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的十字路口
张慕礼比莫言大三岁，如今头发稀疏，身形消瘦。他说：“国家所有的运动，我都摊上了，奋斗了一辈子，依旧两手空空。”
小学班上，他坐在莫言后面。文革时，由于校长妻子是资本家出身，他们经常把校长揪出来，让他低头认罪，“怎么能阶级不分呢？”
他们在街上经常跟人对口号。
“将革命——”
“进行到底！”
“毛主席——”
“万岁！”
他们喊上句，别人对下句；如果答不上来，就不让走。
他说现在来看是“瞎胡闹，有些幼稚”，但话锋一转，又说：“现在的人永远达不到那个境界，当时都是夜不闭户的，现在人心都复杂了。”
小伙伴们经过短暂的交集，便各奔前程。张慕礼有两个哥哥，家中不缺劳力，他得以一路读到高中。但几乎所有小伙伴的想法都是——离开家乡。“呆在农村种地能有啥出息？还是得去大城市，才有出息。”
方言军和许为明在生产队干了几年，都出去打工了；莫言通过关系进了高密第五棉油厂，成了临时工司磅员。这是临时工中的美差。然而莫言并没有满足，他曾描述过那时的心境：“白日做梦，也是如何冲出牢笼、离开家乡。”
莫言拉拢厂里有部队关系的同事，改小了一岁年龄，成功入伍。张慕礼在高一辍学也去参军。
招兵前，莫言找到方言军，拉他一起去。方言军也很想当兵，一是文革遗留的革命热情，二是想到城市落户，不过他父亲死活不同意。方言军也明白，母亲有病，他是家中长子，下面还有4个弟弟，他一走，父亲的担子就太重了。
许为明的念头则是稍一出现便自己打消了。他8岁时死了父亲，母亲一个人养活兄弟三个，生活极为不易。
当兵，成为这些“炮”孩子们的人生路口。这一别过，便永远走上了不同的未来。管谟业后来成了作家莫言，方言军外出修铁路，许为明四处挖煤为生。
许为明先是去吉林挖煤，后来又到了兖州煤矿，一个月能挣三四十块钱，他很满足。他耿耿于怀的是，像他这样四处打工的农村人一开始被称为“盲流”。他觉得自己从未被城市接纳。
煤矿上常有事故、死人，每次下井，都有一种生怕不能活着回到光明世界、又只能在黑暗世界谋生的心惊胆战的绝望。他开始念着家乡的好，又回到了家乡。
在外漂流了15年后，方言军也回到了平安庄。他们到城市落户的心愿没有达成，最终继承父业，包了十几亩地，种小麦，日出即作，日落则息。
只有从军的张慕礼成功把户口转出了农村。他在济南当了6年又3个月工程兵，始终没能提干，便于1979年复员回家，在当地供销社当司机，从此成为事业单位正式职工。他和一个从未谋面的邻村姑娘结了婚，妻子是农村户口，家中还有些许土地，张慕礼依然忙着春种秋收，但名义上，他已逃离了乡村。
“你比我也好不了哪里去，不信你写写高密东北乡”
刚到棉油厂工作时，莫言谎称自己上到初一年级，不想被邻村一个小伙子当众拆穿。这个小伙子名叫张世家，后来成为莫言为数不多的挚友。
张世家住在东风村，离莫言住的平安庄村约3公里，也是个出了名的“炮”孩子。在报告文学《高密之光》里，莫言寥寥几笔勾画出张世家的形象：“瘦如猿猴，一双锐利的眼睛深深嵌在眼窝里，嘴里两排漆黑的被含氟水毒害了的牙齿，能说能写能喝酒能吸烟不洗衣服有济公风度挺可爱的。”
两人在棉油厂相识，一直较着劲。“批林批孔”那几年，两人各显神通，都成为厂里发言代表。
莫言参军后，张世家去乡党委给“秘书”当“秘书”，兼土记者，专为党委书记、乡镇长写报告、讲话稿和典型材料，有时也在报纸上发表几篇“豆腐块”。
时间步入80年代，莫言开始在文坛扬名。张世家写得一点不比莫言少，一年的文稿能装一麻袋，但大都千篇一面。张世家曾写过一篇文章《我与莫言》，文中充满悔恨：“（写的文章）到头来一文不值，后来翻翻，真想大哭一场，这10年我干了些什么？”
1984年，莫言回家探亲，两人酒过三巡，郁郁不得志的张世家发表了一些对官场的愤恨和不满，莫言劝他少说为妙，“走自己的路，中国在变。”张世家立即回敬说:“你比我也好不了哪里去，发表的几个破小说在我看来，没啥了不起，哪个是你自己的经历？不信你写写高密东北乡，写写我们的童年？”
