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不出土地的“炮孩子”：莫言的小伙伴们
在高密东北乡，莫言的小伙伴都已到了花甲之年。他们出生在同一片贫瘠之地，同为让人头疼的“炮”孩子，也都为“逃离乡村”的梦想奋斗过，然后最终，大多数人还是回到了曾想要挣脱的乡村
本刊记者/苏晓明（发自山东高密）
方言军今年61岁，除了种地，他和妻子还开了间豆腐坊，他每天早上骑着三轮摩的，到周围几个村子吆喝卖豆腐。
他另外一个身份，是莫言最要好的儿时玩伴和小学同学。但关于这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方言军很少提及，“有些话，说多了说少了，都不好”。
在过去几十年中，特别是莫言成名后，他们见面的机会很少。偶尔见面，仅限于点头寒暄，不再像小时一样说个没完。在他心中，莫言已是名人，而自己是一辈子也没能走出农村的老百姓，他们之间除了同学情分，再无关联。
与方言军感受相同的还有许为明和张慕礼，他们都已年逾花甲，儿孙满堂，脸上刻满皱纹。他们还习惯称莫言为管谟业，还是那个满身泥土的黑孩儿。
“不让管谟业上，我也不上！”
1月24日，农历腊月二十四，高密东北乡逢四九赶大集，集市上熙熙攘攘，黑脸少年手里攥着鞭炮来回窜，冷不丁放一炮，让人“哎呀”一声跳起来；汽车灰头土脸穿梭在坑洼不平的乡间道路上，车上挤满了回家过年的人。
跟绝大多数单调乏味的中国农村一样，年关是一年中最热闹的时候。方言军的豆腐坊也忙得不可开交，早上七点多，他匆忙吃了点馒头咸菜，骑上摩的，拉上一车豆腐就出门了。
方言军身材不高，健硕，肤色黝黑得好像深秋季节的红高粱；眼睛笑起来眯成一条缝，说起话来慢悠悠的，幽默感十足。他卖豆腐已经20年了，是土生土长平安庄村人，与莫言从小摸爬滚打一起长大。
方言军和莫言、许为明是村里出了名的“炮”孩子——调皮、碎嘴、吹牛撒谎。在莫言后来的小说《四十一炮》中，“炮”被这样描述：“‘炮’是一种言说的状态，也是一种说话的腔调。是一种愉快，也是一种创造……情绪高涨，灵感大发，口齿利落，犹如大河奔流，滔滔不绝，手舞足蹈，眉飞色舞，忘乎所以。”
他们一起到河里抓蛤蟆，在课堂上放出来，十几只蛤蟆在教室里乱蹦；他们也经常是老师体罚的对象，在太阳底下一站就是好几个小时。
1959年时，方言军6岁，食物似乎一夜间就消失了，最后只能吃茅草。村里有一座土地庙，按习俗，死了人要到那里烧纸，哭哭啼啼向土地爷爷“报庙”，注销死者在人世间的户口。那些日子，土地庙前经常排着队，最严重时村里一天死去十几个。方言军家是贫农，莫言家为中农，都是吃了上顿没下顿。这成为方言军无法抹去的记忆。
方言军和莫言的小学，原来是村里唯一的地主家的房子。地主姓单，土地和房子都被没收，单家兄弟中的一个跑到青岛，另一个逃到了台湾，成了反面典型。
在小学班上，莫言个子矮，坐在前面。方言军说，他很佩服莫言的聪明和才气，很多课文，莫言只看一遍就能背下来，之后绘声绘色讲给他听；有一次写作文，题目是《春天的果园》，莫言看到自己得了95分后，跑去找老师说：“我这篇作文应该得105分。”
莫言读书时很投入，根本听不见别人喊他，管家人常在吃饭时家人满村子找他，他却在生产队草垛里看书，什么也没听到，为此也挨了不少打。
1966年，这些农村“炮”孩子都成了红卫兵，戴上红袖标，自己觉得很神气。他们办了一张《蒺藜造反小报》，莫言是主编。“造反造反造他妈的反，毛主席号召我们造反！砸烂砸烂全他妈的砸烂，砸烂资产阶级教育路线！”这是第一期内容，可惜只此一期，便被老师封杀。
为了对抗班主任，许为明记得，他们经常偷偷在黑板上写班主任的坏话、标语。还有一次，他们把一条板凳放在班主任必经之路上，害他摔了个大跟头。班主任不用想就知道是他们干的，找到莫言的父亲说：“这孩子学校管不了，不让他上了。”
方言军也趁机找到了不上学的借口：“不让管谟业上，我也不上！”他说觉得上学很没意思，那时他们五年级刚读了一半。
后来班主任找到方言军，希望他继续上学，但方言军拒绝了。现在回想起来，他觉得可能是因为自己乒乓球打得好，在县里数一数二，老师想让他代表学校参加比赛。
