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李克强的大学同班同学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透露了一个细节：“你看这些大学时的老照片。李克强拍集体照，几乎总是喜欢站在后面，或者站在最边上。他平时沉默，从不张扬，有学习上的问题问他，他有问必答。”
今日下午3时，随着全国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开幕，中国的“两会”正式拉开帷幕。两天以后，履新整整一年的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将代表新一届政府在人大会上做政府工作报告。李克强的“首秀”将如何呈现，成为最近几日公众关注的热点。
回顾过去一年，新一届政府的改革棋局正逐步呈现——行政体制、金融、农业等领域的改革提速，削减“三公”，保障民生的政策也在大力推行。而李克强在各个场合都会抓住机会普及改革和市场化的思想。他的“经济公开课”被挂在了各大网站上，一度成为网民们热搜的对象。“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改革是最大的红利”；“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一度成为百姓都述职的流行语。“市场总理”的绰号也开始被大家私下里流传。
从“克强指数”到“克强经济学”
“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
十八大闭幕刚刚6天，中南海国务院第一会议室中传出的声音就在经济学界引发了震动。在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上，李克强给参会的11个省区的负责人上了一堂“改革课”。“让人民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必须通过改革开放。” “我们必须也只能往前走，没有退路。”他直言。
此次会议外界解读为“十八大后中南海向外界释放的改革信息”。
一个月后，李克强的改革思路在区域发展与改革座谈会得以更清晰的阐述：“政府要转变职能，破除横向、纵向限制，打破不合理的行政壁垒和市场分割。要培育建立统一的大市场，使要素流动跟着市场规律走，给社会腾出更多流动空间，增强发展的动力与活力。”
3月15日，李克强就任国务院总理，在当天的记者招待会上，他阐述了自己的愿景：缩小政府规模、加大反腐力度，以及更加公平地分配财富。在整场记者会上，他使用了28次使用“改革”这个词。
自从35年邓小平开启改革开放大幕，中国的历届领导人始终没有停止改革的探索和实践。然而，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国也面临着一系列新的挑战，在投资-出口导向增长模式不可持续、劳动人口红利日渐枯竭、产业结构失衡等重重矛盾之下，经济面临巨大的下行压力，未来的发展之路如何继续，已到了关键节点。正因此，李克强的改革宣言仍然引发各界的期望，人们期待他将中国带入更健康、稳健的发展轨道。
作为中国第一位受过系统经济学教育的总理，李克强拥有另外一种视角。2007年，时任辽宁省委书记的李克强告诉来访的美国驻华大使，他更喜欢通过三个指标来追踪辽宁的经济动向：全省铁路货运量、用电量和银行已放贷款量，以挤掉统计数字的水分。为此，《经济学人》依据上述三个指标，于2010年推“克强指数”，用于评估中国GDP增长量。
继当年的“克强指数”之后，2013年6月以来，“李克强经济学”再次成为经济学界的流行词。首次提出这一概念的是时任国际投行巴克莱资本亚洲首席经济学家黄益平，在他看来，李克强率履新以来，很快展现了其特有的经济学思想，采取了有别于上一届的政策路线，其关键的经济政策框架由三大支柱搭建：无大规模刺激计划、去杠杆化、结构性改革。
“如果说‘安倍经济学’旨在扭转通缩、重启增长，那‘克强经济学’就是重在令经济减速、去杠杆化和提高增长质量。”黄益平认为，在过去一年的时间里政府的各种经济政策，是符合上述预期的。“现在大家在争论，GDP是7.5还是7，但无论如何，保八已经放弃了，经济增长的容忍度变得有弹性，底线更低。不会像过去一样，不顾一切保增长了。”黄益平说。
不同的是，上任刚好半年的李克强为改革开放制定了有其特色方案，其施政路线图日趋清晰，包含三个要素：首先是认可增速中枢下移而不短期刺激；以自贸区等制度建设促进开放；激活市场活力。
破解三元悖论
尽管李克强从未公开评论过“克强经济学”，而他的经济政策却无疑在坚定地遵循这一思路。
2013年的经济形势对新政府而言可谓是考验。年初，反应经济运行先行指标的PPI指数同比下降1.9%；至年末，PPI的持续下行时间已增加到22个月。而固定资产投资，则同比增长19.6%，这是自2002年以来增速首次低于20%。
“新一届政府起步的时候，恰逢中国的经济正在‘换挡期’，去年一季度经济增速7.8%，二季度经济增速7.5%，市场有很多担忧。”国家发改委宏观研究院副院长王一鸣表示。新一届政府怎么应对，中国经济会不会硬着陆，会不会再出台短期经济刺激政策？整个世界都在关注。
