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清明节，武月菊（吴韶成妻）、吴韶成（吴石长子）、何康、郁隽民（由左至右）在北京福田公墓祭扫父亲。吴石与何遂两位至交入土相隔十多年，居然死后成为邻居，这既是巧合，也是天意。
“2013年10月，无名英雄纪念广场在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落成。纪念广场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联络部主持修建，以纪念上世纪五十年代为国家统一在台湾殉难的大批隐蔽战线烈士。
1949年前后，按照中央解放台湾的决策部署，1500余名干部秘密入台。50年代初，由于叛徒出卖，大批人员被捕，其中1100余人牺牲。
时隔半个多世纪，新落成的纪念碑主碑文上写道：“……民族危急，别亲离子而赴水火，易面事敌而求大同。风萧水寒，旌霜履血，或成或败，或囚或殁，人不知之，乃至陨后无名。”
隐蔽战线的最大特点恐怕就是“无名”， 沿纪念广场景观墙两侧拾级而上，镌刻在花岗岩墙壁上的846个英名，一一默念，竟都那么陌生。即便是广场上那四尊雕像的原型人物—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世人亦知之甚少。
这是一群神秘的无名英雄，他们胜利了不能宣扬，失败了无法解释。他们甘愿将所知的一切沉入永恒的静默，却也因此，与他们相关的传闻乃至文章都时常伴有种种猜测与谬误。
作为与吴石有两代深交的当事人，已至耄耋之年的何康何嘉兄妹，打破半个世纪的沉默，将当年不可言说的秘辛一一道来。”
他和他都不是共产党
1950年6月11日，香港《星岛日报》的头版大标题是《轰动台湾间谍案四要角同被处死》，副题是“吴石临刑前从容吟诗”，报道的便是前一天，国民党“国防部”中将参谋次长吴石、中共华东局女特派员朱枫、“联勤总部”第四兵站总监陈宝仓、上校聂曦，在台北马场町刑场一起被处决，时年分别为56岁、45岁、50岁、33岁。因为吴石将军是台湾当时正式公开的“匪谍案”中军阶最高者，此案当年极为轰动。报道中写道：“吴事前早知难免一死，遗书早在狱中预先草就，当堂只写诗一首。”但这首诗究竟写了什么却未透露。
吴石留在大陆的长子吴韶成那时正在南京大学读书，消息传来，他和妹妹吴兰成都震惊不已，一直身居国民党高官的父亲真实的身份竟是如此！10个月以前，父亲母亲带着两个年幼的弟妹启程去台湾前曾经嘱咐过他：有困难，找何康。比自己更了解父亲的当是何遂伯伯家的何康三哥。
近年帮助哥哥何康、姐姐何嘉整理了口述史的何达说：“吴石将军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国家统一大业做出过巨大贡献，并为此奉献了自己的生命和全家的幸福。但他的事迹长期湮没无闻，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其间，由于信息不畅，对吴石本人以致吴石与我父亲何遂的关系误传、误解甚多。”在口述史中，“何康、何嘉两位沉默了半个多世纪的当事人”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对历史、对公众都做出了必要的交代。”
何遂，福建人，出身保定军校，曾任西北军系统孙岳部参谋长，在蒋政府长期任立法委员，在军界人脉广泛。抗战初他即与中国共产党发生关系，他的三子一女一媳（何世庸、何世平、何康、何嘉、缪希霞），均为中共地下党员。“但是近年不少文章称吴石受‘共产党员何遂单线领导’，这是不确切的，何遂不是共产党员，也没有领导过吴石。吴石与父亲是几十年的生死至交，吴石也把我家兄妹视若子侄，吴石确实是受父亲影响并通过父亲和共产党建立了直接关系。”何康说。
