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014年，全国猪肉价格反常地进入了下降通道，降速之快，让许多原本期待冬至后传统“好行情”的养殖户和企业大跌眼镜。
尽管目前还难断言生猪是否又进入新一轮调整期，但这些年价格波动周期愈来愈短、不断重复着“价跌-退出-短缺-暴涨-涌入-过剩-暴跌”怪圈的现实，让广大养殖者从心底盼望，我国生猪生产亟需“大思路”：政府应在产业和金融政策等方面，着力夯实养殖业基础，同时，更多地发挥市场调节作用，让“无形之手”成为调控的主要力量。
猪肉价格反常下跌
按照养殖业的规律，生猪价格每年走势基本都呈“V”字型，两头高中间低，一般都是春节消费旺季过后，从3月开始到6月慢慢走低，然后第二年1月又上涨。像今年这样反常的价格走势，记者采访的绝大多数养殖者均表示“从未遇到过”。
根据农业部的监测，1月下旬全国猪肉价格跌至每公斤不足21元，环比下降2.5%。四川省是我国生猪生产第一大省，常年出栏量达7000万头左右。根据畜牧部门在全省68个生猪生产重点县的市场监测对比来看，1月份出栏肉猪价格下降速度加大。如1月第1周出栏肉猪还能维持在每公斤16元以上，到了第4周已跌至14元出头，猪粮比也降至5.6：1，跌破了盈亏预警线，养殖户已经开始出现亏损。
《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的几乎所有养殖者都“大吐苦水”：“养殖业内有一个普遍认可的说法，生猪是‘赚一年，平一年，亏一年’，3年下来每头猪有200元的行业平均利润就不错了。行情暴涨时大家以为我们赚得盆满钵满，却没人关注过行情低迷的时候有多少人赔得倾家荡产，今年赚的钱只是填往年的亏空而已。”
事实上，生猪产业除了养殖之外，还有收购、屠宰、运输、加工、销售等多个环节，一头猪从出栏到端上餐桌，过多的中间环节分流了大量利润，甚至超过养殖本身，但是价格、疫情等风险却主要由养殖者承担。
根据四川省畜牧部门的统计，按2013年12月份每头115公斤育肥猪出栏粗略计算，养殖户养猪4至4.5个月每头平均利润190元，每月每头利润不仅只有47元左右，而且还承担了疫病和市场的两个风险。而中间环节(收购、贩运、屠宰、粗加工、批发、零售等)1天每头生猪可有1080元左右的利润分配。
成都崇州市久隆生猪养殖联合会负责人赵刚林去年7月份购入了2000头仔猪，目前已进入出栏期。他给《经济参考报》记者算了一笔账：购入时每头仔猪重约40斤，成本580元，4个月的饲料约856元，防疫和人工成本18元。按平均死亡率5%计算，养到现在每头220斤左右，最终每头猪的成本在1530元。如果收购价在每公斤13.9元的话，他就可以保本，但现在市场收购价已跌至每公斤12.4元左右，也就是每头猪亏损165元，算下来2000头要亏33万元。
成都市巨星集团是四川省内较大的规模养殖企业之一，年出栏生猪约20万头左右。总经理唐春祥说：“往年冬至过后正是需求旺季，大家都在等着这个传统的好行情，结果等来的却是价格下跌，而且速度很快。每头猪从赚200元到亏100多元，又像坐了一回过山车。按照现在的价格，公司大概会亏损300万元以上。”
唐春祥认为，此次价格反常的原因可能出现在消费端。随着反三公消费浪费、打击“舌尖上的腐败”力度不断加大，高档餐饮场所和会所生存开始变得艰难。“往年这个时候正是各处都赶场吃饭的日子，吃一部分浪费一部分，今年到处都是冷冷清清，很少见到大吃大喝。”
另外，饮食习惯的改变也减少了一部分需求。“以四川为例，过去家家户户都会腌制几十甚至上百斤腊肉香肠，成为春节猪肉消费的主力。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腌制食品对健康不利，很多人都不做，或者做得少了。”赵刚林认为。
从生产环节来看，银行收缩银根，大型屠宰企业贷款难可能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唐春祥说：“以往银行年末收回贷款，开年就能再贷出来，屠宰场的流动资金基本有保障。我们从业内了解到，今年有的屠宰企业把款项还回去，要么贷款审批周期延长，隔很久才能贷出来，要么根本就贷不到款了，使得屠宰企业收猪的流动资金紧张，收储能力下降，企业就通过压价来缓解资金困难。”
猪周期“怪圈”恐再现
