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院安护士VS诗人小安

　　按：在精神病院工作了27年的护士安学蓉，另一个身份是写作了29年的诗人小安，1980年代著名的“非非诗群”的代表诗人之一。这一次，她终于把两个身份合在一起了。

　　风把我们吹向哪里，我们就在哪儿生活

　　“断奶的蛇/是一群妖娆的东西/东奔西窜无以为生/在春天有一只/秋天有一只/冬天的积雪下/还能看见蛇的两只大眼睛/左顾右盼/寻找下口的机会//我们也游戏得久了/很少去关照/这些之外的东西/断奶的蛇和断奶的人/都楚楚可怜/气氛十分迷人/关键是风/风把我们吹向哪里/我们就在哪儿/生活/共度好时光”

　　——小安 《断奶的蛇》

　　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精神病院，它们的名字常常成为这个城市的特殊词汇，代表疯子、好笑和怪异。在成都，这个特殊词汇是“四医院”。

　　在四医院工作了27年的护士安学蓉还有另一个身份——写作了29年的诗人小安，1980年代著名的“非非诗群”的代表诗人之一。2008年，她第一次把自己的两个身份合在一起，在自己新开张的博客上写起了自己再熟悉不过的精神病人的故事：“我们这儿是精神病院，有一条小河，有小桥，有一个花园，是真正的花园。……那一年春天，我翻山越岭，奔跑而来，穿过一大遍油菜花地，我走进精神病院，却看见一个女人，跳进落满樱花的河里，再也没有起来。”

　　小安的家和四医院一墙之隔。虽说只是一墙，但她也不能跳墙回家。她每天绕着长长的围墙走两次，每次10分钟。上午8点15分上班，下午5点45分下班。一分钟不能迟到，一分钟不能早退。

　　有时候，她讨厌这样的刻板，会冲动几天不去上班，想干脆走掉算了。最高纪录一个月没去上班。同事们会到处找她，找到了劝她回去，说这样放弃可惜了呀，她也就回去了。有时候，小安又觉得这样的上下班节奏是好事，因为白天上了班，晚上会更想写东西，如果天天时间一大把，反而会觉得有的是时间，拖过去了。

　　小安从来不是个一定想要什么的人，除了想要写作。

　　高中毕业，她的考试分数够上中专。因为军校在最前面录取，她便随意去了军校。毕业后很好找工作，她去了重庆的部队医院，一待7年。她从小喜欢文学，在重庆时是“悄悄的诗歌爱好者”，但这也并不稀罕，当时有一句流行的话：如果一根竹竿打下来，在沙坪坝（重庆的一个区）肯定全部都会打到诗人头上。

　　因为同样热爱诗歌的战友介绍，小安认识了后来的“非非第一诗人”杨黎。两人第二次见面，喝醉了的杨黎就追得小安满院子跑，把小安的军帽都跑掉了。第三次见面，两人就是男女朋友了。

　　几个月后，两人结婚。小安转业到成都的“四医院”。作为学全科护理的护士，她没想过申请去普遍医院，也没意识到精神护理和其他护理会有多大不同。“那个时候是80年代呀，没动那脑子，疯狂地在搞非非诗，精力都用到那方面了。”

　　80年代的中国诗坛上，女诗人多特立叛逆，喜欢写黑夜或性，女权主义风格明显，而小安却绕过那些主义和观念，淡淡地写自己。

　　她的好朋友、诗人杨萍评价说：“其实在她的诗里从来没有什么特别要写的东西，日子依旧流淌而过，生活依旧缠杂不清，却没有了早年的那种好奇。什么都变得可以理解，什么都自有它的道理。眼前闪过的事情影像，经过自己的过滤筛选之后，变成了碎片，又被她懒懒散散地捡进诗里，尽管带点伤感，又可以不值一提。”

　　而诗人韩东的评价是：“她不仅不谈诗，也很少参加正式的诗歌活动，什么讲演、讨论、交流、访问更是没有。倒不是小安由于清高故意拒绝这些，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结果。我从没有听小安宣布过这方面的个人原则，对于热衷于活动的诗人她也不加以排斥。在出世和入世的两极选择中小安从不选择，只是安坐不动。对于成功成名既无积极进取的态势，也无不屑一顾的孤傲，两张牌她都不打。”

