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梧桐树下，一城风雨

　　南京：梧桐树下，一城风雨

　　南京在工业化的道路上狂奔，80年代还能坚持的一些规划原则，到90年代就完全守不住了。工业企业遍地开花，每个区都要搞“小而全”，高楼大厦无序地拔地而起，大量的梧桐树开始被砍伐。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刘伊曼 | 南京报道

　　秋天的南京，树叶已开始变黄。在互联网上，不少人又开始讨论南京的发展与梧桐树去留的话题。

　　2013年10月19日，南京市委宣传部新闻发布官方微博“南京发布”称，“南京将延续法桐的种植”。这条消息说：“法桐林荫大道这张让南京自豪的名片将得到保护和传承，特色道路如进香河路水杉、北京西路银杏等将加大保护力度，凸显中山北路—中山路—中山东路林荫大道系统，展现南京民国及法桐林荫道文化。未来主城内连接老城的重要道路将延续法桐种植。”

　　同一天，新华网消息，据中央组织部有关负责人证实，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季建业涉嫌严重违纪，中央已决定免去其领导职务，正在按程序办理。

　　两条同一天发布的消息旋即交织在一起，有媒体以“季建业为建地铁砍树引发集体事件得名‘季挖挖’”为题，回顾了两年前那场梧桐树事件。

　　钟山风雨后

　　在“六朝古都”南京，与梧桐树相关的记忆早已融入这座城市的历史，成为街头巷尾不可缺少的话题。

　　最为人们津津乐道的是种植于上世纪20年代的那一批法国梧桐。这些树沿着市区道路一直延伸到中山陵，是当年为孙中山“护灵”而种植的。经过岁月更迭和城市巨变，到21世纪第一个十年过去的时候，梧桐树已阅尽沧桑。

　　“直到经历了两年前那场保护梧桐树的行动，我才开始静下心来去思考和衡量对这个城市的情感，开始去反思人与城市之间的关联。”江苏电视台的导演王向群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60后”王向群生长于上海，对于南京的情感最初主要源于父辈的红色记忆。

　　他告诉本刊记者，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时，他的父亲正是35军文工团的一员。他们是最早一批进入南京城的军人。撤下“青天白日”、换上五星红旗，原南京国民政府的中央会堂就成了他们向南京市民传播红色价值观的舞台。

　　“我父亲他们在中央会堂里表演了《白毛女》，轰动全城，1000多名青年学生当即‘脱下皮鞋，换上布鞋’，跟着解放军走了。”在后来跟随参与南京保护梧桐树的活动中，王向群特意讲述起了那一段让他引以为傲、还亲手执导拍成过纪录片的历史。“因此，这座城市只能在我们手里变得更好，不能变得更坏。”

　　改天换日之后的南京，刚刚从战火的摧残中复苏。据《和彭冲在一起的日子》一书记录，解放军攻下南京后，刘伯承就任南京市市长，到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从外地运来数千株苗木绿化中山陵。进军大西南时，刘伯承又特地为南京人民捎来一袋树种，“希望南京成为一个绿树常青、环境秀美的城市。”

　　这本书同时记载，1953年，在一个“春寒料峭”的下午，毛泽东在当时江苏省、南京市几位领导的陪同下，登上紫金山天文台，“凭栏远眺，但见群山叠翠中的石头城却是灰秃秃的一片”。于是神态严峻地问了一句：“我们共产党人为什么不能把整个城市绿化起来？”

　　这一问，开启了1953年那场声势浩大的植树运动。从那时起到接下来的几年间，南京城的大街小巷逐渐绿树成荫，连广场和居民区有“缺”的地方，也被当作漏洞补上。不仅有梧桐，还有水杉、雪松等等。

　　“绿龙”消失

　　到1981年，改革开放初期，王向群来到南京上大学。之所以选择南京，是因为他觉得南京很美很宁静，古朴大气的建筑掩映在苍翠的绿荫里，很吸引人。

　　两年后，当时中国的“第一高楼”---南京金陵饭店建成。1985年，王向群登上金陵饭店顶层的璇宫，第一次从110米高空眺望整个南京市。

　　“看不到路面，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绿龙---建筑之间绿色的长龙，那就是街道。基本都是梧桐树，太平南路还有很多水杉。”他说。

　　欣欣向荣的城市在梧桐茂盛的掩映中茁壮成长，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城市的规划者们开始有了一些忧思。

　　时任南京市规划局局长的苏则民告诉《瞭望东方周刊》，80年代后期，南京市的重工业开始扩张，引入一些外资企业。这时，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和人口增加，既有的城市布局已有局限。

　　“90年代以后，更多的企业引进来。”苏则民说，“这是新的一轮发展浪潮。”

　　新的发展浪潮推着南京在工业化的道路上狂奔，80年代还能坚持的一些规划原则，到90年代就完全守不住了。工业企业遍地开花，每个区都要搞“小而全”，高楼大厦无序地拔地而起，大量的梧桐树开始被砍伐……

　　1993年以后，是梧桐树被砍伐的一轮高峰。马路中间隔离带上的行道树几乎被伐尽，时任市长王武龙因此被南京人戏称为“砍树市长”。十多年后，他因索贿受贿被中纪委调查，狼狈落马。

