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有个邻居的舅舅，在周口市公安局工作，这人当时是他心目中的偶像：“公安局里工作，那该是多大的官啊！”许家印大着胆子给他写了封信，信中大意是，想请您帮帮忙，在城里给自己找临时工。在那个年代，临时工一个月能挣10到15块钱，是个让人艳羡的美差。但此信寄出之后就石沉大海。
“那时候还是太单纯了啊。一个农村孩子随便给人写封信，怎么就可能找到城里的工作？”许多年后，许家印如此感慨。
无奈之下，他又呆在农村干了两年农活。这两年里，他几乎做遍了所有的农村工种，下地锄田，开拖拉机，甚至在生产队里挖大粪。因为文化程度高，他被重用协助生产队队长的工作，人家都不愿意干“掏大粪”这个活，他就要做表率。掏了以后，用桶挑到粪池里，做肥料。
他还做过农村里的保安，那时候叫“大队自保员”。几十个人，住在大队部的房子里，在地上铺上草，弄个通铺，就在那睡。平时负责维护村里的治安，谁家的猪羊把别人的田地搞坏了，就要抓回去。
直到现在，许家印看到公司里的保安，就如同看到当年的自己。“农村孩子在城里打工，不容易。”恒大的很多保安都是退伍军人出身，每年到“八一”建军节公司都会慰问，这已是惯例。一位公司高层对记者说，在地产圈里，恒大保安的待遇是最高的。
当然，这都是后话。
一直想逃离农村，在村子里当过驾驶员、自保员甚至掏粪工的许家印，直到1977年才等到把握自己命运的机会。
高考
1977年，许家印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马上兴奋地报上了名。不过，因为时间仓促，准备不充分，这次他没有考上。
第二年，许家印花了5个月的时间准备，回到高中的学校复习补课。因为回校复习的学生太多，学校没有住宿的地方，许家印就通过个人关系在学校附近的拖拉机站找到了一间破房子，拿了一床满是补丁的被子住了进去。
零下15℃的冬天，北风从早已破碎的窗子灌进去，冻得人瑟瑟发抖，他用纸糊了糊，硬是挺了过去。
吃得更差。每周背一筐地瓜和地瓜面饼，一瓶子盐，里面切一点葱花，再滴上几滴小麻油——这就是那个冬天他吃的“菜”和“汤”。现在的学生已经很难想象这样的场景：上课前把自己的馒头和饼子放在食堂，这堆饭食会被放在一口大锅里统一加热。学生下课后，都能找出自己的那份吃。
许家印记忆里最深刻的一个场景，是自己带到学校的馒头和地瓜饼，过了3天就变霉长毛了，即便这样他还是舍不得扔，洗掉霉点以后继续吃。由于营养不良，高中毕业一米七六的许家印，体重只有90斤。
受“文革”影响，多数农村学生的文化基础都非常差，恢复高考时比的是谁更聪明，学起来快。当时的许家印，数理化成绩突出，教物理的程老师和教数学的陈老师都很喜欢他，“物理考试他总是第一名，其它也都是前三。”老师回忆说。
1978年，许家印终于如愿考入大学，在人口达1000万的周口市，他的成绩位列前三。他也收到了父亲允诺的一份珍贵礼物——梅花表。十年前的一个晚上，还在读小学的许家印突然对父亲说，如果自己能考上大学，能不能送他一块当时很时兴的梅花表？为了激励儿子，父亲咬牙应允。
这一年，许家印并不是一个人在奋斗。
财经作家吴晓波在《激荡三十年》中记录了“1978”这个龙门陡开的年份：沈阳铁路局的工人马蔚华考入了吉林大学，21年后他出任招商银行行长；北京的中学教师段永基考入北京航空学院，后来成为IT界的风云人物；广东惠州的李东生则考入华南理工，后来他掌舵了TCL；而日后同为地产大鳄的王石，当时还在南方小镇深圳翻着一本已经破烂的《大卫·科波菲尔》。
时代已在他们背后，敲响了振聋发聩的前进大鼓。
卫生委员的青春记忆