吴石与何遂投缘，不仅因为思想性格相近，也因为他们都酷爱中国古典的诗词书画。吴石，1894年出生于福建闽侯县螺洲乡一个“累世寒儒”的家庭。少年就读于富有维新色彩的福州开智学堂、榕城格致书院，辛亥革命爆发，17岁的吴石参加了福建北伐学生军。1915年进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并在同届八百学子中以第一名毕业。1929年，35岁的吴石决心放弃正为地方长官所倚重的生活，到日本陆军大学去继续求学。他先入日本炮兵学校，继而考入日本陆军大学，埋头苦读六年回国，在南京任职参谋本部，兼任陆军大学教官，同时陆续出版了《兵学辞典》、《孙子兵法简编》、《克罗则维兹兵法研究》等军事理论著作。
转交“江防兵力部署图”
“七·七事变”爆发后，国共合作抗日的局面初步形成，叶剑英希望何遂多介绍一些朋友给他们，以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父亲便把吴石、张维翰、缪秋杰（张时任立法委员，后曾为台湾监察院院长；缪时任两淮盐运使，后为国民政府盐务总局局长。此二人均为吴石好友）等介绍给了周恩来、叶剑英、李克农、博古等中共中央代表。当时蒋介石组织军事委员会大本营，吴石作为军界公认的日本通进入大本营第二组担任副组长、代组长（组长徐祖贻未到任）兼第一处处长，负责对日作战的情报工作。
抗战胜利后，吴石回到南京，任国防部史政局局长。“吴石在抗日期间就对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做法不满。桂柳战役失利，身处第一线的吴石对‘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局面痛心疾首。吴石受过系统的高等军事教育，对蒋介石偏爱嫡系，重用刘峙之流无能败将，深为不平。他自视颇高，却始终无缘军队的实权，这是吴石难解的心结。抗战胜利后，他目睹‘五子登科’式的‘劫收’，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的情景，感到非常失望苦恼，多次发出‘国民党不亡是无天理’的喟叹。我的父亲在爱国、抗日、反蒋这条心路上，与吴石十分一致，他和吴石之间的交流，没有什么隐晦。吴石也表示，希望通过父亲和共产党方面的代表建立直接接触。”
何康和他的两个哥哥入党后，关系都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由叶剑英直接领导（不与地方党发生联系）。1947年4月，上海局的领导者刘晓、刘长胜、张执一等在上海锦江饭店会见并宴请了吴石，何遂和何康在座。这是吴石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开始。此后在上海愚园路俭德坊二号何康家寓所，张执一与吴石有过多次单独会面。何康说，吴石“不断送来重要情报，大多由他自己送来，有时则包扎好，写明由我父亲收，派他的亲信副官聂曦送来。”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1949年3月，吴石亲自到俭德坊来把一组绝密情报亲手交给我，其中有一张图比较大，是国民党军队的长江江防兵力部署图。我当时很注意地看了，使我吃惊的是，图上标明的部队番号竟细致到团。我知道这组情报分量之重，迅即交给了张执一同志。关于这组情报，渡江战役时任第三野战军参谋长的张震将军后来曾两次向我提及。”
1949年4月下旬，吴石和何遂、何嘉同机从上海飞往广州，短暂停留后即赶赴福州莅职，临行前将一包重要情报留给何遂，“父亲让何世庸与何嘉送出。这组情报包括：国民党在江南地区的兵力部署图，国民党在江南地区军队的编制、人数及装备情况以及国民党总兵力统计和总后勤方面的统计资料等，都是铅印的。”
吴石在福州又通过谢筱廼送出许多重要情报，还冒着风险将一批原定直运台湾的绝密军事档案留给了新的人民政权。这批档案共五百多箱，原由国防部史政局保存，1948年末国民党当局决定运至台湾。时任史政局局长的吴石已知道自己即将调任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便提出先运至福州。之后吴石又以部分次要档案运台搪塞，将核心部分滞留福州，秘存于仓前山福建省研究院书库。吴石在8月16日飞赴台湾前，亲自安排亲信将这批298箱绝密档案留交给了进入福州的人民解放军。
