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韦托：“球”得新生
只有了解黑人和足球之间的联系，才能明白翻修这样一座足球场对于黑人以及以黑人为主的南非新政府的意义
维克托很骄傲。“世界杯的第一场比赛将在我家乡索韦托的足球城体育场举行。”这位黑人财务咨询师对《瞭望东方周刊》说，“索韦托历史悠久，名人辈出，那里有曼德拉和图图的寓所，而且那里的足球氛围浓厚，足球伴着我成长。”
不仅是揭幕战，本届足球世界杯决赛也将落户索韦托。对此，维克托显然有不少话要说，归结为一句索韦托获得这一荣誉实至名归。
如果说约翰内斯堡的埃利斯公园体育场是白人橄榄球的圣地，那么索韦托的足球城体育场则是南非足球以及全体黑人的神殿。
很多中国人也许会对足球城体育场有些许模糊的印象：1990年，曼德拉曾在这里发表获释后的第一次演讲；1996年，以黑人为主的南非国家足球队在这里夺得非洲杯。可以说，自1989年竣工后，20多年来南非黑人的重大活动几乎都在这里举行。
为了延续足球城体育场对于黑人以及整个南非的重要性，南非政府已投入巨资进行修缮，使它能够体面迎接世界目光。
不过，焕然一新的足球场虽然能够从某种程度上代表这个国家的蜕变，但它身旁那座巨大的黑人之城索韦托却仍在寻找新生之路。
“我们还能去哪儿”
索韦托留给维克托的印象就是足球。“我们曾经在尘土飞扬的大街上踢球，那时我们激情澎湃，因为足球是一种可以让你感到自由的运动。”今年已经40岁的维克托说，“它能够让我忘记国家和自己的不幸，做喜欢的事情，这是我最难忘的记忆。”
在那些日子里，维克托的家人去约翰内斯堡城区工作，给白人打工：为他们洗衣服、照看孩子每到夜幕降临才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索韦托。
索韦托位于约翰内斯堡西南方向16公里。上世纪40年代，约翰内斯堡政府需要将市内最大的一块贫民区黑人聚居区征用，并进行改造开发。于是他们在城市西南郊建立了“西南城区”来安置这些黑人劳工。索韦托“Soweto”就来自英文“西南城镇”“South Western Townships”三个单词的头两个字母的缩写连拼。
但维克托和他的黑人朋友对“Soweto”另有解释：So Where To，“我们还能去哪儿呢？”因为那时白人不准他们在城市居住。
旧南非的黑人土地都属于“公社”所有，这是一种类似部落的乡村集体组织，而国家对于这部分土地拥有征调权。由于白人的土地属于私有，政府只有不断通过“征调”黑人土地来满足发展的需求。
这样，随着城市里的黑人劳工不断被外迁，以及乡村“失地”黑人涌向大城市，索韦托最终挤入100万人口。
不过索韦托的形成与隔离居住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按照旧南非政府的设计：黑人不能随意进入城市，但是他们得到政府发放的通行证后可以到城市打工，就像维克托的家人那样。而政府甚至希望，这些进入城市打工的黑人在30岁后就返回家乡。
所以政府在郊区为背井离乡的黑人劳工建设集体宿舍。每到节日工厂休息后，索韦托的大多数黑人就会回到乡下家中，年复一年，整个南非的交通运输系统因此经历着艰巨考验。
在种族隔离制度废止20年后，索韦托的许多黑人仍住在“火柴盒”、铁皮屋或者“大象屋”里。“火柴盒”就是当年的集体宿舍；后来有人盖了许多简易房租给黑人，这些粗制的房屋都有微微拱起的屋顶，好似大象后背，由此得名“大象屋”；至于铁皮屋，则是黑人自己私搭形成的简易棚户。
黑人希望获得更高收入却陷入失业困境
这些在集体宿舍居住的黑人与留在乡下的黑人有所不同：他们必须在工厂中工作来维持生计，不需要政府提供社会保障以及福利。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促成南非经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快速增长。当然，还有几乎无成本的土地，吸引了大量外来投资。
1964年南非国民生产总值不到10亿美元，1972年超过21亿美元，到1980年已接近90亿美元。同时，贸易顺差从60年代末的不到10亿美元发展到1980年超过74亿美元。外国资本在此期间也蜂拥而入，有统计说1957至1972年间南非经济增长的40%得益于外资。
