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11月12日电 英国《金融时报》网站12日刊发前德国国防部部长卡尔-特奥多尔·楚·古滕贝格所撰写的评论文章，古滕贝格在文中直指在美国NSA监听丑闻中，华盛顿方面与盟国之间缺乏沟通及其态度比监听本身更具有破坏性。
文章指出，安格拉·默克尔的手机遭到监听，大西洋两岸似乎一片大乱。美国国家安全局(NSA)监听丑闻牵扯到了德国总理，这严重损害了美国在欧洲及其他地区主要盟国心中的信誉，损害了后者对美国的信任。
当然，这并非美国与欧洲之间首次遭遇严重分歧：以伊拉克、关塔那摩和气候变化这几个问题为例，它们近些年均引发了大西洋两岸的情绪化反应。
文章认为，NSA丑闻的不寻常之处在于，它直接针对美国一些最亲密盟国的政治精英。在之前的危机中，即便是那些在某个特定问题上与美国公开闹分歧的领导人，也常常在幕后给予美国支持。以默克尔的前任格哈德·施罗德(Gerhard Schrder)为例，虽然他在2002年是以民粹主义反战政纲赢得连任竞选，但他的中左翼政府为小布什政府干预伊拉克提供的支持(包括情报共享和飞越领空权)，要远远多于他们敢于在公开场合承认的支持。
文章举例说，在以往的冲突中，大西洋两岸政治外交精英的务实专业精神，确保了冲突产生的任何后果在影响范围和持续时间方面都会受到限制，不会干扰盟国合作这一核心要务。这一次情况似乎有所不同。德国舆论领袖对关于监听的爆料感到震惊和愤慨，认为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基础受到了“严重动摇”。
文章指，问题很大程度上并不在于各国互相监听。坦率地讲，有哪个国家不监听他国？问题其实在于华盛顿方面的态度与沟通，那才是极具破坏性的。没错，考虑到欧洲自身监听活动的力度、以及一些国家的情报部门甚至向NSA提供支持的事实，有关方面作出的部分反应有伪善之嫌。但默克尔肯定感到在美国的监听行动方面受到了欺骗，因为当前NSA合同工、告密者爱德华·斯诺登最初的爆料浮出水面时，是她展示出了惊人的克制，在争取自身连任的同时努力稳定人们的情绪。
相比之下，美国政府对NSA丑闻的处理从一开始就显得相当不专业。巴拉克·奥巴马没有立即致电默克尔，而是等到媒体曝出整件事后，才指示他的发言人发表了一份软弱无力的否认声明，笨手笨脚地试图避免回答美国情报机构过去是否曾把默克尔当作监听目标。人们很难记起有哪位美国总统是如此地疏远盟国政府首脑。
那么，关于NSA的爆料会产生什么不良影响？文章列举道：首先，这起丑闻是在欧美合作需要强化之际发生的。以拟议中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为例：呼吁暂停乃至取消该协定谈判(这类谈判总是会很艰难)的将不再只是左翼人士，欧洲通常亲美的中右翼党派也会发出同样的呼声。
其次，欧盟与美国之间的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银行业数据共享协议可能沦为NSA丑闻的另一个(即便只是暂时的)牺牲品。欧洲议会以隐私担忧为由，敦促欧盟委员会中止该协议。作为美国“恐怖分子财务信息追踪计划”的一部分，该协议为美国财政部获取数以百万计的个别交易数据项提供了重要途径。德国政府官员似乎对采取这种反制措施持开放态度。不过，柏林方面刚刚同意推迟一年引入更加严格的、受到美国科技企业质疑的欧盟隐私规定。这就是政治实用主义。
最后，如果欧洲领导人在说服本国不情愿的公众从军事上支持美国时遭遇更大困难且积极性减弱，奥巴马政府不应感到意外。德国联邦议院对华盛顿的友善程度似乎正处于历史低点。德国在海外执行的任何军事任务，都需事先得到联邦议院的批准。
有必要记住的是，最能破坏民主国家间友好关系的事情，可能就是因盟国的行动而丧失(对盟国的)信任以及(在国内)丢面子。这两个相关的方面概述了NSA丑闻对跨大西洋伙伴关系(既包括个人、精英层面的合作，也包括更广泛的公共外交领域的合作)的潜在破坏性。
文章最后指出，目前，美欧之间最好是联合行动。这件事不仅仅是世界各国政府不得不应对的又一个问题。斯诺登的爆料(专家预计，斯诺登的爆料将持续到明年较晚的时候)还突显出IT业在塑造政治和公共政策方面起到的关键作用。企业收集、存储和评估大量个人数据的空前能力正在推动由政府向“谷府”(Googlement)的转变。这种转变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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