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反腐剑指国企
本刊记者/韩永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12月3日，广西纪委微博发布消息：柳州钢铁集团董事长梁景理因严重违纪，被自治区纪委立案调查。上个月，他刚过了自己的59岁生日。
这是3天内宣布的第二起国企腐败案——12月1日，中纪委网站发布消息：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副总经理戴春宁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组织调查。
进入11月份，中国的反腐呈现出两个特点：一方面，针对官员的反腐行动继续发力，3位副省级官员相继调查;另一方面，国企高管也频繁事发。除了上述二人外，中远集团副总经理徐敏杰、中国铝业副总裁李东光和中海油运前总经理茅士家在此间被查。
据《中国新闻周刊》统计，自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已有17位副厅级以上国企高管(含副厅级)落马。
“擒贼先擒王”
与同期被查的官员相比，国企高管无论在职位上还是数量上都相差较大：十八大以后被查的副厅级以上官员有100人左右，其中省部级官员14位;而在17位被查的副厅级以上国企高管中，省部级只有中石油的3位副总。
而针对国企的反腐态势也较为平缓，无论是数量上还是级别上均看不出明显的变化。以近些年在国企反腐上表现突出的河南省为例，2013年副厅级以上国企高管落马1人，2012年有2人，2011年2人，2010年2人。
分析人士认为，这反映出新一届中纪委注重反腐效益的思路：对官员的反腐，尤其是针对高级官员的反腐，无论是从公众的反应，还是对官员的威慑力来说，都具有更大的效力。有人将这种策略总结为“打虎效应”。
从17位国企高管的行业分布看，其具有明显的窝案加全面开花的特点。窝案主要发生在两个公司：一个是中石油，一个是中国移动。这再次印证了新一届中纪委反腐的特点，即抓“典型”——前者是国企的“老大”，具有“擒贼先擒王”的示范效应，后者则因腐败问题频出而被外界瞩目。
对这两家企业，反腐都做到了伤筋动骨：对中石油的反腐，牵涉到两位集团副总、一位股份公司副总、一位总地质师和一位海外分公司总经理，并追溯到已经离任的原集团总经理。这种史无前例的反腐力度，不仅震撼了中石油，也对其它的国企形成震慑。
而中国移动则在此前已有十多位高管落马的背景下，今年又有广东、天津两家分公司一把手被查。其中，有多位管理人员落马的广东分公司，多年在中国移动业绩排名中独占鳌头。
这是中国移动在前两年整顿过后的新一轮反腐。2009至2011年，中国移动连续爆发腐败案，共有七八位高管落马。2011年11月，中央就中国移动窝案做出批示，要求中国移动认真吸取教训，并进行全方位整顿。
随后的一年多，中移动开展了涉及面甚广的整顿，重点瞄准物资采购、增值业务、信息安全和干部管理等方面。具体包括优化制度流程，降低招投标风险;加强集中采购力度;加强内部监督制约;严禁相关人员在评标前后接触当事人。与此同时，严格执行轮岗交流制度，多个总公司部门负责人和分公司负责人被调整。
但十八大后爆出新的腐败案，让人看到了这一轮整顿的局限性。权明富被查时，刚刚履任天津中国移动董事长1年多;而徐龙被查时，已在广东中国移动董事长位置上待了8年多。
中石油和中国移动腐败案，还让人看到了国企腐败的一个特点：集体腐败。在国企的制度设计中，通常会努力避免1人做出重大决策的情况，比如一项重大的采购项目，通常需要采购部门负责人、财务部门和企业负责人签字。但若三者联起手来，就能轻易地化解这个制度阻碍。在广东中国移动腐败案中，其董事长徐龙、计划规划部总经理孙炼和总经理李欣泽，被称为广东移动的“金三角”。
西北政法大学刑事法律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律师王荣利对2012年被公开报道的107例国企高管腐败案进行研究后发现，其中有24例是共同犯罪，平均每起案件涉及6.25人。
航运系统成为反腐重镇
除了中石油和中国移动，还有一个最近引发诸多关注的腐败的重灾区：航运系统。11月7日，*ST远洋发布公告称，公司执行董事徐敏杰正接受相关部门调查。徐的另一身份，是该公司的控股股东——中国远洋集团的副总经理。
