含冤“强奸犯”40年无法平反
40年前，她在别人的威逼利诱下，一纸诉状将他送入大牢。他背负着“强奸犯”罪名申诉多年未果，绝望之时，她却主动站出来愿意还他清白。18年的漫长等待后，他收到了法院的“驳回申诉通知书”。这份“迟到”的证言却仍无法还他一份清白……
文｜《小康》记者 谈乐炎 唐山报道
“我不是强奸犯”。40年中，韩廷瑞几乎所有的气力都花在这句辩白上。
岁月流逝，这种辩白似乎越来越无力。年近80的韩廷瑞身体每况愈下，每说这句话时，他都会按住自己的胸口，阳光照在他满是沟壑的脸上，一团乱麻。
久久的沉默。
“韩廷瑞是清白的。”坐在沙发那端的她再也忍不住，俯身泪如雨下。 她叫杨瑞霞，40年前，是她的一纸诉状让他戴上了“强奸犯”帽子。
“是我当年的极端无知，害了他一辈子。”杨瑞霞说。
韩廷瑞苦笑了一下，他递给《小康》记者一份文件—《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韩廷瑞强奸(未遂)一案终极决定书2010》，上面写道：经查被害人杨瑞霞在案发十余年后的证言，与其原证言不符，且相关证据不足，你的申诉理由不能成立，经本院审查，同意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的终结意见，决定对你的申诉案件予以终结。
“如果要背负着‘强奸犯’的骂名进棺材，我真是闭不了眼，这比任何罪名都肮脏、不可饶恕。”韩廷瑞手中的茶杯在抖动，“我不要赔偿，只要恢复名誉。”
很多个夜里，韩廷瑞都幻想着梦醒之后就能成为一个“平常人”—一个至少不是“强奸犯”的人，而在杨瑞霞心里，自己早已是一个“疯子”—一个时刻遭受良心拷问的“罪人”。
他们都有点绝望了。
“他强奸了我”
40年前，他是医生，她是病人。
1971年5月25日晚上6点，杨瑞霞因为自感发烧身体不适，来到唐山古冶区赵各庄联合医院门诊部就诊，接待她的是韩廷瑞，“37.3度，我给你开点一般的解热药吧。”韩廷瑞对杨瑞霞说。
“韩大夫，能不能给我开几天假，我想住院。”杨瑞霞问。
“不行，现在都在抓革命促生产，再说你身体也没什么事。”韩廷瑞一口回绝。
杨瑞霞拿着处方来到药房，正巧碰到了当班的表姐张淑华，她想到用熟人关系向韩廷瑞“要假”，碍于同事情面，他只能同意将杨瑞霞收门诊观察。
在第二天例行查体的时候，韩廷瑞无意中发现虚岁17的杨瑞霞乳房还未发育，就说了句：“你第二性征发育不全，要加强营养。”
此时杨瑞霞完全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在上洗手间的时候，她遇到了一位穿白大褂的女医生，杨瑞霞随口问道：“医生，韩大夫说我‘第二性征发育不良”，啥意思呢？”
“白大褂”瞥了一眼她之后，瞬间露出了一丝难以察觉的笑容—多年后，杨瑞霞回忆这段往事的时候，才意识到这是“阴谋”的开始。
第二天，“白大褂”来到了杨瑞霞病床前，她自称叫刘桂珍，也是这家医院的大夫，她掏出一张纸和一支笔到杨瑞霞面前：“你写个材料，说韩廷瑞强奸了你，我批准三个月假，补你108块工资和粮票，不写的话，明天就出院”。
强奸，杨瑞霞平生第一次听到这个词，她抬起头疑惑地看着刘桂珍—“让你写就写，不写赶紧出院！”刘桂珍的语气“不容置疑”。
最终，杨瑞霞还是用“强奸”交换了“粮票”，很多年后，她无数次面对人们的嘲笑和质疑—几张粮票就把自己的“清白”出卖了？