许为明不久后也辍学归家。“炮”孩子们又聚在一起，割草、放牛、挣工分。当时劳力一天能挣12分，妇女挣10分、8分，小孩7分。
莫言后来的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中的黑孩，原型便是这时候的自己，不过方言军说，黑孩的身上也有他们饥饿、劳累、枯燥、乏味的童年。他们内心早早埋下了逃离的种子，根深蒂固。
命运的十字路口
张慕礼比莫言大三岁，如今头发稀疏，身形消瘦。他说：“国家所有的运动，我都摊上了，奋斗了一辈子，依旧两手空空。”
小学班上，他坐在莫言后面。文革时，由于校长妻子是资本家出身，他们经常把校长揪出来，让他低头认罪，“怎么能阶级不分呢？”
他们在街上经常跟人对口号。
“将革命——”
“进行到底！”
“毛主席——”
“万岁！”
他们喊上句，别人对下句；如果答不上来，就不让走。
他说现在来看是“瞎胡闹，有些幼稚”，但话锋一转，又说：“现在的人永远达不到那个境界，当时都是夜不闭户的，现在人心都复杂了。”
小伙伴们经过短暂的交集，便各奔前程。张慕礼有两个哥哥，家中不缺劳力，他得以一路读到高中。但几乎所有小伙伴的想法都是——离开家乡。“呆在农村种地能有啥出息？还是得去大城市，才有出息。”
方言军和许为明在生产队干了几年，都出去打工了；莫言通过关系进了高密第五棉油厂，成了临时工司磅员。这是临时工中的美差。然而莫言并没有满足，他曾描述过那时的心境：“白日做梦，也是如何冲出牢笼、离开家乡。”
莫言拉拢厂里有部队关系的同事，改小了一岁年龄，成功入伍。张慕礼在高一辍学也去参军。
招兵前，莫言找到方言军，拉他一起去。方言军也很想当兵，一是文革遗留的革命热情，二是想到城市落户，不过他父亲死活不同意。方言军也明白，母亲有病，他是家中长子，下面还有4个弟弟，他一走，父亲的担子就太重了。
许为明的念头则是稍一出现便自己打消了。他8岁时死了父亲，母亲一个人养活兄弟三个，生活极为不易。
当兵，成为这些“炮”孩子们的人生路口。这一别过，便永远走上了不同的未来。管谟业后来成了作家莫言，方言军外出修铁路，许为明四处挖煤为生。
许为明先是去吉林挖煤，后来又到了兖州煤矿，一个月能挣三四十块钱，他很满足。他耿耿于怀的是，像他这样四处打工的农村人一开始被称为“盲流”。他觉得自己从未被城市接纳。
煤矿上常有事故、死人，每次下井，都有一种生怕不能活着回到光明世界、又只能在黑暗世界谋生的心惊胆战的绝望。他开始念着家乡的好，又回到了家乡。
在外漂流了15年后，方言军也回到了平安庄。他们到城市落户的心愿没有达成，最终继承父业，包了十几亩地，种小麦，日出即作，日落则息。
只有从军的张慕礼成功把户口转出了农村。他在济南当了6年又3个月工程兵，始终没能提干，便于1979年复员回家，在当地供销社当司机，从此成为事业单位正式职工。他和一个从未谋面的邻村姑娘结了婚，妻子是农村户口，家中还有些许土地，张慕礼依然忙着春种秋收，但名义上，他已逃离了乡村。
“你比我也好不了哪里去，不信你写写高密东北乡”
刚到棉油厂工作时，莫言谎称自己上到初一年级，不想被邻村一个小伙子当众拆穿。这个小伙子名叫张世家，后来成为莫言为数不多的挚友。
张世家住在东风村，离莫言住的平安庄村约3公里，也是个出了名的“炮”孩子。在报告文学《高密之光》里，莫言寥寥几笔勾画出张世家的形象：“瘦如猿猴，一双锐利的眼睛深深嵌在眼窝里，嘴里两排漆黑的被含氟水毒害了的牙齿，能说能写能喝酒能吸烟不洗衣服有济公风度挺可爱的。”
两人在棉油厂相识，一直较着劲。“批林批孔”那几年，两人各显神通，都成为厂里发言代表。
莫言参军后，张世家去乡党委给“秘书”当“秘书”，兼土记者，专为党委书记、乡镇长写报告、讲话稿和典型材料，有时也在报纸上发表几篇“豆腐块”。
时间步入80年代，莫言开始在文坛扬名。张世家写得一点不比莫言少，一年的文稿能装一麻袋，但大都千篇一面。张世家曾写过一篇文章《我与莫言》，文中充满悔恨：“（写的文章）到头来一文不值，后来翻翻，真想大哭一场，这10年我干了些什么？”