从1994年开始，10年间南非的GDP年平均增速仅为1.2%，大大低于南亚的3.7%和东亚的6.2%。
国际社会解除对南非的各种限制，却并没有促进其对外贸易的发展，南非的加工、贸易业反而开始萎缩。南非最引以为豪的加工制造部门，在80年代中期吸纳了12%的就业人口，到2000年这个数字已下降到7%。
种族压迫制度消除后黑人劳动力成本的提高，被认为是加工业萎靡的重要因素：当黑人们希望通过谈判获得更高收入时，他们面对的不再是全副武装的警察，而是小心翼翼的白人雇主。
结果，由于企业无力承担这部分成本，黑人不得不面对失业的窘境。在索韦托，即使最近这些年来就业率不断上升，仍有数据说40%的居民处于失业状态。
到2004年，距第一批黑人劳工被迫迁出约翰内斯堡100年的时候，索韦托对约翰内斯堡生产总值的贡献率只有不到4%，而其人口已占整个约翰内斯堡的40%左右。
1977年，维克托的母亲因参加反对种族隔离的政治运动，被迫带着他前往南非的邻国斯威士兰。维克托在那里受到良好教育，特别是学成一口流利的英语。1992年回国后，他在银行里获得了一份体面的工作。
“像我这样的人毕竟是少数，很多儿时的朋友虽然也在工作，但是他们没有足够的资格和能力。”他说，“这很可惜，他们接受的教育很少，所以怎么都赶不上整个社会的步伐，这很悲惨”
自1990年以来，索韦托的人们都期待着改变，也许世界杯是一个好机会看看那巨大的足球城体育场。
4.4亿美元拼接“非洲瓦罐”
翻新后的足球城体育场与作为2006年德国世界杯揭幕战举办地的德国安联体育场十分相似：无论是扁平的外形，还是由小碎块拼接成的外立面。
不同的是，安联体育场只呈现一种颜色：或者全蓝、或者全红、或者全白。足球城体育场的外墙则是赭红色和黄色相间，这使它看起来像一只巨大的非洲瓦罐。
设计者说，它可以将索韦托以及整个南非国家的历史碎片拼接起来。
拼接是昂贵的4万块大小不等的板材在奥地利生产，然后运送到1.3万公里外的南非。自2006年开始的翻修工程耗资4.4亿美元。新建安联体育场的花费约是4.7亿美元。
在南非，黑人提起焕然一新的足球城体育场都充满自豪：它比英国为2012年伦敦奥运会翻修的温布利大球场还要宏大。
只有了解黑人和足球之间的联系，才能明白翻修这样一座足球场对于黑人以及以黑人为主的南非新政府的意义。
的确，它看起来代表了整个国家的变化：足球似乎已经取代橄榄球成为南非“第一运动”；虽然，它仍然只是黑人的运动。
1996年，南非成功举办了足球非洲杯并夺冠，在那支队伍中有3名白人球员。14年过去了，南非足球国家队中白人达到4名增加了一人。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橄榄球队：当2007年南非队在法国再次成为世界冠军时，首发出场的15名球员中有两名黑人球员。
黑人和白人到今天也未能完全融入对方所钟爱的运动。比如维克托，当问到“跳羚”队时，他会礼貌而谨慎地说，他从电视里看到了1995年的决赛。它是支很好的球队，但除此之外，没什么特别的印象。
不过在谈到1996年足球非洲杯时，他的语调明显提高，充满了兴奋：“我很享受每一场比赛，几乎每一场比赛我都去看了。”
南非国家队在国际足联的最高排名曾达到前20名，现在已跌到60名以后。但是黑人们并不在乎这个排名：以白人为主的橄榄球队在1995年夺冠前与今天的国家足球队情况类似，黑人未必就不能上演奇迹。维克托说：“我希望他们能进四强，希望能有非洲球队夺冠。”
“曼德拉拯救了我的人生，他给每个南非人带来了自由，带来了梦想的权利。”维克托说，“他给我的人生带来了很多新机会，如果没有他我就不可能经商、赚钱买房。”
今天的维克托已经是准中产阶级的一员。不过，像大多数黑人一样，他认为自己真正的家仍在索韦托，而不是现在生活工作的约翰内斯堡城区。
因为曼德拉，黑人们的生活确实在发生改变，特别是那些因“振兴黑人经济实力计划”占有白人企业股份而崛起的黑人中产阶级。“夜幕降临时，他们会三五成群坐在酒吧里喝着威士忌，人生就像钻石一样熠熠发光。”他们因此被称为“黑钻石”。
2008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在4800万总人口中黑人中产阶级已达270万，接近十分之一，并以年均35%的速度迅速递增。