其中包括的所谓末次资料，是日本驻华情报机构“末次研究所”自1912至1940年7月期间的中文、英文及日文报纸剪报资料，共有755辑，约2.2亿字，国民政府国防部缴获此部资料后，认定其极有价值，又组织人员续编了两年。这批资料最终在1997年8月影印出版，书名为《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
吴石选择了甘冒斧钺
“吴石于福州解放前夕飞往台北，就任台湾国防部参谋次长。这时，我的父亲和妹妹何嘉，按照组织意图也在台北执行任务。我二哥何世平则已经在台南、高雄等地盐务机构工作三年多了，母亲与他们一家人同住。张执一这年春天还到台湾检查并安排过他的工作。但此时却出现了一个新的情况：上海是个国际性的大都市，西方对共产党能否成功接管上海十分关注，外电包括港澳媒体的报道中出现了我的名字（我是接收上海的军管会农林处处长），这消息传得很快，我二哥的同事已经公开散布：‘何家弟兄都是共产党’。这就使何家人失去了在台湾继续工作的基础，组织上急令他们撤出。这段时间，吴石与父亲在台北接触密切，他们还以携带家人游山玩水为名进行密商。当时中国大陆的战局已经明朗，蒋介石集团企图凭借160多海里的台湾海峡来固守这最后的据点，而海空力量薄弱的人民解放军要跨海作战，来自内部的准确情报就成为具有特殊意义的一环了。当时，吴石确实面临人生重大的抉择。他虽然已经对人民解放事业作出重大贡献，但到了台湾，海峡阻隔，基本上和共产党断了联系，他可以完全切断这种联系，安稳地在台做他的高官。如果选择继续为共产党工作，就必须在组织上建立更紧密的秘密联系，那无疑是非常危险的。吴石恰恰作出了甘冒斧钺的选择，他同意继续为共产党工作，并决定主动去接上关系，完全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为解放台湾，实现祖国的统一效命。”
在吴石的催促下，何家人转移到了香港，紧接着吴石也悄然来到香港，在何嘉的穿针引线下与中共华东局对台工作委员会驻港的领导人万景光取得了联系。“吴石回台后，曾三次派人送情报到香港。其中两次是由他的亲信聂曦上校送来，一次是托我姑父的弟弟送来。这些情报都原封不动地由何嘉及时转交万景光。”
因为当时的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老郑”被捕后叛变，直接导致了中共在台湾的潜伏组织瘫痪，据国民党当局的统计，共抓捕1800余人。“仅仅隔了几个月，便传来了吴石在台湾遇害的消息。我父亲闻此噩耗，痛不欲生。对这位生死知己的死，父亲怀着复杂难言的隐痛，这伴随了他整个晚年。”
吴石留在大陆的一子一女则是在许多年以后才慢慢了解父亲的一切，此前，由于秘密工作的特点，由于吴石的妻子子女生死不明，他的社会关系仍在台湾，“牵涉国家机密，不便详告本人”，也由于其他多方面的原因，父亲的悲壮人生愈发成为不可言说的秘密。而在“文革”的政治气候中，吴韶成兄妹注定还要为此承受外界的误解甚至迫害。兰成是儿科名医，被下放到新疆石河子；韶成1971年初被宣布“家庭问题不清楚”，随即取消了党籍，苦头更是没少吃，下放到新安县农村，胃出血加上牙周炎也不让回家治病，后来只能把满口牙拔光，那时他才43岁。1972年，吴韶成写信向中央申诉，这封信经过数月的周转，到达了周恩来总理和刚复出的叶剑英手里。在周恩来、叶剑英的直接干预下，中央调查部派专人赴河南调查后出具了组织结论：“在我党的影响下，吴石同志于1947年即开始为我党工作，后按组织意图赴台湾执行任务，为革命事业做了不少工作，作出了应有的贡献。1950年春因我台湾省工委遭敌破坏，吴石受牵连而被捕，该年夏天被蒋匪杀害于台北。当时为了保密起见，未给吴石同志的子女发烈士家属证明书。今后，对吴韶成同志应作革命烈士子女看待。” 1973年，吴石将军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吴石夫人王碧奎女士当年也牵连入狱，获释后抚养了年纪尚幼的一子一女，直到1980年5月才得以随小儿子移居美国洛杉矶。第二年，吴韶成、吴兰成赴美探亲，分离近四十年后骨肉才得团聚，韶成兄妹也才看到父亲在狱中秘密书写于画册背面的绝笔书，以及那首绝笔诗：“天意茫茫未可窥，悠悠世事更难知；平生殚力唯忠善，如此收场亦太悲。五十七年一梦中，声名志业总成空；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差堪对我翁。”