1984年，莫言回家探亲，两人酒过三巡，郁郁不得志的张世家发表了一些对官场的愤恨和不满，莫言劝他少说为妙，“走自己的路，中国在变。”张世家立即回敬说:“你比我也好不了哪里去，发表的几个破小说在我看来，没啥了不起，哪个是你自己的经历？不信你写写高密东北乡，写写我们的童年？”
一句话似乎点醒了莫言。张世家给他讲了高密公婆庙大屠杀的故事，莫言很快写出了《红高粱》。莫言曾说：“《红高粱》是我写的，但高粱种子是张世家帮我种下的。”
张世家想过当官，但在乡党委十年，深知官路难为。作为具有乡绅气、有理想的乡镇文人，张世家明白自己不适合这条路。县里曾调他去担任报道组长，他也回绝了。
那几年，莫言十分高产，小说一部接着一部。张世家却放弃了文学梦，烧掉了十几麻袋稿子，走上了创业之路。莫言鼓励他：“树挪死，人挪活，大不了回你的大栏。”后来张世家创立天达药业，成为当地赫赫有名的农民企业家。
莫言写了数篇文章为张世家“捧场”，如《天达奇人》《奇人奇药》《故乡的药》《红高粱与张世家》等。张世家对莫言的作品每本必读，并最早预言莫言可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出身中医家庭，一直希望莫言能写一本关于乡村医生的书，最后他等到了莫言的长篇小说《蛙》。
“千万不要把我写成反动的人”
随着时间的推移，方言军、许为明和张慕礼，与莫言的交集越来越少。
张慕礼在供销社时，莫言为了清净曾躲在那里写作，两人偶有见面。有一年，张慕礼驾驶供销社解放汽车进京拉塑料，因为没有进京证在通州被拦下。他到解放军艺术学院找莫言帮忙，莫言没能帮上，两人坐着聊了一小会，张慕礼就匆匆离去，最终开着空车回到高密。他说，“我知道莫言说了不算。”
1991年，供销社倒闭，张慕礼被分派到高密棉油厂大栏分厂工作，8年后，棉油厂也倒闭了，他成了下岗职工，从2005年开始每月领230元失业金，自己缴纳养老金。
张慕礼有两个儿子。为了把大儿子户口迁入城市，他在儿子13岁那年，找人把孩子年龄改大了6岁。13岁的儿子成了棉油厂的职工，但还是无法上班，由张慕礼的妻子每天替儿子上班。二儿子则是超生，被罚了2000元钱。
两个儿子相继长大，到了结婚的年纪，张慕礼为两个儿子置办家业。2001年，他花4万元为大儿子在高密市买了一处平房，后来又经历了拆迁。10年后，该为二儿子置办婚房，花费已涨到20万元。他拿出所有积蓄，东拼西凑，完成了人生中最后一件大事。2014年1月23日，张慕礼还清了最后一笔债。他如释重负：“终于没有饥荒了！”
方言军有二女一子，都已成家，他经营着豆腐坊，含饴弄孙，日子一天天好了起来。闲下来时，他常回忆起被批斗的小学校长，心里有点歉疚，“人家又没犯什么错，你说是吧？”
许为明过得比较清苦，几间瓦房内只有一套沙发算是像样的家具。他穿着一件旧棉袄，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我不是诉毛泽东的苦，那时干一年打不着粮食。后来农村大包干就好了，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你过得不好是你自己的事了，怎么能说共产党不好呢？”他不住强调，“千万不要把我写成反动的人。”
曾经“逃离农村”的梦想，他们都努力追求过，有的失败了，有的成功。他们偶尔也会想起同为“炮”孩子的莫言，“那时能做好伙伴就够了。”方言军脸上挤满了笑容，眼睛望向远处。
除了出了名作家莫言，高密东北乡另一大的变化是，那位逃到台湾的单姓地主在1990年代回来了，捐了近百万元，建了一所小学。他从反面典型变成了爱乡人士。
张世家于2010年4月因肺病辞世，临别时枕边还放着莫言的小说《蛙》。莫言写下一副挽联：“乐善好施仗义疏财世家果然真君子；身在商海心系文坛吾兄到底是书生。”
2012年10月，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此后，方言军与莫言只见过一面，他远远地与莫言点了下头，微笑致意，莫言也远远地朝他点点头，匆匆离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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