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假难辨的灰色地带
一位不愿意具名的纪检系统官员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国企高管腐败的线索，与政府官员一样，多是来自于内部的举报。
但与政府官员不同的是，国企高管的腐败，通常会利用业务作为掩护，而业务的灵活性加上市场价格的浮动性，有时候会让国企高管的腐败看上去真假莫辨。纪检机关在介入此类案件时也相对谨慎。
一位与中远存在业务关系的公司高管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国企考核的重点是业绩，而在市场竞争的背景下，业绩有时候来自于更加灵活的手段，有时候看似不合规矩的做法，实际上是一些不言自明的潜规则，比如回扣。
前述航运界资深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回扣广泛存在于这个行业，发生在每个上下游环节之间：货主、货运代理、船公司代理、船公司。货主从货代那儿拿回扣，货代从船代那儿拿，船代再从船公司那儿拿。有时候也会反过来循环：船公司把定量的超低价格放给经过选择的船代，船代再放给货代，货代再放给货主。这时候，回扣就会反过来拿。
北京隆安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成凯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根据刑法第163的规定，国有公司、企业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构成受贿罪。但在实践中，这种收受回扣的行为很少被追责。
基于上述原因，真正被追究的国企高管，通常贪腐金额较大。据悉，徐敏杰涉贪38套房产和900万美元现金;2011年被查的青岛远洋副总宋军，则涉贪37套房产和700多万美元。律师王成凯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按照刑法规定，个人受贿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即可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
有人分析，国企高管巨额贪腐的背后，与长期以来形成的“养鱼”环境不无关系。
除了中石油、中国移动和航运系统较为集中外，其他国企的腐败案在行业的分布上比较分散，分别为铝业、锡业、军工、钢铁、煤业、建工和金融，各有1例。此前腐败的重灾区房地产，这次没有涉及。
从年龄分布看，在16位可以确认年龄的国企高管中，50岁以上的占了12个，占比75%。这与王荣利对国企高管的研究结果不谋而合——他对2012年公开报道的45位落马国企高管研究发现，他们的平均年龄为53.27岁。
这个年龄的国企高管，一方面职场地位稳固，手握一定的决策权，另一方面上升的空间已不是很大。在这两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会诱发部分高管的贪腐动机。王荣利的研究还发现，在国企涉嫌的罪名中，排名前三位的分别是受贿罪、贪污罪和挪用公款罪。上述罪名的一个共同特点，是与职务便利有关。
在16位年龄可查的副厅级以上国企高管中，除了12位50岁以上的高管，还有两位在60岁以上，两位在40岁以上。两位60岁以上的均已退休，其中一位在退休前即已拥有自己的公司，另一位在退休后迅速实现了“再就业”——这些曾居高位、手握丰富资源的国企高管，在退休后依然是市场上的香饽饽。
而40岁以上的两位高管，均曾被赋予很高的升职期待。其中，1965年出生的冉新权，46岁成为中石油股份公司的副总裁，既有在高校任职的理论功底，又有在油田和总公司的管理经验，上升的空间可期。但在其被查后，有人开始质疑在这些快速升迁的背后，得有多少涉及腐败的因素。 ★
(实习生王诗艺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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