周总理遗嘱：不要忘记
“1993年2月，王碧奎女士在洛杉矶逝世。1994年，吴石小女吴学成从台湾捧回了父亲的遗骨，吴石幼子吴健成从美国捧回了母亲的遗骨，国家有关部门遵照二位故人的遗愿，把他们合葬于北京福田公墓，并由我主持举行了小范围的追悼仪式。”何康说。
经有关部门审定的吴石墓志铭，谈及他功勋的词句依然是有着“隐蔽”的特性：“于抗战期间运筹帷幄，卓著功勋。胜利后反对内战，致力全国解放及统一大业，功垂千秋。”
一同赴难的陈宝仓， 1948年春在香港加入民革，1948年底任国防部中将高参，1949年受中共华南局和民革中央指派赴台湾工作，1950年6月10日在台北被国民党以间谍罪杀害，1952年被中央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1953年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举行隆重公祭，李济深主祭并宣读长篇祭文。而当年陈家人要求从简，没有在碑后面镌刻任何文字。
1951年朱枫已被授予烈士称号，但是认为公开悼念在当时是不相宜的，党龄比妈妈还早一年的朱晓枫说她“完全能够理解”。1990年6月，朱枫烈士牺牲40周年时在北京召开了纪念座谈会。2005年10月，朱枫的家乡宁波镇海举行了一个公开的悼念活动—纪念朱枫烈士100周年诞辰。
而33岁死难的聂曦，甚至连真实年龄、籍贯、家庭、婚姻等等情况，都不得而知，缺乏确实资料可考，然而他在马场町刑场上那张照片，那毫无惧色的英武形象，那镇定与傲然，那年轻的面孔，令人一见难忘。
周恩来作为中共隐蔽战线的创始人和领导者，罗青长则长期受周恩来领导。1975年12月20日，周恩来临终前夕特意约见罗青长。按照《周恩来年谱》记载罗青长1997年接受中央文献研究室人员访谈时所言，周恩来说：“我平常给你们讲的台湾那些老朋友，他们这些人，过去对人民做了有益的事情，你们将来千万不要忘记他们。一切对人民做过有益事情的人，你们都不要忘记他们。”
2000年8月，台北“马场町纪念公园”落成。马场町的河堤边曾是用来枪决共产党、“匪谍”与政治犯的著名刑场，每每行刑后，需要用土遮盖地上大量的鲜血，久而久之，层层堆叠，积沙成丘。昔日的土丘修整过长满青草，土丘前竖立石碑，《马场町河滨公园纪念丘碑文》的全文写道：“1950年代为追求社会正义及政治改革之热血志士，在戒严时期被逮捕，并在这马场町土丘一带枪决死亡。现为追思死者并纪念这历史事迹，特为保存马场町刑场土丘，追悼千万个在台湾牺牲的英魂，并供后来者凭吊及瞻仰。”
2013年10月，无名英雄纪念广场在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落成。广场因山势而建，占地约3000平方米，坐西面东，视界开阔。纪念碑就建在广场中央，长14米、高4米，以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为原型的英雄雕像立于前，碑文镌其后。如今，拾阶而来的凭吊者触摸着一个个嵌入花岗岩中若隐若现的名字，时常会情不自禁地念起上面的铭文：“铭曰：呜呼！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来兮精魄，安兮英灵。长河为咽，青山为证；岂曰无声？河山即名！ ”文/本报记者 谭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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