　　我在精神病院没看到一个天才

　　“今天下午/我已经抽了三支烟了/一种古老的烟/味道不怎么好//我是一个精神科护士/背后的房间里/关着我的病人/他们都觉得很正常/只是一心想打开房门/走到外面去//我面对大家而坐/我的目的是/不让一个跑掉”

　　——小安《今天下午》

　　小安参加活动，众人对她及其笔下的精神病院提问，经常有两个方向。

　　一个方向是问，这种是精神病吗？要怎么治？那种精神病有什么注意事项？然后慢慢迈向安护士坐诊的路子。安护士努力地提供专业知识回答，最后力竭表示：我只是个护士，更具体的得问医生。

　　另一个方向是问，“听说左手天才、右手疯子，您认为艺术创作和精神疯癫之间有什么关系？”“帕斯卡尔说，人类必然会疯颠到这种地步，即不疯癫也只是另一种形式的疯癫。您怎么看？”后一句还是小安的书《我们这儿是精神病院》封面上的话。不擅言谈的小安窘窘地笑笑回答：“对这种形式的话，我是记不住的，没文化嘛。要说天才，我在精神病院这么多年，没有看到一个天才。可能偶尔有一点闪光的东西，但要对付那个病，完全不能实施出来，很快就消磨掉了。没办法。”

　　她的书被她称为小说，大多有原型，写作笔法有时平白、有时魔幻、有时夸张，干净，有童话感。男医生被漂亮女花痴病人缠上是假的。患上偷窃癖的少年和觉得自己心消失了的病人也是没有的，但这都是医学上存在的症状。有些人是诸多原型的合体，比如刚进来时反抗特别厉害的疯子，12年后成了精神病院里最模范的疯子，比如“35岁的李弯弯想在精神病院里过正常人的生活，恋爱、结婚、过日子，其他的疯子是她的朋友、同事、邻居、亲戚，外面的那个社会，她没法应对，搞得乱七八糟。”

　　真实的部分还有，即使在卫生局的歌唱比赛里，报幕说出四医院的名字，指挥刚举起两只手，下面会哄堂大笑起来。出去见人，别人听到小安的单位名字，就不说话了。不过这些小安不在乎。

　　她有点在乎的是，有女病人仇恨怀孕的女人，会对着护士怀孕6个月的肚子猛然踹一脚。一个患钟情妄想、又有暴力倾向的男病人差点用刀片杀死一个美丽的女护士，血从三楼流到一楼。有的同事牙齿被打掉，耳朵被打聋。小安自己运气不错，只是年轻时在女病房被一对打架的女病人抓住头发不放，或者被吐口水。“因为病人是有幻觉的，觉得护士医生来对付他，威胁到了他的生命，就会先下手攻击，下死力一拳头打过去，完全防不胜防。”小安说：“我们的岗位津贴，就被我们叫作挨打费。”

　　还好恶性暴力伤害比例并没有外界想象中的高。五百多工作人员的医院里，90%以上会干到退休。病人们来了又去，去了又来，反反复复，基本上都成了熟人。小安给他们量体温，喂他们吃药，带他们放风，像教小孩子一样帮他们矫正行为，教他们梳头发、清理指甲……“虽然经常很烦，但氛围还是比较单纯干净。”小安说。她的书出来后，她有点紧张病人们看到后会不会反应过度，但大家都很正常，还有病人买了书来找小安签名。

　　1998年，诗人何小竹把小安拉出精神病院，去一家综合性周刊作读书版编辑。这本应算她擅长的，但“每期一个策划，要最新的，好紧张，搞不来。编辑跟写诗太不一样了”。她还是觉得当护士更顺手，每天做完就完了，下班就下班。停薪留职大半年后，小安又回到精神病院。后来何小竹笑小安，作了大半年读书版编辑，居然一本书都没人送他们，都得自己去书店买。小安笑：“我不知道那个途径嘛！”

　　她又回到精神病院，她在书里给自己的理由是：“多年来，我一直把自己看成一个疯子，疯子才是一个普通人，我没有什么要求，只是待在那里，习惯性地懒惰地在那里，我不敢去其他什么时间和地方，我感觉自由自在。”

