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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邵逸夫(资料图) |
这似乎不是一个巧合。
遍布全国的6013个“逸夫”项目,悄然伴随着“普九”、“校改”、“占GDP4%”等一个个国家教育目标的出现而完成。当107岁的“六叔”邵逸夫仙逝,许多从教者仍在追忆他与邵氏基金在国家教育发展最艰难时毫无吝惜的“雪中送炭”。那个时候,邵逸夫楼不单是一栋楼。
对于逸夫楼的建设,六叔只有一个个人愿望,就是用铜字冠名“逸夫”。尽管与人的交往中,六叔更愿意谈他的电影帝国而不是逸夫楼,但是,邵氏基金的管理和运作却格外严格。逸夫楼所承载的意义,早已超出6013座楼的使用价值。
慈善不需要理由
每当香港无线电视台(TVB)新春贺岁时,“六叔”邵逸夫都会被众多明星拥簇在中心,向众人派发“利是”。今年1月7日,这个派发“利是”的人走了。有香港媒体称,许多人会在今年感到“若有所失”。
山东省教育厅的一间办公室内,多年负责邵氏基金山东项目的杨光宇,看着桌子上“六叔”生前最后一张邵氏基金项目资金申请单,同样感到“若有所失”。
香港中文大学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中心副研究员贺志勇接受齐鲁晚报采访时表示,“六叔”生前拍摄过1000部电影,但这个数字也仅是他在内地捐建学校的六分之一。更让人称奇的是,邵逸夫发起这项“宏大工程”竟是在他年逾八旬之时。
习惯炒作的香港媒体把这项义举解读为“捐钱延寿”。一些人不情愿彻底相信“六叔”乐善好施,源于他的“铁公鸡”形象。坊间有许多邵逸夫为人抠门的轶事,甚至还流传他曾向拍电影的导演要求,给予薪金再“打折”,影人张键,在多年后的回忆录中,甚至写道:“六叔古寒天下皆知。”
然而,六叔到底为何钟情于慈善,特别是教育发展,似乎是一个谜。曾三次与邵逸夫会面的中国海洋大学原校长施正铿回忆,在前往香港邵家别墅时,邵逸夫兴致盎然地邀请他在家中观看电影放映,但对于兴办教育的“兴趣”,邵逸夫却从未提及半句。
2011年,已经百岁的邵逸夫委托妻子邵方逸华来到山东泰安、青岛,参观逸夫项目。而对于逸夫楼的建设,六叔只有一个个人愿望,就是用铜字冠名“逸夫”,除此之外便只是对项目条件的要求了。
“一个慈善家不需要告诉别人他为什么捐款,只要他想做一件事,那钱与动机就都是他的自由。”民政部慈善事业促进司原司长王振耀评价说。
一直追随教育政策
同是经历过上世纪40年代的抗战,邵逸夫对陈嘉庚当年支援八年抗战非常熟悉。1992年获得邵氏资金捐建的山师附中原副校长朱立新坦言,邵逸夫在支持中国十年校改上的努力,早已超出慈善范畴,而是有中国教育需要的地方,就会有邵逸夫。
在邵逸夫捐资助学的20年间,中国教育经历了“校改”、“4%”两个节点,“逸夫楼”都扮演了重要角色。
1985年5月,党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会议闭幕式上,邓小平作了“调动全社会的力量关心、支持教育的积极性,从根本上改变我国中小学特别是农村中小学的落后面貌”的发言,随后中国教育经历了“十年校改”。
该会议举行的几个月前,在宁波考察的邓小平曾专门提出:“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
“宁波帮”大哥、世界船王包玉刚率先捐资5000万元创办宁波大学,而身为宁波镇海人的邵逸夫当年便捐资建设了宁波逸夫职业高级中学和邵逸夫艺术幼儿师范学校。
“当时百废俱兴,到处都没有钱,中国基础教育的目标仍然是‘普九’、‘扫盲’,邵逸夫就是在那时响应国家教育号召,带头捐款的。”山师附中原副校长朱立新回忆说。
在1989年一年,邵逸夫向13所高校捐建了逸夫楼,从此便一发不可收。
而《人民日报》的一篇报道评价:1985年到1992年,短短7年间,社会各方面集资办教育就达1062亿元,基本消除了农村中小学的破旧危房。其间,邵氏基金的捐款已超10亿港元。