　　“以前中山北路上的梧桐都是六排，中间绿道上的树在那时候全部被砍掉了。”王向群告诉本刊记者，“在那以前，夏天的烈日下，人们在路上骑车也晒不到太阳，非常阴凉。下点小雨也淋不着。可是在那以后，‘绿龙’就逐渐消失了，不可挽回地消失了。”

　　1997年，苏则民对南京的城市环境与规划进行了反思，他撰文说：“在当前的建设中，‘目中无人’的情况也并不少见，诸如建大楼不留为人们停留所需的广场；为了满足日益增加的汽车交通而不惜砍掉行道树，挤掉人行道……至于现在公共设施的水平，无论功能还是外观都还是低层次的，主要是由于缺乏城市空间的概念。”

　　他直指城市建筑以过高的容积率和覆盖率侵占城市空间，是一种“短视行为”。

　　护树行动

　　又过了十余年，南京城并没有停下飞奔的步伐。到2011年，全市户籍人口600多万，已经是1949年的6倍；城市建成面积618.6平方公里，是1949年的15倍；地区生产总值达到了6145亿元，是1949年的3500多倍。

　　也就是在这一年3月，南京市民组织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保卫梧桐树”行动。

　　南京地方媒体一位亲历者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以前多年来陆陆续续的砍树，并没有引发人们足够的关注。但这一次，为了修地铁3号线和10号线而砍树，却是一个转折点，人们对“工地化”的城市非常反感，大树在粗暴砍伐后“横尸”街头的景象，更是严重刺激了人们的神经。

　　于是，以网络为依托，越来越多的市民、专家和政府官员开始加入这场激烈的讨论---城市的发展和树木的保护究竟是否矛盾？有没有工程方案可以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是不是为了保证“青奥会”就非得挖树赶工期？

　　这名记者，还有王向群以及他们的同事、朋友和更多不认识的人，在热议之下寻找到了共识，并且建立起了QQ群，主题很明确，就是“保护梧桐树”。

　　“3月初的一天，我下班回家经过总统府旁边的太平南路，发现这里的梧桐一夜之间全都被砍倒。”王向群告诉本刊记者，深受震撼的他在一个夜里看完《首都计划》之后失眠了，那是1929年编成的国民党政府对其首都南京的规划大纲，那个蓝图里的南京市，中式的建筑风格结合着西式的城市功能，空间布局有致，绿化体系完备……

　　“那天晚上，我发了一个微博，说明天我会在我的车上绑上绿丝带。以表明我作为一名南京市民的态度。”

　　接下来的几天里，绿丝带不仅绑在了王向群和很多人的汽车上，也系在不少市民的手臂上，挥舞在3月19日南京图书馆的广场，甚至别在了电视节目主持人的胸前。当然，还有新闻照片里，经过老师和孩子们的手拴在梧桐树枝干上的那些……

　　除了绿丝带，中央电视台的镜头还捕捉到了南京市民私家车上“爱我古都，保卫梧桐”的车贴。

　　“绿评”制度遭冷遇

　　对于保护梧桐树的意见，南京市政府迅速作出反应。3月17日，制定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古树名木及行道大树保护的意见》。

　　《意见》提出，要进一步增强全民爱绿护绿的意识，以关爱生命的理念关爱古树名木、关爱南京绿化。“城市中的古树名木、行道大树，不论其所有权归属，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砍伐、移植。所有市政工程规划、建设都要以保护古树名木为前提，原则上工程让树，不得砍树。经批准的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凡涉及到需移植古树名木或数量较多、规格较大的行道树的，应主动提出避让和保护方案，并与主体方案共同报批……”

　　3月18日，时任南京市长季建业发表电视讲话，进一步强调了市政工程要以保护树木为前提，“原则上工程让树”的承诺。

　　为了兑现承诺，南京市政府迅速出台了“绿评”制度，被选中的“绿评员”将对市政工程进行研究和评估，为究竟要不要移走树木把关。经过“绿评”的一些工程最终还是将部分梧桐迁走以保障市政工程，这时候，“护树”风波已经趋于平息，市民与施政者之间达成了某种妥协。

　　“我始终觉得，树木本身是不是被保护，迁走之后是不是存活了，并不是问题的关键。梧桐移栽之后的存活率并不重要，它在这个地方才是重要的，才是跟这个城市有关系的。”王向群说，“城市文化不光是地标性的建筑，一草一木都是它的组成部分。梧桐树更不一样，它是南京这座城市的文化标志，并不是绿化面积上一个讨价还价的数字。”

　　“绿评员”制度作为公众的环境意识与施政者建设热情之间博弈的产物，成为政府与民间沟通的一座桥梁，一直在南京市沿用下来。只是，在梧桐树风波之后，这个全国首创的“绿评”机制没有受到更多关注。

　　2013年9月，据当地媒体报道，南京市环境综合整治指挥部再次在全市公开招募50名绿评员，意外的是，一个月以来全市仅有17人报名。而市民对“绿评”制度积极性不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绿评”制度没有从规划阶段介入，而在工程的具体实施阶段很难有实质意义的“救树”能力，难免成为一些听证会上的装饰。

　　王向群说：“我很感谢那一段‘护树’的经历，它让我重新思考了很多事情。最初你可能会去怨恨一个决策砍树的市长，但是后来，你会思考更多机制上的问题。问题究竟出在哪儿，如果换了我来，是不是也会做同样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