11月24日，航运界网发布消息称，中海油运前总经理茅士家因涉嫌职务犯罪被有关部门带走。同一阶段被带走的，还有中海油运生产运营部副总经理刘厚平，以及前中海集运总经理贾鸿祥。
中远和中海，是中国航运界排名前两位的公司。在反映航运公司实力的集装箱运力世界排名中，前者位列第五，后者第九。
与中石油、中国移动这两家“不差钱”的公司不一样，受金融危机后国际贸易恢复缓慢影响，航运企业近几年大多惨淡经营。中远集团控股的中国远洋2011年亏损104.49亿元，2012年亏损95.6亿元，被人戏称为A股“亏损王”。如果2013年不能扭亏，将不得不退市。而中海集团旗下的两家上市公司，中海集运上半年亏损了12.66亿元，中海发展亏损了9.49亿元。
有人将中远与其他国际航运巨头的经营状况对比后发现，同样是在市场不景气的背景下，中远比其他公司的亏损幅度大。比如2011年，丹麦的马士基亏损了6亿美元，韩国的韩进海运亏损5亿美元，韩国现代商船亏损3.2亿美元，而中远亏损了104.49亿元。
据知情人士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这种相比同业更严重的亏损，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其较高的管理成本，以及因职权和管理漏洞而造成的利润流失行为。
中远集团的一位知情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航运业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是，拥有一定决策权的公司人员，通常会有一个体外公司，可能是自己或家人设立的，也可能是比较稳定的合作伙伴。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公司人员会将业务交给这家体外公司，买进或者租入的时候高价，卖出或者出租的时候低价，给体外公司留出超常的利润空间，并与体外公司共享这份超额利润。
对于航运公司来说，主要的资源有两个：一个是船，一个是集装箱，两者的买卖或者租赁，在市场价格波动的背景下，操作的空间很大。
茅士家被调查后，业内开始流传其亲属在外注册一家公司、利用其关系倒卖石油的说法，航运业一位资深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种做法一点都不稀奇。
任中海油运总经理时，茅士家管理着价值150亿元的70多艘油轮，世界排名前20强。作为总经理，茅士家在调度和运价上拥有很大的话语权，与国内油企的关系也非同一般。
2011年退休后，茅士家进入大连瑞海石油化工品船舶运输公司，成为这家民企的董事长。业务与其在中海油运多有重叠，利用的资源也主要是其以前的资源。
中远集团的二级公司——大连远洋原总经理孟庆林，则被指在退休之前已经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其资源主要来自于大连远洋。大连远洋在租船时，通常会用自己的公司作为中介，让其到市场上找船，将差价和佣金留给中介公司。此举虽在制度上被严格禁止，但集团公司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徐敏杰的腐败，则证明了“高薪未必养廉”的道理。执掌中远太平洋期间，徐敏杰一直是拿着中远集团最高的年薪之一。即便是在集团公司形势严峻、上市公司大幅亏损的2009年，徐敏杰仍然拿着519万元的年薪。
中远太平洋是一家经营码头的公司，通过对码头的控股或参股实现收益，在世界集装箱码头运营商中位列前五。徐敏杰2007年初上任中远太平洋总经理以后，选择了大规模的扩张之路。即便是在金融危机阴云压顶的2008年，仍以80多亿元的价格，拍得希腊比雷埃夫斯港口2号和3号码头为期35年的特许经营权。一位资深业内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可以预见行业低迷的大背景下，仍然大规模购入或参股码头，其经营的策略值得商榷。而据知情人士透露，此间不排除徐敏杰个人的利益考量。
在17位被查国企高管中，其所属企业处于亏损状态的，还有云南锡业董事长雷毅和中国铝业副总裁李东光。云南锡业2013年上半年亏损了9.6亿元，中国铝业2012年亏损了82亿元。
据业内人士披露，雷毅被查，与云南锡业因巨额亏损出现偿贷困难有关。今年一季度末，云南锡业股份资产负债率达到79.25%，短期银行贷款高达143.82亿元，而其账上只有13.25亿元。