于是在索韦托的周边地区也开始出现精美的豪宅，车库里停着宝马、奔驰甚至劳斯莱斯。不过这些“新贵”与其他黑人正发生某种程度的分裂，因为更广大的黑人群体还在面临着失业和贫困。
据英国《经济学家》杂志报道，在约翰内斯堡证券交易市场上市的295家南非公司中， 4%的高级行政主管、2%的高级财务主管和15%的其他高级职务，是由黑人担任。
所以许多黑人称他们活在一个“卡布奇诺”社会：底部是黑色的咖啡，上层是白色的泡沫，最顶部则是一小撮装饰用的黑褐色可可粉。
让所有黑人的生活都发生变化，道路至少还要走一段，比如在索韦托开设更多超市。
在种族隔离时代，黑人商人要摆摊设点需要获得白人政府许可，交易物品也严格限制为块糖、玉米、面包等日常生活必需品。“与种族隔离时代相比，索韦托最大的变化就是多了很多商店。”维克托说，如果能有更多的工业公司进入索韦托，那里会有更大的改变。
政府的确在努力：他们在索韦托的开发区内发展轻工业，世界杯也带来了新的就业机会。但无论如何，这里仍是一个黑人之家。
已在约翰内斯堡城区居住的维克托说，他自己也有白人邻居，在街上相遇时也会向他们打招呼。“但是，”他略微迟疑后坦率地说，他还不会邀请他们到家里做客，或者一起看世界杯。（《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张欣）
面对世界杯的南非白人
白人的担心归根结底还是害怕失去自己所处的优势经济地位
电话那边的尤金惜字如金。
“曼德拉是一个伟大总统，他为这个国家做了许多贡献。”
“我生活在约翰内斯堡，感觉这个城市最大的变化是人越来越多了。”
“我的生活自1995年以来没有任何变化。”
“我跟我的黑人邻居相处得很愉快。”
“南非世界杯对南非来说是个很好的机会，我会去看他们的比赛。”
没错，这就是一个典型南非白人对于整个国家以及世界杯的看法。当然，在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时，他会以外交辞令般的语言来称赞某些人和事物。但从他的语气中，本刊记者感觉到，所有的事情仿佛都与他无关。
这并不奇怪。因为也许就在不远的将来，这位建筑师也会像许多南非白人那样移居海外，告别这个曾被他们的前辈主宰的国家。
世界杯能否改变他们的想法，哪怕只是延缓他们离开的脚步？
沉默的白人
与本刊记者采访时遇到的情况类似，刚刚从南非探访回来的《体坛周报》记者林良锋有这样一个感受：2010年世界杯让南非人特别是黑人觉得很有面子，但大部分白人刻意与这次盛事保持某种距离。
在为期几周的南非之行中，林良锋对与白人的几次接触印象深刻。
第一次是在林波波省立大学采访副校董兼校长时，林良锋邂逅了一位白人接待人员。他是一大群黑人中的唯一的白人，而且还没有权力。“可以明显感觉到他不想和我们说话。后来，我找了个机会问他，为什么在南非掌握决定权的都是黑人，白人绝大部分是副手或者下属？”他沉默不答。
另一次是在南非最大的野生动物园克鲁格国家公园。那里的白人工作人员更喜欢谈论橄榄球而不是足球。在他们看来橄榄球是“火星撞地球”，是男人的运动。说到足球，他们用了“Sissy”一词，意为：娘娘腔，胆小的男人。
“南非首次举办世界杯，很大程度上被视为黑人的又一次胜利和嘉年华会。”林良锋对本刊记者说，“南非的黑色绽放出耀眼的光芒，大大掩盖了白人在狭小的橄榄球世界取得的荣誉。”
南非的白人们对于足球世界杯的态度是复杂的，首先是有些不屑：足球怎么能够与橄榄球相提并论？“橄榄球的规则复杂，需要战术头脑，也就是说要聪明的人才能玩这项运动。”林良锋说，有人告诉他四分卫就必须牢记200多个战术指令。
不过，这又能怎么样呢？在曼德拉不再执掌这个国家后，白人们似乎缺少了90年代那样重视白人的感受。
“各部委里的白人一般干到相当于处长的位置就升不上去了。如果没有合适的黑人，哪怕位子空着也不会给白人。”一位常年在南非生活的外国人说。
农地都要变成国有资产
令一些白人不满的不只是在政府中地位的下降。
在南非华人圈里流传着一则故事：黑人经济振兴法案颁布之初，曾有黑人到白人公司门口，理直气壮地要求分得20%股份。