今年价格反常下跌，使得这些年频繁经历“过山车”行情的养殖者们较为忧虑，他们普遍认为一旦行情持续低迷，可能会在养殖户中引发“追涨杀跌”的散户心态，进而影响来年生猪供应能力，遭遇报复性反弹，这种局面对生产者和消费者都是不利的。
有统计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生猪行业经历了数次较大幅度的调整，对C PI造成直接影响。值得注意的是，2000年前调整周期一般为5到6年时间，留给业内缓冲余地较大。但是进入2000年后，调整周期已基本缩短至3年。
“春节过后猪肉就进入了消费淡季，这波下跌可能会持续到今年6月份。”唐春祥说，“2013年公司实现了略有盈利，但今年一开头就迎面泼了盆冷水，今年还能否盈利还很悬。”
“作为规模企业来说，即使价格低迷我们也还有一定的资金缓冲能力，一般不会出现屠杀种猪来降低损失的现象。但是对许多散养户来说，一旦撑不下去了可能就会这么干，这将致使未来仔猪供应能力严重不足，导致猪肉价格暴涨。实际上2007年前后那波最为严重的生猪价格剧烈波动，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此。”
“价格上涨，又会吸引大量养殖户加入或增加种猪，最后又导致供应过量，价格下跌。这似乎成了这些年生猪行业走不出去的一个怪圈。如果这一波价格下跌持续时间过长，很可能引起大量养殖户的洗牌。”赵刚林显得有点无奈。
记者在调查走访时看到，生猪规模化养殖水平不断提高，养殖者的投入动辄几百万上千万，但由于土地基本靠流转而来，房产等地上附着物无法办理产权，因此难以抵押贷款。生猪因为是活体，也不符合银行抵押物的要求。融资难可能会成为今后影响生猪稳定生产的一大瓶颈。
唐春祥无奈地表示：“我们企业投入数亿元建设了繁育基地，但土地流转的性质使得厂房等建筑没有产权。现在最头疼的就是流动资金压力大，银行贷款要抵押，找担保公司也要求抵押。有时想想真的很郁闷，我们有抵押物还找你们干什么呢？国家应该高度重视这个问题，帮助养殖企业解决融资难，至少能在贷款贴息方面出台一些优惠政策。”
成都市旺萍农民养猪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唐萍认为，“要打破‘猪周期’，除了要坚持适度规模养殖的大方向外，宏观调控政策要知道养殖队伍最需要的是什么。我认为，在价格低迷之际政策要能够及时对养殖户进行扶持。比如这些年生猪价格起起落落，但饲料价格一直持续高涨，一头猪的饲料成本占到6成以上，工业企业商品卖不出去可以停产，但我们不能，猪天天都要吃，饲料一顿都不能少，这是养殖户最大的压力。如果能够形成机制，在价格低迷之际对符合条件的规模养殖户进行饲料价格补贴，就能在很大程度上稳定养殖队伍，避免供应大起大落。”
疫情频发干扰市场供应
唐春祥表示：“过去的经验显示每轮价格下跌过后都可能爆发一次大疫情，主要是因为养殖户亏损之后，在防疫、治病、饲料质量、死猪处理等方面都会减少投入，从而加大疫情风险。不仅如此，生猪存栏量也会大受影响，从而进一步干扰正常的市场供应，加剧价格波动幅度。”
一个值得引起注意的风险，就是猪肉价格长期低迷之后的疫情隐患。赵刚林说：“规模养殖最担心的就是疫情，过去几年基本上每年春季和冬季的两次疫情都躲不过去，非正常情况下生猪死亡率达10%。”
另外，近期媒体报道的一则英国将对中国出口优良猪种精液的新闻，让记者采访的许多养殖者表示了一定程度的担心。有观点认为，随着近年来我国从国外引进生猪品种的增多，生猪疫病种类、范围呈上升势头，不仅影响到我国生猪产能稳定，也导致疫情多发，危及食品安全。这些养殖者建议，国家应加大投入，改变我国生猪“重引种，轻培育”的现状，加大本地品种培育，提高种猪抗病性能，这样才能从源头上稳定生猪产能。
眉山市仁寿县是四川生猪生产重点县之一，年出栏生猪200万头。养殖大户尹仲全的养猪场年出栏生猪6000头左右。说起生猪疫病，尹仲全一肚子苦水：“疫病频发直接吞噬了养殖户的效益。许多疫病过去我们这里都没有，或者很少发生，但是随着近些年大量从国外引进新品种，生猪疫病的种类也多了起来，比如蓝耳病就是典型的引进性病种。不仅如此，许多病毒还开始出现变种，疫苗研制的速度都快赶不上病毒变种的速度了。现在许多疫苗的有效率仅有15%，打两遍疫苗心里都没底。”
乐山市中区兴旺牧畜养殖专业合作社业主魏树洪也说：“过去生猪发病，请兽医打点青霉素、链霉素就能管用，如今‘怪病’越来越多，很多都是从国外传进来的，传统的打针防疫难以奏效。我们现在不得不请专家来讲解防疫技术，一小时讲课费就要几百元，一般养猪户哪里请得起？”
