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多地建“非正常上访训诫教育中心”，对非正常上访人员“进行24小时不间断训诫、警告和劝导教育”。今天上午，河南南阳市委宣传部新闻科人员接受《法制晚报》记者采访时称：“这是省里的统一安排”。
记者在电话里表明身份后，上述工作人员和一旁人员商量后说：“（河南）好像多地都有，这好像是省里的统一安排。”
记者问及是否看到网上的议论并是否有回应时，该工作人作表示，应该由省里统一回应。
随后，记者致电河南省委宣传部新闻处，一名工作人员询问记者身份后，直接告诉记者：“我们这里没有回应。”
驻马店市委宣传部负责人上午则对《法制晚报》记者称，今天上午看到媒体报道后才知晓此事，已向涉及的相关县里了解了情况，（驻马店）市里让他们尽快做出书面说明，并尽快向社会公布。
专家观点
违反《行政强制法》等上位法规定
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杨伟东教授表示，此举不仅违背了《行政强制法》等上位法的规定，更与新一轮司法改革对信访制度的定位相悖。
河南多地地方政府以此为依据，用红头文件的形式建立“训诫中心”，名为教育、批评、学习，实际是限制人身自由。杨伟东教授表示，这种行为违反了我国法律规定。
第一，我国《行政强制法》明确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一定要依据法律的规定，而《信访条例》只是一个行政法规。如果行政法规规定可以限制人身自由，显而易见是违背了上位法。第二，《信访条例》的规定本身也并没有隐含着这样一个限制人身自由的意思。
杨伟东认为，地方政府通过红头文件的形式建立这样一种“训诫中心”，以限制上访者的人身自由，既违背《行政强制法》，也违背《信访条例》本身的规定。“连国务院的行政法规都没有权力来限制人身自由，一个县政府或部门下发的文件显而易见是没有权力限制人身自由的。”
“训诫”不等于限制人身自由
对于“训诫”一词的定性，《信访条例》里有明确的规定，“有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应当进行劝阻、批评或者教育”，“经劝阻、批评和教育无效的，由公安机关予以警告、训诫或者制止”。
杨伟东教授表示，在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中，一般情况下，“训诫”都被视为一种行政强制措施，而这种措施带有现场制止的性质。譬如，上访者现场辱骂工作人员，因而对其进行一种现场的批评教育，这种处置措施本身并没有包含限制人身自由的因素。
“在《信访条例》中，训诫更多地应是一种比批评更为严厉的教育和督导，是一种现场的处置措施。”杨伟东解释，即便在《行政强制法》中，也不能将“训诫”一词简单地理解为限制人身自由。
与信访制度改革相悖
杨伟东认为，这种做法也不符合新一轮司法改革对信访制度的定位，即要用法治的方式化解矛盾和纠纷。河南多地用这种没有法律根据的一个低层级文件，在实践当中通过这种类似劳教的形式来解决问题，实际上只会加剧社会矛盾，不利于信访的处理。
可以看到，这些文件中都加了“非正常信访”，隐藏的含义就是说这是一种没有道理的信访。地方政府应更多地考虑如何引导这些“非正常信访”回归到一个正常渠道，确实发挥出信访机制的作用。
对于解决这些“非正常信访”，建立“训诫中心”不仅起不到积极作用，反而会起到负面作用，会走向另一个极端。
杨伟东指出，在信访制度改革趋势已经逐渐明朗的情况下，很多地方已经明确地取消了“信访排名”，劳教也已经废止。人们该更多地反思如何处理纠纷，不应当把矛盾扩大化，而应当利用现有的包括信访在内的矛盾解决机制，譬如畅通信访渠道，切实发挥信访的功能和作用。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让公众和信访当事人感受到地方政府解决问题的诚意，不应让人民感受到恐惧和不安。
地方政府应主动纠正
对于如何纠正地方政府违法创设“训诫中心”这个问题，杨伟东认为，首先要从源头上的纠正，即立法者要正本清源地说明《信访条例》当中的“训诫”的具体含义。
其次，当地政府应该主动自觉地对这种行为予以纠正。纠正的具体方式有两种，一种就是通过上级政府或上级主管机关对已发红头文件进行撤销，譬如如果是公安局发的文件，可由县政府或上级公安机关撤销；如果是县政府发的文件，则可由市政府、省政府对其予以撤销。另外一种解决的方式是按照《行政复议法》的规定，当事人提起行政复议，即如果某一个人被训诫了，被实际限制人身自由了，对于这种行政行为，当事人可以申请复议，同时，可对依据的相关文件一并提出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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