的事迹。
1984年，英语作为一门主科进入高考。过了两年，职称评定也与外语水平联系了起来。
在冰雪初融的岁月里，《跟》还成了人们了解西方生活方式的窗口。在呼和浩特一家宾馆，服务员问花克琳，“你好，来杯杜松子酒吗？”伦敦姑娘最终得到了一杯茶——这儿当然没什么杜松子酒，服务员只是在练习节目中的台词。
“希望他听不懂”
上世纪90年代初，《跟》播出10年后，花克琳第一次回到中国，依然有人能认出她，偶尔也有不礼貌的——一位大街上的年轻人对她直言不讳，“你老啦！”——俨然在宣判一个时代。
刚过去的1980年代末，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先后实行；1990年，亚运会来到北京，这项如今看来规模有限的赛事，当时却是中国举办的第一次综合性国际体育大赛，掀起了英语学习的新一轮高潮。
举国同看一档电视节目的盛况一去难返。早从1985年国家放宽中国公民赴海外探亲条件开始，人们尽己所能寻找关系出国，已逐渐熟悉了另一个世界，应用上的需要将英语学习更深地嵌入到生活中，“疯狂英语”、新东方等民间英语教学机构不断崛起，而热潮下的潜流也初露征兆。
1993年，从美国回来的艺术家徐冰进行了一次势必争议缠身的行为艺术：在王府井大街的画廊里，他让印有拉丁字母的公猪与印有汉字“天书”的母猪现场交配。
陈丹青将之理解为“被西方惹恼了，同时生自己的气”。之所以如此理解朋友的心情，是出自自身的际遇。这位1982年抵达美国的画家回忆说，“我们以为可以跟西方交流，结果发现人家没意思要跟你交流，除非凑上去跟人家交流，用人家的那套话语交流——我们出国时的语言准备太不一样了。”
查建英将中国比作封闭已久的村庄，村里的能人到了别处，发现好多事完全在他的视野和想象之外，两者间的关系很不舒服，甚至紧张。
进一步交融中的挫折感，在民间层面以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的流行而普及，剧中的台词无人不晓：“如果你爱一个人，就送他去纽约，因为那里是天堂；如果你恨一个人，也送他去纽约，因为那里是地狱。”
尽管有伴随“英语热”而来的对西方世界的复杂心态，但英语却在社会上越来越热了。一个标志性的声音，便是李阳响彻全国的大嗓门。
“Never let your country down！我最能干！我最能吃苦！我一定能成功！”在导演张元1998年摄制的纪录片《疯狂英语》中，李阳带着学生们边晨跑边大声自励。一转眼，他出现在大庆市“铁人”王进喜的塑像前，拍着身边他请来的外教的肩膀，开起玩笑：“要利用廉价的外国劳动力，对不对？外国人没什么了不起——我希望他听不懂！”
从狂热到焦虑
当新加坡导演莲·派克2008年访问中国时，人们依旧为英语疯狂，可其中心态似乎又有了变化。她甚至拍了一部名为《为英语疯狂》的纪录片。
2006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重新编著了《跟我学》，邀请杨澜和花克琳出任主持，却难以复制当年辉煌。新世纪以来，国家的崛起与互联网的普及，同时改变着人们的心态和观念，不仅教学形式——连书名都过时了。
差不多就在新版《跟我学》发行后不久，位于美国圣地亚哥的“全球语言监测”机构公布报告称，英语正在经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变革，主要原因是中国大约2.5亿名学讲英语者的错误。
机构负责人指出，这个数字几乎相当于1960年代全世界说英语人数的总和，且还在不断增多，“由于中国增长的影响，它现在对国际英语的冲击比英文国家还大”。
按照机构当时的统计，自1994年以来加入国际英语行列的词汇中，中式英语贡献了5%到20%，超过任何其他的来源。
作为CNN和BBC曾经的主持人、记者，莲·派克此前频繁往返大陆和新加坡，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身边讲英语的人越发增多。这一趋势俨然在2008年达到高潮，老舍茶馆门口，服务员用一口京味的英语吆喝迎客，在烤鸭店、秀水街，人们不厌其烦地反复练习某个发音，派克感到惊奇，因为“任何国家都不会像中国这样，因举办奥运便会如此疯狂地去学习英语”。
“从学生到老人，中国人很明显已经患了英语狂热症。”派克说。
派克用镜头记录了那些互无关联，却都对英语有着超常热情的人。中医师老太太“玛丽”在院子里吃力地朗读，学习用英语问诊；志愿者“杰森”紧抓一切机会，寻找街上的老外操练对话；出租车司机孟师傅焦虑奥运近在眼前，在遮光板上遍布的毛主席像章照耀下，他费劲地边转动方向盘，边跟着广播念例句。他们都渴望将中国的繁荣传递给来者。
当年对英语世界的好奇心以及交流后产生的挫败感，随着国力的增强越来越淡。李阳的嗓门已然很大。这位北京奥运会英语口语培训总教练依旧奔波于各种演讲台上，以父母的恩情弄哭听众，然后宣扬，“我讲英语不是崇洋媚外，是可怜外国人不会讲汉语。”
出国越来越成为稀松平常的事。教育部2009年公布的一项数据显示，在834万高中应届毕业生中，因出国留学弃考的就有近20万人；有上海市重点高中教师透露，学校近三分之一的学生选择留洋读本科。
针对东亚各国普遍的“英语热”，厦门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周宁曾评论说，这些国家普遍拥有厚重历史文化积淀，又属于疯狂学习型民族，受到西方文化冲击后，急切希望迅速现代化，因而疯狂学英语；然而，接受西方文化后经历的痛苦调适，也令这些国家在努力学习的同时又对失去民族语言非常焦虑。
当相互比例发生变化，这种从视觉到心态的调适似乎已不仅出现在中国。
2000年，《疯狂英语》在多伦多电影节首映，座无虚席。片末，李阳以一贯的自信断言，“下个世纪将是全世界说中文的时代”，导演张元记得，全场哈哈大笑。
北京奥运会结束后，片子又在里斯本电影节开幕式放映。这次，没一个人笑了，“大家都默默地起来，很紧张地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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