我国作为世界生猪生产和消费第一大国，能繁母猪存栏比重原本一直是生猪生产调控的重要指标，然而记者走访发现，随着近年来生猪疫病增多导致母猪抗病性下降、繁殖能力降低，这项指标在养殖基层已经难以发挥“风向标”的作用。
业内人士表示，我国一头母猪一年只产出14头左右的商品猪，而欧美国家均在24头以上，差距巨大，这也导致了虽然我国能繁母猪基数大，但仍会出现商品猪供应短缺的现象，成为猪价剧烈波动的重要原因。
巨星集团副总裁岳良泉说，现在规模养殖户都很重视从国外引进优良猪种，但其实许多品种的基因都是从我们国家流出的。比如我国的太湖猪本是世界上繁殖能力最优秀的品种，一胎产仔可达20多头，国内花大价钱进口的猪种其实不少都有太湖猪的基因。国家确实应该高度重视我国优质猪种的培育问题，现在这块工作基本上是企业自己在做，巨星在这方面的投入都有几百万元，一般的养殖企业很难承担。
市场应成调控主要力量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养殖业内人士称：“过去一到行情反弹价格好起来的时候，平抑肉价的措施就要出来了，大量外国猪肉也开始进口了。消费者的权益需要保护，养殖者的权益难道就不需要保护么？我认为市场才是生猪产业调控的主要力量，政府手段只能是补充，应尽量减少直接干预。”
眉山市仁寿县华立生态种养殖有限公司负责人尹仲全告诉记者“政府调控政策在落实过程中存在滞后性，往往是政策落到基层时，养殖户最困难的时候也已经过了。比如能繁母猪补贴就是这样，行情低迷之际，政策还在调研制定过程中，等国家的钱到位了，价格已经开始反弹，国家补贴反而会吸引一大批人跟风养猪，造成新一轮的过剩和价格下跌。跟风者亏损出局，普通养殖户纷纷退出，又导致供不应求，价格猛涨。”
仔细梳理近年来我国生猪生产调控措施，不难发现政策导向正在朝着养殖户盼望的方向发展：政府直接干预手段在减少，更多地是让市场成为调控的主要力量，这应该成为我国今后生猪生产、调控坚持的方向。
一个显著的信号是，2011年猪价上扬时，国家相关部委明确表态不会出台政策控制猪肉价格，这表明了政府调控正在变得更加尊重市场的主体地位。
另一个政策变化在许多养殖户眼中同样具有积极意义：2013年全国性母猪补贴暂停。乐山市市中区一位养殖大户认为，在规模化养殖水平越来越高的今天，能繁母猪补贴这种带有“普惠”性质的政策，对提高养殖现代化水平难以有真正的帮助。“好钢应该用在刀刃上”，暂停母猪补贴后，如果将有限的政府资金集中用于促进养殖水平的现代化，让规模养殖户成为生猪生产主力军，才是符合市场规律的行为。
提到今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关于生猪目标价格保险的内容，眉山市仁寿县养殖大户尹仲全显得异常激动：这才是真正让市场发挥调控主要作用。过去我们养殖户最盼望的就是价格低迷之际，能有实际扶持，但单纯的政府手段最大的问题就是政策的滞后性，“远水解不了近火”。如果开展目标价格险，养殖户可以在价格低迷、亏损严重的时候，通过保险赔付获得一定的补偿，很大程度上能够稳定养殖队伍，这是生猪生产稳定的基础。
实际上，从2014年1月开始，中国人民保险四川分公司就已经启动“规模养殖生猪价格指数保险单”，当猪粮比低于6：1时，投保户即可按约定获赔，保险费率较其他同类保险更低，而且政府承担了80%的保费，养殖户自缴仅为20%。目前人保四川分公司已经为川内两家投保规模养殖户全年出栏生猪“跌价”损失提供高达1500万元的保障。
记者了解到，生猪价格指数保险保险期为1年，理赔周期为一个月，即每月计算当期出栏生猪生长期间的平均猪粮比，当猪粮比低于承保时约定的猪粮比时，公司对当期出栏生猪数量按条款计算赔偿。这种赔偿方式可以涵盖承保期每个月的价格变动，敏锐地捕捉生猪价格的波动并及时给予保险补偿。
成都巨星集团总经理唐春祥认为，政府创造条件，让每一个主体按照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进行博弈和整合，从而达到资源最优化配置，这才是我国生猪产业实现长远发展的正确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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