在2000年,国家制定教育投入不低于GDP4%的目标以及西部大开发战略以后,除了自己家乡附近的浙江和江苏,邵氏捐赠也悄然转向中西部地区。
虽然山东为人口大省,但“逸夫”项目仅为71个,而内蒙古和重庆的邵氏项目则达到了100多个。汶川和雅安地震后,邵氏基金更直接捐助1亿元港币,用于校舍修建。
教育部港澳台办邵氏基金项目的一位主管证实,邵氏基金会向内地教育捐赠,多年来一直配合国家政策的调整。
从1989年当时的青岛海洋大学接到第一笔邵氏基金捐款开始,山东省20多年来已接收捐款超过亿元港币。而邵逸夫在全国教育事业上的捐款累计超过47亿元港币。
2013年,在国家“4%”的教育投入完成以后,浙江大学获500万兴建邵逸夫医疗与医学研究中心,成为基金会设立以来资助金额最大的单笔基金项目。不知道是否与逸夫先生晚年关注起百姓健康有关,国家教育部港澳台事务办公室常务副主任赵灵山表示,2013年起基金捐助项目逐渐转向高等院校医学发展。
“钓”动教育配套资金
因为林木遮挡,济南市历城二中新落成不久的五层教学楼上,“逸夫教学楼”几个字并不显眼。这笔约100多万港币的捐赠,帮助这个学校1700名师生告别了使用多年的D级危房。
“虽然国家不再缺这笔钱,但是师生们还是得益于逸夫先生,才搬上新楼。”历城二中总务处副主任李福龙深情地说。
时间倒退29年,时任山师附中副校长的朱立新说,当时国家各个层面都缺钱,邵逸夫的捐赠“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
21年前,1000万港币的捐助资金分摊到了山东17个中小学项目,山师附中作为重点高中,获得了一笔珍贵的建设资金。“1985年到1995年,基础设施非常差,很多校舍叫做‘黑屋子、土台子’,就是茅草房,甚至是破庙,桌子椅子都是用泥巴垒起来的。”朱立新说。即使是省重点高中,山师附中师生仍是在三层危房教学楼中教学。
海大原校长施正铿也印证说,他担任校长的11个年头中,教育部给每个学生的投入仅从1700元增加到了2000多元,“教学经费的全部投入少得可怜,如果一个地方要增加教育投入,那就等于从其他领域的建设中抢钱。”
在上世纪90年代,国家的教育投入达不到GDP的4%,最多只有2%、3%。施正铿回忆,更让人无奈的是,相对于投入公益事业,一些地方政府更热衷于修路搞招商。
“建学校的钱经常被挪用,学校想要立项建设一个项目,批下来太难了。”杨光宇说。那时,谁能得到邵逸夫的捐款,不仅是一种荣誉的象征,同时还意味着拿到建设立项批文,以及财政相应的配套资金。
邵氏基金要求,每笔捐赠,地方政府还要进行1:1,乃至1:2的配套建设投入,“就好比说,邵逸夫捐一块钱,你地方政府也要出1块多钱,实际是用一笔钱鞭策了地方财政更大投入。”施正铿打比方说。
杨光宇透露,在实际建设中,邵氏基金与地方财政的投入比例有时达到1:4或者1:5,“有些教学楼投入400万元,而真正的建设经费达到2000万元以上。”20多年来,仅为邵氏基金配套的地方资金也达到150亿元以上。
直到2000年,我国沿海七省才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文盲,这其中也有邵逸夫的功劳。对此,杨光宇打了一个比方:“有邵氏基金这笔钱做‘钩’,让我们在当时财政比较紧张的情况下,提前把这个钱放在了教育上,现在看来是早发挥了公益的效益。”
慈善家产生的土壤
山东有71个项目,杨光宇对这些项目了如指掌。“邵氏基金运作很规范,哪年、多少项目,捐给哪几个省,非常清晰,而且达到条件,钱就捐给你。而不是我和谁的关系好就捐给谁。”杨光宇表示。
1973年,邵逸夫成立邵氏基金会,专门负责慈善捐款事宜。上世纪90年代,在邵逸夫为自己旗下公司寻找下一个东家之时,他就委托妻子邵方逸华执掌邵氏基金。“邵氏基金通过教育部联络到我们,我们再通过申请,获得邵氏基金的援助款。”杨光宇说。
说起邵氏基金与教育部的渊源,杨光宇说,29年来邵氏基金之所以没有出现坏账,也没有丑闻,与教育部有很大关联,甚至可以说,是教育部包办了邵氏基金的运筹。
由于教育部完全掌握每个省的基础教育和高校情况,因此邵氏基金每年项目的确定,到了杨光宇手中便成为几个具体的名额:“项目每年侧重不同,有小学,九年一贯制初中,高中,还有特教。”
