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英语”和“聋哑英语”的纠结
直到1977年恢复高考，中国重新回到世界舞台，对外交流大门被打开，英语才迎来了在中国的“黄金时期”。1981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自费出国留学的暂行规定》，国内兴起了出国热潮，其标志就是托福热。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英国广播公司制作的《Follow Me》（《跟我学》）于1982年在中国开播后，掀起第一波学英语的狂潮。有媒体做过统计，《跟我学》全国收视人群达到1000万，与当时的电视机持有量基本持平。在那个影视作品贫乏的年代，洋溢着英伦风情的《跟我学》甚至成为了一档文化娱乐节目。
步入20世纪90年代，人们学习英语的手段和方式有了更多选择，民间培训机构急速升温，各种英语学习法如“逆向式英语”、“四轮学习法”、“双向式英语”等层出不穷，“新东方”的俞敏洪和“疯狂英语”的李阳一度成为英语学习的偶像。
然而对于“体制内”英语教学而言，新的问题出现了。应试教育的主导下的“全民英语”受到不少诟病。调查显示，高校中有70%的教师对大学英语教学不满意，而最让他们不满意的则是大学生们普遍的“聋哑英语”现象（相关报道见第11版）。
熊丙奇认为，过去30年来我国虽然重视英语，但是也出现了双面的效果：一方面英语是改革开放的需要，作为培养国际化人才，外向型人才的工具，重视英语教育确实促进了国家的开放。然而同时英语也被当作了一种选拔人才和管理人才的工具。
英语助汉语走出国门
反对全民英语的另一个理由中，是英语的“过火”影响到了汉语的普及，降低了中国文化的安全。
对于这种观点，北京语言大学外语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宁一中并不赞同，他认为当下英语和汉语并非此消彼长的关系，学习本民族优秀文化和掌握外语技能本身不存在矛盾。关键在于根据社会的实际需求去考虑培养学生，提高质量。
事实上，当经济飞速发展的中国已摆脱一个多世纪前的积弱积贫，英语在这个国度的角色也在悄然变化。申奥成功后，北京在2002年全面启动了“百万市民学外语”活动。同样，上海为迎接世博会的到来，也掀起了全体市民学习英语的热潮。
牛道生认为，如果说出国热、考研热带动的英语学习过于功利，那么奥运和世博期间群众性的学习英语热情并没有太多功利色彩，更多的是自豪感的体现，很多人提高英语能力，只为能在盛会上一显五千年历史大国的风范。
与此同时，伴随着全球升温的“汉语热”，中国教育部于2004年创办的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国落地开花，而在向全球推广汉语和中国文化的过程中，英语正是作为一门重要的辅助教学语言。
同样，在被网络连接更加紧密的世界，汉语也正在逐渐影响着英语，“dama”（大妈）、“jiayou”（加油）等中文拼音不断成为英文单词，英语借鉴吸收的汉语词汇已呈越来越多之势。这些无不反映了中国对世界的影响正逐渐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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