从云南省纪委透露的消息看，雷毅被查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巨额受贿，二是生活作风。一位业内人士分析说，这再次暴露了国企的管理者与国企之间的分裂关系：国企深陷泥潭，而管理者却只顾自肥。
真假难辨的灰色地带
一位不愿意具名的纪检系统官员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国企高管腐败的线索，与政府官员一样，多是来自于内部的举报。
但与政府官员不同的是，国企高管的腐败，通常会利用业务作为掩护，而业务的灵活性加上市场价格的浮动性，有时候会让国企高管的腐败看上去真假莫辨。纪检机关在介入此类案件时也相对谨慎。
一位与中远存在业务关系的公司高管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国企考核的重点是业绩，而在市场竞争的背景下，业绩有时候来自于更加灵活的手段，有时候看似不合规矩的做法，实际上是一些不言自明的潜规则，比如回扣。
前述航运界资深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回扣广泛存在于这个行业，发生在每个上下游环节之间：货主、货运代理、船公司代理、船公司。货主从货代那儿拿回扣，货代从船代那儿拿，船代再从船公司那儿拿。有时候也会反过来循环：船公司把定量的超低价格放给经过选择的船代，船代再放给货代，货代再放给货主。这时候，回扣就会反过来拿。
北京隆安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成凯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根据刑法第163的规定，国有公司、企业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构成受贿罪。但在实践中，这种收受回扣的行为很少被追责。
基于上述原因，真正被追究的国企高管，通常贪腐金额较大。据悉，徐敏杰涉贪38套房产和900万美元现金;2011年被查的青岛远洋副总宋军，则涉贪37套房产和700多万美元。律师王成凯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按照刑法规定，个人受贿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即可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
有人分析，国企高管巨额贪腐的背后，与长期以来形成的“养鱼”环境不无关系。
除了中石油、中国移动和航运系统较为集中外，其他国企的腐败案在行业的分布上比较分散，分别为铝业、锡业、军工、钢铁、煤业、建工和金融，各有1例。此前腐败的重灾区房地产，这次没有涉及。
从年龄分布看，在16位可以确认年龄的国企高管中，50岁以上的占了12个，占比75%。这与王荣利对国企高管的研究结果不谋而合——他对2012年公开报道的45位落马国企高管研究发现，他们的平均年龄为53.27岁。
这个年龄的国企高管，一方面职场地位稳固，手握一定的决策权，另一方面上升的空间已不是很大。在这两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会诱发部分高管的贪腐动机。王荣利的研究还发现，在国企涉嫌的罪名中，排名前三位的分别是受贿罪、贪污罪和挪用公款罪。上述罪名的一个共同特点，是与职务便利有关。
在16位年龄可查的副厅级以上国企高管中，除了12位50岁以上的高管，还有两位在60岁以上，两位在40岁以上。两位60岁以上的均已退休，其中一位在退休前即已拥有自己的公司，另一位在退休后迅速实现了“再就业”——这些曾居高位、手握丰富资源的国企高管，在退休后依然是市场上的香饽饽。
而40岁以上的两位高管，均曾被赋予很高的升职期待。其中，1965年出生的冉新权，46岁成为中石油股份公司的副总裁，既有在高校任职的理论功底，又有在油田和总公司的管理经验，上升的空间可期。但在其被查后，有人开始质疑在这些快速升迁的背后，得有多少涉及腐败的因素。 ★
(实习生王诗艺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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