“我当时真不知道‘强奸’是个这么‘脏’的词，要不然我也不会做那么没脸的事，我知道我现在说这些没人信，一切都是我的贪欲造成的。”杨瑞霞说。
几天后，韩廷瑞上班的路上突然被几名红卫兵拦住，“你是强奸犯，我们要逮捕你！”韩廷瑞脑子一懵，等缓过神的时候，他已经单腿倒挂在树上，等待他的是一根哗哗作响的鞭子。此时的杨瑞霞正躺在病床上休养，这期间刘桂珍又几次找她誊写“材料”，然而不久护士间的一次谈话让她内心一颤—韩廷瑞因为强奸女病人被抓了。
当杨瑞霞第二次听到“强奸”这个词的时候，她开始意识到这不是个“好词”—她突然联想起那些“材料”，自己是否就是那个“女病人”？一股凉意从后背生出，她用被子蒙住了全身。
“我有可能被人利用了。”
“我认罪”
5岁的女儿韩洁那时每天都会坐在家门口等韩廷瑞下班，在她记忆里父亲是个魔术师，总能从口袋里变出各种宝贝，可是一连几天，韩洁都没等到父亲，而一旁的母亲，总在独自落泪。
几天后，韩洁在街头看到了一个戴手铐脚镣的男人，他低着头脖子上挂着块纸牌，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强奸犯”三个字，韩洁定睛一看，眼前这个蓬头垢面、眼神呆滞的男人竟然是自己的父亲，迟疑几秒钟后她一步上前抓住了韩廷瑞的手：“爸爸，我们回家吧！”突然一记飞拳过来，韩洁瞬间眼冒金星，然而父亲那个扭曲的背影却深深地定格在她脑海里。
“审判”仍在继续。
摆在韩廷瑞面前的检举材料让他摸不着头脑—杨瑞霞、杨瑞霞，杨瑞霞……他挖空心思才想起这就是那个“发育不良”的女病人，瞬间他脑海里又浮现出一个名字—刘桂珍。
一定是她唆使的。韩廷瑞没想到刘桂珍会用如此狠计—作为同事，他与刘桂珍在医学理念及技术上的激烈矛盾，早已公开，随着刘桂珍成为“造反派”头目，这种矛盾上升到了“阶级矛盾”。
“我是被冤枉的”，韩廷瑞总是艰难地反复说着这句话，然而每次都会遭致一顿毒打，他的哀叫声透过生产队喇叭传到了家人的耳朵里，70岁的老父亲顿时晕倒在地。
“我交代”，在又一次被暴打之后，韩廷瑞“认罪”了。
此时的他门牙全无，漏风的吐字引得“审讯者”一阵奸笑。多年后韩廷瑞在回忆起这段屈辱岁月时，总是喃喃自语：“‘死’都不应该承认啊！”
一个“强奸犯”从此记入史册。
1972年9月5日，唐山市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正式下发了刑事判决书：韩犯资产阶级淫乱思想严重，借职务之便猥亵和强奸女患者，情节恶劣，并且认罪态度不好，依法判处其有期徒刑5年。
杨瑞霞此时心里“七上八下”，在医院“带薪休假”的这段时间，她始终没有见到韩廷瑞，心中一种不祥感油然而生。在一个护士的口中，她得知韩廷瑞“进去了”，当杨瑞霞日后理解“强奸”的意思后，才明白护士临走时投来的鄙夷眼神。
很快，杨瑞霞感到了周围人异常的目光。尽管自己干活积极麻利，却得不到领导肯定，还经常挨无端的批评，要好的姐妹也开始疏远她，走在大街上，她真切地有了“脊梁骨发凉”的感觉。在一次与工友的争吵后，杨瑞霞真切地听到了“破鞋”二字。
委屈感在杨瑞霞内心迅速蔓延，她开始到意识到自己被刘桂珍利用，也预感到这或许只是为“强奸”付出代价的第一步。
这种代价也包括—对韩廷瑞的愧疚，很多次梦里，她都看到一张脸朝她袭来，愈来愈扭曲，直到大汗淋漓地醒来。
她无处诉说。
“你要咬住他”
