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8年《反垄断法》实施以来，国家反垄断行动从最初三年的乏善可陈过度到了今年以来的“高调”执法，涉及到的行业范围和企业属性也得以拓宽。未来如何触动传统的垄断行业以及更为顽固的行政垄断，本刊专访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副组长、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教授黄勇。
逆境中执法
《南风窗》：今年以来国务院反垄断机构加大了执法力度，涉及到了电子、通信、白酒、奶粉、药品等多个行业，发改委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局局长许昆林也表示，今后石油、电信、汽车、银行都在调查视野之内。现在三家反垄断机构有没有做出重点领域和重点行业的次序安排？
黄勇：中国《反垄断法》已经实施五周年了，三家执法机构的执法可以说都已经进入了一种常态。
发改委许局长提到的石油、电信、银行等行业都属于传统的垄断行业，不仅与老百姓日常生活有着直接、密切的关系，也辐射影响到广大企业的运营、发展，虽然这些行业在市场准入、定价机制方面存在管制，但也还是有反垄断法适用的空间。不仅如此，这些行业本身就是改革关注的领域，反垄断执法的积极开展还可以起到促进管制行业改革的功效。
再看商务部反垄断局的经营者集中申报审查，只要是达到申报标准的集中，经营者都要上报，实践中并没有太多就执法重点的主观判断。从实施效果上看，商务部截至8月1日已收到750余起企业并购的反垄断申报案件，对其中690起案件立案调查，其中既有具有重大国际影响力的大案要案，也不乏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手机通讯、饮料、电脑硬盘等案件。
此外，国家工商总局在整合地方执法力量，提升执法的专业性和优化执法平台建设的同时，也开始在着力调查利乐公司涉嫌垄断等重大案件。总之，可以预期的是，未来反垄断的执法工作将既有重点，又对各行各业保持常态化的关注，因此，企业都应该注意反垄断法的合规工作。
《南风窗》：三家机构有明确的分工，他们各自的执法有什么特点，在过去的五年中，有没有形成共识？
黄勇：在今年年初的一次国际研讨会上，我曾总结过三家机构的特点。从执法的数量和案件的影响力来看，发改委属于风生水起、声势强大；商务部办案量居首、激流勇进；工商局则是埋头办案、苦练内功。实际上，这几年反垄断执法机构的外部环境并不乐观，他们更多是在逆境中成长。2008年，《反垄断法》出台一个月后，就遭遇了金融危机。国家应对金融危机的手段、措施都是政府导向的，从四万亿的投资、地方经济的发展模式到产业政策的提出和实施，其背后的市场化理念和对竞争政策的考量都是不够的。各级政府在政绩目标的驱动下采取短期内提升GDP的措施，以强制性行政力量取代市场机制进行资源配置，使商品、资金、劳动力、技术、信息等要素无法真正流向那些具有市场竞争力的领域和企业。在这个意义上，《反垄断法》可谓生不逢时。迎难而上，三家执法机构也以行动表达了他们的态度。
《南风窗》：反行政垄断恐怕要面临更大的阻力，这五年里，公开报道的案例也只有广东省工商局查处GPS行政垄断的案例。
黄勇：的确，中国的《反垄断法》还承载着一个重要的职能，就是为了促进市场化进一步成熟，除了常规的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以及经营者集中这三项经济垄断行为的规制之外，还有反行政垄断的职责，这在《反垄断法》的第五章里有明确的表述，对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做出了禁止性规定。对于行政垄断的专章规定，是中国反垄断法不同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显著特点之一，立法的这一特殊安排也显示了行政垄断问题在中国的特殊性与重要性。
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央政府就一直强调打破地区封锁的重要性，发布了大量的政策性文件，前段时间国务院又专门发文要求落实相关工作，但是可以看到，我国通过文件打破地区封锁的效果并不明显。实际上，《反垄断法》对于规制行政垄断、地区封锁有细化、系统的规定，可以为瓦解地区封锁提供有力武器和法治保障，中央政府应该将《反垄断法》纳入其整治地区封锁的综合措施之中，彰显其效力，助力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全国大市场的建设完善。
我近期也向反垄断执法机构建议，行政垄断应该成为下一步的查处重点。反垄断法可以作为中央政府破除地方政府恶性竞争和减少经济短视行为的法律武器。对于执法部门来讲，肯定会有阻力，毕竟他们都只是部委下属的机构，而且在法律设计上，尽管《反垄断法》第五章有相关法律条文的列举和表述，但是对行政垄断实施主体的法律责任规定是非常弱的，第51条只是规定了执法机构有建议权。不过，尽管只是建议权，实际上也给了反垄断执法部门开展调查和违反定性的权力，如果执法机构去触动行政垄断顽疾的话，对于推动改革，特别是健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实现深化改革是能够起到辅助作用的。过去，我国治理行政垄断，更多是体现在政策性文件、部门规章以及《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个别法条中，目前，既然《反垄断法》比较完整地规定了这个内容，说明了当时立法之初，立法机构是有决心的。这种决心，应当在实施中贯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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