一句话似乎点醒了莫言。张世家给他讲了高密公婆庙大屠杀的故事，莫言很快写出了《红高粱》。莫言曾说：“《红高粱》是我写的，但高粱种子是张世家帮我种下的。”
张世家想过当官，但在乡党委十年，深知官路难为。作为具有乡绅气、有理想的乡镇文人，张世家明白自己不适合这条路。县里曾调他去担任报道组长，他也回绝了。
那几年，莫言十分高产，小说一部接着一部。张世家却放弃了文学梦，烧掉了十几麻袋稿子，走上了创业之路。莫言鼓励他：“树挪死，人挪活，大不了回你的大栏。”后来张世家创立天达药业，成为当地赫赫有名的农民企业家。
莫言写了数篇文章为张世家“捧场”，如《天达奇人》《奇人奇药》《故乡的药》《红高粱与张世家》等。张世家对莫言的作品每本必读，并最早预言莫言可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出身中医家庭，一直希望莫言能写一本关于乡村医生的书，最后他等到了莫言的长篇小说《蛙》。
“千万不要把我写成反动的人”
随着时间的推移，方言军、许为明和张慕礼，与莫言的交集越来越少。
张慕礼在供销社时，莫言为了清净曾躲在那里写作，两人偶有见面。有一年，张慕礼驾驶供销社解放汽车进京拉塑料，因为没有进京证在通州被拦下。他到解放军艺术学院找莫言帮忙，莫言没能帮上，两人坐着聊了一小会，张慕礼就匆匆离去，最终开着空车回到高密。他说，“我知道莫言说了不算。”
1991年，供销社倒闭，张慕礼被分派到高密棉油厂大栏分厂工作，8年后，棉油厂也倒闭了，他成了下岗职工，从2005年开始每月领230元失业金，自己缴纳养老金。
张慕礼有两个儿子。为了把大儿子户口迁入城市，他在儿子13岁那年，找人把孩子年龄改大了6岁。13岁的儿子成了棉油厂的职工，但还是无法上班，由张慕礼的妻子每天替儿子上班。二儿子则是超生，被罚了2000元钱。
两个儿子相继长大，到了结婚的年纪，张慕礼为两个儿子置办家业。2001年，他花4万元为大儿子在高密市买了一处平房，后来又经历了拆迁。10年后，该为二儿子置办婚房，花费已涨到20万元。他拿出所有积蓄，东拼西凑，完成了人生中最后一件大事。2014年1月23日，张慕礼还清了最后一笔债。他如释重负：“终于没有饥荒了！”
方言军有二女一子，都已成家，他经营着豆腐坊，含饴弄孙，日子一天天好了起来。闲下来时，他常回忆起被批斗的小学校长，心里有点歉疚，“人家又没犯什么错，你说是吧？”
许为明过得比较清苦，几间瓦房内只有一套沙发算是像样的家具。他穿着一件旧棉袄，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我不是诉毛泽东的苦，那时干一年打不着粮食。后来农村大包干就好了，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你过得不好是你自己的事了，怎么能说共产党不好呢？”他不住强调，“千万不要把我写成反动的人。”
曾经“逃离农村”的梦想，他们都努力追求过，有的失败了，有的成功。他们偶尔也会想起同为“炮”孩子的莫言，“那时能做好伙伴就够了。”方言军脸上挤满了笑容，眼睛望向远处。
除了出了名作家莫言，高密东北乡另一大的变化是，那位逃到台湾的单姓地主在1990年代回来了，捐了近百万元，建了一所小学。他从反面典型变成了爱乡人士。
张世家于2010年4月因肺病辞世，临别时枕边还放着莫言的小说《蛙》。莫言写下一副挽联：“乐善好施仗义疏财世家果然真君子；身在商海心系文坛吾兄到底是书生。”
2012年10月，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此后，方言军与莫言只见过一面，他远远地与莫言点了下头，微笑致意，莫言也远远地朝他点点头，匆匆离去。
我来说两句排行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