韩廷瑞的妻子撑起了摇摇欲坠的家，尽管丈夫以如此不堪的罪名入狱，然而十几年的夫妻让她相信，自己的丈夫不会做那样卑鄙的事，然而孤儿寡母加上“黑五类”家庭成分，生活的艰辛可想而知。
在韩洁印象里，母亲总是拖着病体上班，拿回的工资却是杯水车薪，经济上的拮据、周遭的歧视让母亲心力交瘁，韩洁多次听到二哥提及—母亲拿出了农药准备一饮而尽。
1976年7月28日，史无前例的唐山大地震暴发，当母亲耗尽最后一口气从废墟里拉出韩洁时，二儿子却永远埋在了地下，韩洁与母亲站在瓢泼大雨中，没有人给他们搭地震棚，最后还是父亲曾经的病人从另外一个村庄赶来，为他们撑起了“一片天空”。
让韩洁感到无比欣喜的是，半年后她和母亲等到了出狱的父亲，一家人终于团聚。
韩廷瑞此时已被开除公职，在那个年代这意味着丢掉了“饭碗”，生活的重担仍旧落在妻子一人身上。
看着妻子瘦弱憔悴的背影，韩廷瑞悲从中来—堂堂七尺男儿却撑不起一个家，世代行医的家风将在自己手里终结，而周遭人躲避不及的目光，让他不胜心寒。
很多个夜里，韩廷瑞想到杨瑞霞的名字就会彻夜难眠，仇恨在他心里暗自生根。他甚至多次在杨瑞霞厂门口“守候”，看到她的那一刻，他总是握紧双拳浑身发抖，然而韩廷瑞始终没有勇气上去“问个究竟”，因为他担心杨瑞霞一旦“抵触”他，自己很可能再次经受牢狱之灾，他怕了。
申诉，韩廷瑞意识到只有走法律之路，才能真正还自己“清白”，挽回失去的一切，他万万没有想到，这将是一场漫长的申冤之路。
转眼到了1980年初，杨瑞霞已经成为了一个孩子的母亲，岁月的成长，让她内心原本的不安及自责感愈来愈强烈，在经历难产与死神相对的那一刻，杨瑞霞甚至想到—这是冤枉陷害别人遭报应了。
几个月后，国家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案件大彻查、落实政策工作，法院找到了杨瑞霞，希望她说出当年案件的真实情况，杨瑞霞突然感到这是一个很好的“赎罪”机会。
可是，刘桂珍很快找到了她：“你要咬住他对你有奸污行为，不然的话，对你没有好处。”
杨瑞霞想到“赎罪”的代价很可能是身败名裂，甚至坐牢，她退却了。
1981年2月25日，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下发了刑事判决书：原判认定韩廷瑞对杨瑞霞强行奸污，事实失真，没有证据不予认定，改判为强奸未遂免予刑事处分。
韩廷瑞再次陷入了黑暗的深渊，在他以为可以看到光明的时候。
“我还是个强奸犯。”
多年后，尽管杨瑞霞主动为韩廷瑞申诉，但这段过往让韩廷瑞一直不能释怀：“如果她那时‘能’帮我一把，我的人生就不一样了。”
改判不久后，唐山中院下发了恢复韩廷瑞工作的函件，这让他内心又重新燃起了生活的希望，然而卫生系统没有任何单位愿意接受他，最后在家人的帮助下，韩廷瑞在锅炉厂谋得一工作，几年后工厂倒闭，他彻底失业了。
韩廷瑞的家庭再次陷入了经济上的窘迫，而来自周遭人的歧视，让韩廷瑞家人深感痛苦—“你个老流氓”，这是韩洁听到得最多一句的谩骂，每当这时，韩廷瑞都会默默走进书房，很快传来绝望而压抑的痛哭声……
迟到的“救赎”
“我相信你就够了”，这是韩廷瑞妻子临终前对他说的最后一句话。
这也成为他继续申诉的动力—正因为妻子弥足珍贵的信任，使他更觉得“清白”的珍贵，与此同时，找他看病的人也络绎不绝，他总是很负责地对待每一个病人，并且只收很微薄的药费，在韩廷瑞看来，这些病人让他觉得生活变得光亮。
1992年7月28日，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正式对韩廷瑞强奸(未遂)申诉立案。