这位清瘦的大学生，有一天将会发现，撕开蒙昧的视野，燃烧青春的热血，很多关乎未来的种子已在不经意中撒下……
四年大学对许家印来说，意味着日后对他作用巨大的几个词开始萌发：人情练达，数据敏感，郎平，热干面。
工作后的人都会感叹，其实大学传授的不仅是知识，更重要的是方法论和世界观。这个论断放在许家印身上尤其明显。
这是一个真正去魅的过程。这位清瘦的大学生，有一天将会发现，撕开蒙昧的视野，燃烧青春的热血，很多关乎未来的种子已在不经意中撒下—
比如他的职务是最苦最累的卫生委员，这让他练就了如何在“男人”与“女人”之间“周旋”，没有大学期间三分之二花在“准社会活动”上的锻炼，后来他也不可能在黑白交织的地产江湖中行走自如；
比如，他现在对部下负面素质的无比痛恨。对不诚信的员工，强势的许家印只给两条路：要么改变，要么被淘汰。他甚至还大张旗鼓地发起了“清除三种人运动”：人浮于事的人、不求学习和上进的人、想捞一把的蛀虫；
再比如，他对排球和“铁榔头”郎平鲜为人知的私人情感。他重金打造的由郎平领衔，冯坤、周苏红、杨昊等国手组成的恒大女排，十二战全胜，年初轻松夺得女排甲B联赛冠军。随后举行的冲A成功庆典，被描述为“资本、大气、高效、完美”——这也恰恰是许氏风格的重要一面；
再比如，现在他最喜欢吃的依然是他夜宵“主力”的热干面。
苦差事
许家印选择大学专业，有他自己的“小聪明”。动这种“小聪明”的初衷，仍然源于逃离穷乡僻壤、追求人生辉煌的愿望。
在武汉钢铁学院(现武汉科技大学)，他为自己选择的专业是冶金系的“金属材料及热处理”。原因很简单：毕业后不会再回到小山沟里去了——再差，也是个炼钢工人吧。
卫生委员，这个看起来不太起眼的大学职务，伴随了许家印的四年大学生涯。也正是这个极为琐碎的工作，对日后许家印为人处事影响深远。
他的大学老师孟宪昆向记者介绍，当时选干部有两条标准：一是重视学生的档案审查，也就是政治背景要好；二是看学生的第一感觉，通过谈话看他有没有为同学服务的热心。“学校不会给你什么好处，比如多一份饭票之类，就看你愿不愿意。”
卫生委员的一个重要职责，就是召集班里的同学打扫卫生。学校每周都有大扫除，校园分成很多片区，每个班级负责一片。许家印的差事实际上是个“求人”的活儿，到了大扫除的时候，他总扛着个大扫帚，朝着男女宿舍楼大喊：“打扫卫生啦！都快下来啦！”有时候男生下来，女生不太愿意下来。“许家印就一个宿舍一个宿舍去找，难办的事儿就交给他了。”不过在孟宪昆的印象里，许家印还真没抱怨过这个“苦差”。
“搞次卫生，一般需要弄2个小时才行。学校离江边近，当时那个排水沟都是没有盖的，每个礼拜都要清理一次，那个大桥，都是污泥。”孟宪昆回忆说。好在许家印是从农村来的孩子，这些活对他来说，并不算什么。
“卫生委员比任何委员都难做，因为打扫卫生是任何人都不愿意干的，许家印的组织能力和管理能力从那时候就开始成长。如果群众基础不好，或者跟其它各个班关系不好的话，也是很难的，这也让他人情更练达。”孟宪昆日后也意识到了这个角色对许家印的影响。
当然，做这些工作占用了许家印很多的时间。他后来回忆说，大学期间差不多三分之二的时间都用在班级活动和其他“准社会活动”上了。不过，凭着天生的聪明劲，他用别人不到三分之一的时间，保持了中上游的学习成绩。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孟宪昆说：“一个人世界观逐渐定型的时候，这些看似琐碎简单的经验，都有深远的味道在里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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