2013年，李克强在不同场合举行座谈会、召开会议，研究经济形势。让业界感到意外的是，他对于经济刺激的短期措施，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看法都非常谨慎。反而是对行政体制、财税、金融、投融资等9个重点领域的改革要求不断加码。
在2013年年中的经济形势座谈会上，李克强提出了宏观调控的“上限”与“下限”的概念。他指出，宏观调控的主要目的就是要避免经济大起大落，使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其“下限”就是稳增长、保就业，“上限”就是防范通货膨胀。
“这与之前的调控思维有明显的不同。”一位研究宏观政策的资深经济学家分析。过去的宏观调控经常会遇到三元悖论(The Impossible Trinity)。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是这一理论的首创者。他认为：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汇率的稳定性，资本的完全流动性不能同时实现，最多只能同时满足两个目标，而放弃另外一个目标。
而在中国，三元悖论则有别一层含义，即经济增长、防止通货膨胀，以及结构调整与实施改革往往不能兼得。按照过往经验，三者在出现矛盾的时候，政府倾向于选择经济增长和防止通货膨胀的宏观政策，而放弃结构调整和改革。
然而，在李克强看来，“三元悖论”其实并非没有破解的可能。
2013年7月9日，在各方对经济形势争议最为激烈之时。李克强在广西主持召开了部分省区经济形势座谈会，抛出了“经济运行合理区间”论。在李克强看来，经济增长率、就业水平等不滑出“下限”，物价涨幅等不超出“上限”。在这样一个合理区间内，要着力调结构、促改革，推动经济转型升级。
“在区间之内，不进行大力度的干预。”李克强在会议上透露，要形成合理的宏观调控政策框架，针对经济走势的不同情况，把调结构、促改革与稳增长、保就业或控通胀、防风险的政策有机结合起来，采取的措施要一举多得，既稳增长又调结构，既利当前又利长远，避免经济大起大落。
王一鸣认为：“从改革入手，简政放权，解决资源配置问题。是下半年宏观调控‘不为而治’的出发点。”正是由于在“区间”内政府未进行大力度干预，释放了尊重市场的信号，“这对于稳定市场预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国家发改委宏观院的研究显示，2013年下半年，在预期稳定之后，市场调节机制开始显现，资源开始向服务业更多流动，这对居民的收入增长产生了积极作用。
而放开审批，启动民间投资，也对于经济回暖也起到了作用。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显示，2013年中国GDP比上年增长7.7%。其中，三季度GDP增幅为7.8%；四季度增幅7.7%。而国家发改委披露的数据则显示，2013年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50.4%，比上一年提高3.3个百分点。其中，民间投资增长23.1%，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达到63%，比上一年提高1.8个百分点。
为了了解民间投资36条以及42项实施细则落实情况，国务院曾邀请全国工商联进行了第三方评估。国家发改委在评估报告的基础上实施了细化、实化鼓励民间投资的政策措施。
在为政府工作报告征集意见的座谈会上，全国工商联主席王钦敏告诉李克强，评估反映出制约民间资本进入部分行业领域的问题仍然存在，建议政府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
“你刚才讲的比较客气，说有些问题得到初步解决，可能这个初步是很浅的。” 李克强接过话题，并开出的“药房”：“能不能请工商联在今年适当时候，对你们去年的评估情况再做后续评估，看看初步解决到底解决到哪一步？我们怎么能释放民间投资的活力？不光请你们参与政策的制定、实施的推进工作，还请你们继续评估。”
“超级推销员”
“超级推销员”，是国内媒体为李克强起的新外号，而坚持开放也正是李克强的一贯基调。
在2012年的博鳌论坛上，当时还是副总理的李克强就曾表示，秉承开放包容是亚洲健康与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
在过去的一年中，李克强在全世界马不停蹄出访，推销中国高铁、电影、电力技术、石油钻井技术；与周边国家加强在石油、天然气、铁路、公路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合作。以至于李克强每到一处访问，就有好事者绘出他的推销的“中国清单”。
不仅仅是产品，李克强还试图将中国的投资者“推销”到全世界。在2013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李克强的开幕致辞结束后，台下的听众已准备收拾东西陆续离开时，不料李克强主动“返场”，他打着手势说：“我还要说一句。中国政府鼓励中国企业到在坐各位的国家去投资，相信会得到你们的欢迎。”
“他全程的演讲，他的经济理论都很精彩，但是最后这一句给我的印象最深。”一位欧盟企业家告诉记者，“如果有中国企业跟我谈合作，至少我们的企业会去接触。”