除了教育部统筹和地方教育部门联络,邵氏基金自身也有非常严格的管理办法。并不是每个学校的项目都可以申请:“比如历城二中,最近几年表现很好,地处城乡接合部,这都是考虑的因素。而且要正好有这个单体准备做这个项目,如果一个学校已经建好了,那就不能再去申请了。如果还没有立项,还没有办手续,也不能申请。”杨光宇说。
甚至在捐款方式上,项目建设前基金只拨付一半资金,等项目完成并通过审核,再拨付另一半资金。2007年,香港邵逸夫基金还对赠款项目管理办法专门进行了修订。
虽然邵逸夫辞世,但这并没有影响邵氏基金的继续运作。“邵先生很早之前就已经不担任基金会主席了,现在的主席是邵先生的夫人,我相信以后还会继续捐建,具体怎么弄,还需要双方协商。”10日下午,教育部邵氏基金会项目的一位负责人向齐鲁晚报记者说。
王振耀表示,在香港,寻找专人负责慈善事业,或成立专门基金会来管理善款十分流行,这样才能保持一项捐赠可以持续几年,甚至几十年。“例如诺贝尔奖基金会,便是按阿尔弗里德·诺贝尔遗嘱的规定建立起来的,在建立者去世以后,它才发挥作用,并取得广泛的国际影响。这一点值得很多实业家学习。”
香港中文大学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中心副研究员贺志勇博士则评价说,从事几十年慈善,实业家需要信仰,同时还要对自己的财富有信心。
“香港多数做慈善的人,之所以敢拿出钱来,是因为这是合法收入,不是非法所得,也不是偷税漏税所得,这是一个可以产生慈善家的土壤。”贺志勇说。
对话香港中文大学 副研究员贺志勇—— 行善需要 行善的文化
齐鲁晚报:邵先生在商业上很精明,甚至可以说是吝啬,但是他在公益上非常大方,为什么?
贺志勇:邵逸夫先生的家族是上海的富家,我觉得他受过良好的教育,他慈善的心与他早年受过良好教育是有关系的。可能跟香港的文化也有关系。在香港,做慈善有比较浓厚的氛围。
齐鲁晚报:在邵先生之外,像霍英东先生、曾宪梓先生等,好像也有基金会,是不是香港富人有做慈善的传统?
贺志勇:英国基督教圣公会在香港的影响比较大,做慈善是从基督教的传统开始的,所以这个风气会影响到香港的上层,香港市民对于慈善是比较认可的。
齐鲁晚报:美国洛克菲勒与邵先生类似,早年赚钱,晚年做慈善,是不是也有文化或信仰的原因?
贺志勇:对,跟信仰有关,洛克菲勒是一个基督徒,他所留下的关于慈善的教诲,影响一个时代。
齐鲁晚报:香港富人捐款大多是以什么形式,是通过基金会还是慈善组织?
贺志勇:大部分是以基金会的形式,自己家族的公司成立基金会,比方说华懋基金,他们的公司就叫华懋集团,还有霍英东基金等。
齐鲁晚报:香港普通人如何做慈善?
贺志勇:一般通过基金、一些慈善机构来做。因为富商的资金有独立的商业运作,普通人是不会捐给他们的,一般会捐给没有涉及太多商业的慈善机构。
齐鲁晚报:富人不少,您觉得他们应该怎么做?
贺志勇:至少钱怎么来的要清清楚楚,才敢捐献。有些人想去做慈善,但怕别人查他。
齐鲁晚报:香港是不是还有一些税收上的保障?
贺志勇:有一些,但也不是不用交税,捐款可以抵税。比方说,你捐了100万,你的纯收入就可以扣除这100万再去算税。
齐鲁晚报:您怎么评价邵先生在教育方面的慈善?
贺志勇:我想在教育捐献方面,邵先生应该是当之无愧的NO.1,在教育捐献力度方面,我们也看不到其他人像他一样面广、有深度,他不光向大学捐献,向中学小学也做过捐献。
齐鲁晚报:邵先生还是一个娱乐大亨。
贺志勇:是的,但娱乐的受众是有限的,这个时代过去了,以后怀念他的受众是有限的,而慈善是超越时代的,受益的人更广泛,影响也更深远。
对话人物简介
贺志勇,2001年由北京大学哲学系至香港浸会大学宗教哲学系攻读博士学位,2005年完成博士学位,之后留校工作。于2008年转至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工作,任香港中文大学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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