就在韩廷瑞为申诉无果焦虑时，埋藏在杨瑞霞内心深处的自责彻底爆发—我的假证害人坐牢，很可能毁了他的一生，是时候还人清白了。然而另一个声音也在敲打着杨瑞霞：你自己也要承担作伪证的法律后果，值吗？纠结很多年后，杨瑞霞选择说出真相。
2000年，杨瑞霞连续三次到唐山中级法院“坦白”—当年受人主使作伪证，致使韩廷瑞含冤入狱，要求为其平反昭雪，并愿意承担法律责任。
杨瑞霞忐忑地等着法院回复，可是一直没有回复，这时候她想到见韩廷瑞一面，当面给他“赔罪”，辗转打听，她惊讶得知—两人的住所只一街相隔。
30年后再次见面，他们都认不出彼此的容貌了。
韩廷瑞看着门口一直低头哭泣的女子，顿时明白了一切：“阁下就是送我进监狱的人吧？”杨瑞霞的意外出现让韩廷瑞五味陈杂—多年来，他恨她，无法饶恕的恨。然而他更明白，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她也是受人利用，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合力申诉。
让两人始料不及的是，流言蜚语开始袭来，因为两人经常一起商量写材料，坊间传他们搞不正当男女关系，杨瑞霞的丈夫开始爆发积怨—结婚前他就知道妻子“被强奸”的事，但是他始终没有去正面捅破“这张纸”，但是内心里他从没看得上妻子，于是用整夜不归的行为来表示对家庭的漠然，如今妻子公开申诉翻案并且“乱搞男女关系”，让他脸面丢尽，两人的婚姻走到了边缘。
韩廷瑞和杨瑞霞则坚信，只要案件“水落石出”，一切就会不攻自破。然而10年等待里，他们一直没有等到法院正式申诉反馈文件。而事与愿违，2010年3月21日，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下发了驳回申诉通知书，两个月后，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下发了终极决定书。
“对不起，我迟到的证言无法还你清白”，杨瑞霞说她这辈子第一次真切感受到“为时已晚”的含义。
韩廷瑞再次跌入了黑暗的深渊，探不到底。
“等了18年，却以这样的方式告诉我申诉之路就要终结，我不能接受。”韩廷瑞说。
当《小康》记者几次联系唐山市中院要求求证案件相关情况时，对方均以内部沟通为由暂未回复。法学博士、北京京悦律师事务所律师陈波在接受《小康》采访时表示，就证据效应来说，40年前的“证据”显然要优于40年后的“证据”，要推翻前一个证据必须要有事实证明当时是刑讯逼供，作为刑事案件来说，被害人的证供在某种程度上只能作为量刑依据，而不足以推翻案件。
“从法律精准角度来说，驳回申诉及终结案件无可厚非，但这种做法未免机械，本案发生在法制不健全的年代，很大程度是历史的烙印造成，冤案可能性较大，法院可以考虑证据不足撤销此案，这样对于当事人和社会都没有伤害。”陈波说。
“我希望父亲能放下这件事，这真不重要，好好享受天伦之乐，这是我最大的心愿。”韩洁说。
“这真不重要吗？”韩廷瑞看着手中的驳回申诉书，老泪纵横。
一旁的杨瑞霞，手足无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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