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对人财物进行统一管理，这项司法体制改革属于国家权力的重大调整，事关重大，改革能够走多远，几乎所有人都看不透，自己的利益蛋糕会被切掉多少或者能抢得别人多少，也是看不透，于是有人兴奋，有人消极。省级统管项目改革属于中央事权，如果没有中央统一部署和授权试点，地方法院、检察院不能主动实施，自行其是，但又不能消极等待。当下的思想乱象实际上从侧面反映了思想和理论储备的不足，改革项目真要落地实施还有诸多困难。
比如，有的司法界人士担心：这是否意味着实际承认给予地方司法事权，使省级司法独揽大权，让司法区域一体化愈加明显，使最高司法机关的协调能力更加弱势。因而，改革项目要具体实施，还必须合理地、有效地重构最高司法机关与各省级司法机关之间的协调机制，明确最高司法机关在全国司法人员人事管理以及财政保障方案审查方面的管理权限，既让地方司法机关摆脱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又能有效防止司法的新地方化。
其实，司法分层归属是通例，需要解决的真正问题是地方司法服务地方，受地方干预，做不到只服从于宪法和法律。依法独立司法的问题总是从外部环境入手讨论，反而反证了自己的不自立和无能力。如果司法职权行使习惯于温室内的被保护，而司法机关没有为司法公正、公平正义博杀的使命感和奉献，没有走出地方化认同的勇气，是不会有真正出路的。
要办案，不要当官
司法行政化是另一个被诟病的当代中国的司法体制问题，常与地方化问题一并提及。司法是法制的守护人，本来是一种消极的预防性力量。司法行政化的结果，是把司法变成积极的行动力量，在服务功能和职责延伸功能的实现上优先配置司法力量。最坏的结果是，司法人员不干司法的事，优秀法官、检察官不办案，不管法院还是检察院，能实际办案的法官、检察官反而成了少数。比如北京市某区检察院公诉部门的检察官，大多都是在公诉岗位工作3年左右，年资较长的那些优秀的公诉人则因为升职担任业务部门领导而离开具体办案岗位。
现实中，很大一部分优秀的法官、检察官被裹挟进了行政事务中，为服务行政而成为实际的冗员。队伍管理行政化，晋升走行政的窄桥，办案采取行政管理模式，既影响办案效率，又造成权责不清，人浮于事、能力低下的问题系根于此。2013年8月，北京某中院3名骨干法官集中辞职去当公司法务或律师，成为热点新闻之一，据了解薪金不高造成一定生活压力虽是原因，却并非主因，更重要的原因是缺乏职业荣誉感，以及提职空间窄、晋升渠道不畅，自感无用武之地。
省级统管很多人解读为垂直管理，在我看来未必是对的。其实，从世界范围来看，司法的垂直领导也不是一般做法。想通过垂直领导、垂直管理来解决依法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的问题，是不切合实际的。
实际上，司法的去行政化关键不是哪一级统管，省级统管直接解决的只是司法保障的地方化问题，而要保障“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就不能让队伍管理在行政一条路上走到黑。正在试点运行的主审法官、合议庭办案责任制和主任检察官办案责任制，以及将具体落实完善的职业准入、分类管理等改革项目，旨在确定和突出法官、检察官的主体性，实际就是与省级统管相配套的队伍去行政化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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