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母语和本土文化让路？
英语减分语文加分，语文分值提高，两者此消彼长引发猜测。
“本来还想将语文分值提得更高。”储朝晖说，北京市教委征求专家意见时要将高考语文分值提高至200分，他当场就提出了反对意见，认为这会导致文理科的不均衡，也会拉大男女生的分差。最终面世的征求意见稿中，高考语文分值被定为180分。
北京市教委没有解释提高语文分值的原因，但在对改革方案的说明中强调，中高考语文命题都要注重对传统文化的考查，高考语文命题还要体现语文作为母语学科的重要地位，发挥语文学习促进学生逻辑思维能力发展的重要作用。
南方周末记者注意到，2013年教育部的“一号文件”也提出，要加强对中小学、大学语文和历史课程的整体设计和基本建设，探索通过语文、历史等学科“渗透思想品德教育”。
受访的教育政策学者多赞成强化本土文化教育。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程方平说，包括美国在内都意识到本土文化的价值，而中国的教育从内容、概念、语言、重点学科包括教中国语言的方式基本都是偏西化的，所以通过考试的引导加强语文没有什么错。而英语作为一门工具，被认为花费了很多时间。
雷庆认为，下降分值不是今后就不再重视英语，而是希望受到的关注低些，为英语教学、考试改革赢得空间。
首都师范大学副校长、教育学院院长孟繁华也受邀给北京的改革方案提意见。他认为，讨论语文加分和英语降分没什么必要，那都不是改革的真正目的，这次改革主要是通过考试改革推进教育公平，落实基础教育均衡发展，如方案中明确了加大优质高中学校的分配名额。
受访的英语教学和研究人士，多担心改革会造成英语被削弱。中国教育学会外语委员会理事长、国家《英语课程标准》专家组核心成员龚亚夫认为，将英语看作“工具”是认识的模糊，外语除了“工具性”还具有“人文性”。
曾经当过一线教师的北京市西城区教师研修学院一位英语研修员说，现在不少英语教师都担心降了分值，英语受重视程度会下降。他还提出，改革与素质教育的方向也存在矛盾：如果降低英语分值是因为减负，那提高语文分值又该作何解释？
国家基础教育实验中心外语研究中心秘书长包天仁说，靠降低英语分值解救母语是不可能的，如果不改变考试制度，怎么减分数都没有用，“现在整个教育都出了问题，不在外语一科。”
江苏样本：“基本和以前一个样”
对于北京的改革方案，无论支持者或反对者，都赞成英语有改革必要，也赞成从考试改起。
“基础教育阶段外语教学整体是失败的。”北京师范大学附中英语教研组组长周亚说，主要是受考试导向太严重，她认为要改变英语的现状，首先要改变现有的考试。
不改变考试，好的教材都难以使用。南京师大附中英语教研组组长程鸣从教三十余年，最认可1990年代学校从香港引进的一部教材，趣味性和话题的多样性让师生都出乎意料，“书的样子都很漂亮”。当时教育部规定的人教版教材无论从词汇量还是文章的知识点都要逊于香港教材，“但出于应试需要，很多时候教学中仍要使用人教版教材”。
早在2008年，江苏省就已下调了高考英语总分。
程鸣回忆，改革之初，老师们担心英语不再受重视，但5年下来，他发现，英语在教学中的地位并未受到影响，就连课时也没有减少。但改革本来希望能达到减负和提升素质教育水平的效果也没实现，“基本和以前一个样子”。
程鸣说，每次高考改革都是出发点好结果难满意，产生的新问题比解决的老问题更多。储朝晖的印象是，从1980年代到现在，英语教学改革断断续续搞了20年，感觉成功的不多，整体来讲，是英语教学和高考绑得越来越紧。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亓鲁霞自1984年开始参与高考英语改革工作，深刻领会考试对教学带来的影响。比如引入选择题，完全是为了淡化评分的主观性确保考试公平，而不是为教学考虑。没怎么读懂的，通过训练答题技巧也能蒙对。1984年的英语高考试题中增加了书面表达，也就是写作文，结果也不理想：由于考试只要写一百来字的短文，于是学生平时就练习写作这样的短文。
由此可见，要想把考试“指挥棒”固定在素质教育方向，并非易事。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程方平担心，“这次改革如果只是降分，而考试内容和招生制度不改，会葬送了改革。”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张连仲说，如果接下来的试题也跟着改革，真的可以很好地评价一个学生的英语能力，那么改革是有效的，如果试卷还是凭借突击就可以考过，考察的不是语言能力而是应试能力，那还是不能解决问题。
张连仲认为，北京这场改革其实充满了不确定性。冲击一定会有，学生可以多次考试，如果学生第一年就考过了，那么剩下的两年还要不要学？围绕考试这根指挥棒，会不会有学校在学生一入学的时候就分级，将成绩好的学生组成“突击队”，尽早通过考试？
储朝晖也持谨慎态度。他说，长期以来，人们以为高考改革阻力太大动不了，这时，英语迈开了一小步，其意义在于打破了一个迷信，说明高考还是可以动的。“但对后面的高考改革能起到什么作用，不能做过高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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