南非—中国经济文化交流中心主任顾卫平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虽然新南非的许多经济政策打破了固有平衡，减少了白人的收益，但“大多数白人还是认可黑人经济振兴法案的初衷的”。
根据南非就业平等委员会公布的企业就业平等报告：2007年企业界的最高管理岗位中白人占68%，黑人占19%，余下是有色人种和外国人。
而在技工岗位中，白人和黑人的比例是35%和45%。
显然，黑人经济振兴法案对白人触动不大，却使大量白人在90年代就向国外移民。等到新政府启动土地改革，荷兰裔白人更是用脚投票来表达不满。
新政府继承了被种族隔离制度严重扭曲的土地分配模式：白人占有87%的土地，人口占80%的黑人只占有13%的农业用地。
土地改革的目标是：到2014年将全国8600万公顷商品农业用地中的30%、即2586万公顷重新分发给没有土地的黑人。
实际情况是，到2010年，通过补偿、重新分配和收归国有的土地总数为590万公顷，不足原计划的四分之一。
高昂的地价是影响土地改革的重要因素。同时，由于缺少耕作技术，在黑人获得的590万公顷土地中，90%处于未耕作和休耕状态。
为推进改革，南非农村发展与土地改革部在《2010-2013年战略计划》中提出了新模式。其中包括将所有农业生产用地都变成国有资产，只有向政府交纳税费才能使用。
这政策直接威胁着世代作为农场主的荷兰裔白人。专家们担心，他们即使不使用武力，也可以影响整个国家的粮油副食生产供应。
肤色给所有阶层问题都蒙上了一层种族色彩
不少白人离开南非。总人口中白人的比重从15%下降到了11%。
约翰内斯堡大学教授索莱拉。曼巨对本刊记者说：“如果几十年来一直有人不断地告诉你，黑人是恐怖分子。那么黑人执政后，你自然会选择离开南非。”
而白人仍然占有优势地位，“如果驾车经过开普敦，就会发现在公路的一边是大片的白人农场，另一边的沙地中是黑人搭建的聚居区。”他说。
白人的担心归根结底还是害怕失去自己所处的优势经济地位。特别是黑人正越来越想改变这种状况。“黑人下层对政府的质疑不断上升，老觉得自己翻身做主人十几年了，还是一贫如旧。所以罢工潮不断，一是抗议政府不作为，二是要求企业涨工资。”上述那位常驻南非的外国人说。
黑人期待的“作为”大概就是像邻国津巴布韦那样，由黑人政府采取政策，从白人手里收回土地。
因为对政府不满，白人们在曼德拉时代形成的“新南非人”观念面临退色的挑战。他们中的一些人以“看笑话”的心态，注视着黑人对新政府的批评。离开南非是这种情绪的表现。
这种状况已经给年轻的新南非带来影响。根据美国《新闻周刊》报道：南非的2.5万名注册会计师中，目前已有四分之一居住在海外。工程师、医生、护士和会计师越来越供不应求。专业人才的缺乏又加剧了政府的危机。
2009年10月，南非两大安全部门各自公布了人员结构调整的目标。其中南非警察服务署计划把黑人雇员的比例由70.7%提高到79%，把白人雇员的比例由15.6%缩减到9.6%。此外是有色人种。这与南非总人口中黑人和白人的比例更趋一致。
国防与复员军人部则计划将黑人职员的比例从68%降低到65%，并将白人的比例由18%提高到24%。
这样，一边是白人在政府中的重要性被降低，另一边是已经有部门因缺乏专业人才而不得不提高白人的比重。
近年来南非陷入经济困境，失业率高达40%，贫困人口占总人口43%，传统的“非洲工厂”地位因印度等新兴大国产品的冲击而削弱。对此，右翼黑人将其视为白人统治的后遗症。
而右翼白人则认为，当年白人统治下的南非是非洲唯一的发达国家，如今的状况正好证明黑人不具备治国能力。
相互指责和对越来越少财富的争夺，正使一度缓和的种族对抗变得激烈但此时，黑与白所对应的，不仅仅是种族的分野，更多的却是阶层的隔膜。
“政府花了10多年时间，采取了一系列的经济政策，却换来了更高的失业率和贫富差距的继续恶化。”曼巨说，这是南非面临的最急迫的挑战。
如果单就贫富差距来说，阶层问题自然就是个大问题。但他说：“我们已经学会千万不要把南非的种族问题和阶层问题割裂来看。种族和阶层问题是个复合物，肤色给所有阶层问题都蒙上了一层种族色彩。”（《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张欣）
我来说两句排行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