　　一列火车向南方行驶，里面有一片羽毛在飘

　　“我事情不多/一件小事/前面还有个疯子/我妹妹还小/我得去看看她/买衣服、买水果/几本封面插图/上班的地方/又小又好记/我坐火车/从人多的地方挤出去/疯子在中间/唱歌/我看不见她/我也不去关心她/我不是个好心的人/我妹妹不这样/她是我妹妹/她还小/我始终要去看她/一件小事/就这样/我走在街上/疯子在前面不远/有人会领她回家/给她东西吃/我去坐火车/去看我妹妹”

　　——小安《一件小事》

　　诗人张枣曾向杨黎评价小安的诗歌——“没有技术”。杨黎后来写道：“他的话，加强了我对他诗歌的不屑。……技术这个平庸的东西，对于一个诗人究竟有什么价值？它对于一个油漆匠而言，可能是非常重要的。……只是在这样的学问里，被放弃的恰好就是诗歌。小安没有这样的学问，她只有独立面对诗歌的本事，以及眼睛和心灵。所以，她所有的诗歌，都是空穴来风，天然而成。”

　　“没有技术”4个字，用来评价小安和人交往的方式大概也合适。比如她只是在自己博客上写着精神病院的故事，有朋友推荐给杂志作专栏，她也就同意了。后来出版社找来，说想出书，她就交给出版社，不会过问诸多细节。出版社想要精神病人的画作为插图，她就寄去一些，可是画没通过，因为太过规规矩矩，不像想象中的精神病人画的，反而是小安的信笔涂鸦被看中了。出版社让小安再画一些，从没画过画的她就再画一些。

　　最近，这本书的话剧版权被签给了导演田沁鑫。即使已经签了合同，小安也没记住导演的名字。她同样记不太清登专栏的杂志名称，记不太清出书的出版社名称。被问到你不关心这些吗？她有点儿羞涩，笑笑说：“因为相信他们就好了嘛，他们说会做得好。拿给人家就要相信人家。”

　　大概在22岁的儿子杨又黎面前她才会表现出一点相处技术，比如儿子说她擅长打一个耳光，给一颗糖。“我脾气很急的，生活小事，什么衣服没穿好，慢吞吞的，都会说他。他要被我气走了，我就要说好话呀，说我们去吃什么好吃的。”小安几乎每天和儿子一起在家吃晚饭。有时候妈妈做饭，有时候儿子做饭。

　　儿子对诗歌不大感兴趣。他是职业打游戏的，参加过WCG（世界电子竞技大赛，被称为电子竞技奥运会）中国区比赛。但他会读妈妈的诗，读完了说：“妈，你确实有时候写得好。”“写得比爸好。”

　　小安和杨黎已经离婚近20年了。总有人怀念这对当年诗界的神仙眷侣，近几年还有人写诗说：“我梦见诗人杨黎和小安复婚了/他们穿着美丽的花衣裳/在众人的欢呼声中深情一吻。”梦醒后，那人拿出两人的代表诗集，“将它们紧紧地放在一起。”提到这些，小安淡淡地笑：“现在我跟我儿子也挺好，也是一个家嘛。”

　　聊到小安的生活态度自然而饱满，旁边小安的朋友、编剧麦田插话：“要不怎么是我们的女神？”小安哈哈笑：“这可没想过，我觉得我失败得很咧。但是后来又想，其实怎么都行。”

　　已经49岁的小安，从背影看身形瘦弱如少女，从正面近距离看也感觉比实际年龄大大年轻。除了精神病人的故事，她仍在写诗，只是新诗集《等喝酒的人》已经不能像当年《种烟叶的女人》一样由出版社来出版，而是朋友们自己印制，在淘宝网出售。

　　一场小安的读者会上，麦田说起他第一次读到小安的诗，那是很多年前，从北京回南京的火车上，到处是方便面、火腿肠、袜子、打呼噜的声音，还有小孩在哭。他没法睡觉，包里正好有小安的书，便去车厢连接处看。“就觉得在华北平原的一个黑夜，一列火车向南方行驶，灯光通明，里面有一片羽毛在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