在推销中国的同时，李克强也试图将现代经济运行的国际规则引入中国，强化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联系。上海自由贸易区的出现，正体现了他的这一意图。李克强表示，在上海建立自由贸易试验区，将探索负面清单管理模式，重点在投资准入、服务贸易领域扩大开放方面探索经验。
在努力打通中国与世界经济通道的同时，这位“超级推销员”在必要的时候，也并不掩盖其强硬的一面。2012年9月6日和11月8日，欧盟委员会先后对中国的光伏板、光伏电池以及其他光伏组件正式发起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这是中欧迄今为止最大的贸易摩擦，也是全球涉案金额最大的贸易争端。
欧盟是中国最大的光伏产品海外市场，2011年中国出口的光伏产品价值358亿美元，其中欧盟占据60%，涉及出口额超过200亿美元 。欧洲对中国光伏的双反案，影响到中国上千家企业生存和40多万人就业。
“如果中国企业失利，中国太阳能产品将在欧盟市场受到毁灭性冲击。”曾少军告诉《财经》。
更为严峻的是，欧盟除了对光伏产品征收反倾销税之外，还要求将中兴华为等通讯类企业也列入“双反”调查。
在中欧贸易战一触即发之时，李克强第一次以总理身份出访德国。2013年5月26日，在会见德国总理默克尔时，不仅仅对于这次争端作了原则性表态，还分析了贸易磨擦的带来的损害，包括双方就业、经贸的损失、对欧洲经济复苏的影响。李克强直言，如果持续下去的话，将是“双输”的结果。最终，默克尔同意了他的观点，双方在会见后发表了共同声明。
“这一类争端，以往一般都是由相关部门出面来办。这次国家领导人首次直接进行谈判，是一个重要的转变。”一位接近谈判方的光伏行业专家表示。
6月3日，李克强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通电话，指出此案涉及中国重大经济利益，应通过对话磋商解决贸易争端，“而不是打贸易战”。
谈判的拉锯时期，李克强在河北邢台调研时，专门选择了一家光伏企业去考察。 “这两个月不容易，你们可得挺住啊，做好准备啊。”李克强向企业的员工鼓劲。企业的负责人表示，无论如何要挺过两个月，坚决不裁员。
两个月后，欧盟决定对参与中欧光伏“价格承诺”方案的中国光伏生产企业免征临时反倾销税。中欧光伏“价格承诺”协议也将在8月6日将正式实施， 协议有效期至2015年年底。在李克强的“强硬”交涉下，这一贸易争端最终以和解告终。
李克强在积极维护中国的外贸时，也在看到中国产业的短板，他在上海自贸区调研时指出，出口产品可以占领市场份额，不是不可以占，“但是占什么份额，中低端还是打开营销渠道？占高附加值的份额？这个就值得我们深思了。”
无法回避“深水区”
经过三十年的高速发展，在本届政府任期内，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和深化改革都进入了“攻坚期”。
“经过这么多年的高速发展，中国的经济实际上蕴藏了一些风险，这些风险目前已经积累到一定水平了，本届政府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怎么有效化解风险。”王一鸣说。地方融资平台等风险现在已经开始显露，这些应该如何化解？如何既保持经济持续增长，同时又解决不时出现的积累风险，这是考验本届政府的最大难题。“更难的是，这些风险的解决，不能再用压抑的办法，而是需要通过改革从根源上解决。”王一鸣说。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研究部副部长魏加宁在“CMRC中国经济观察”报告会上指出，当前中国有三种不同的风险。首先是不改革的风险。过去十年改革的滞后导致中国经济增长可能出现“跳悬崖”式的下滑，如果不改革，产能过剩的风险、房地产泡沫的风险、地方政府债务的风险、影子银行的风险都会暴露出来。
此外，推进改革也必须冒风险。比如如果存款保险制度不能建立，经营失败的金融机构不能退出，会导致系统性风险不断积累，从而使得风险进一步膨胀。另外，允许地方政府公开发债，初期可能会有不规范的风险，但是如果不允许，地方政府债务就会隐形化，信用链条越拉越长，连锁风险越来越大，金融财政风险交叉传染。如果改革方法不当，也可能引发的风险。包括部门利益导向使改革误入歧途；中央政府放权，地方政府有可能截留等。
然而又不能不改革。魏加宁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要依靠国内，必须通过推进改革来促进民间消费和民间投资。特别是“能否提高民间消费和民间投资取决于对改革的预期。”
李克强对于改革，也有了一套清醒的认识。
“当前改革进入了‘攻坚区’和‘深水区’……不干可能不犯错，但要承担历史责任。”李克强说，要进一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既要搞好顶层设计，又要尊重群众和基层的首创精神。
而对于有风险的改革，李克强认为可先选择一些地区和领域开展试点，以点带面，并及时调整。
德意志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马骏在李克强主持的工作报告调研会上直言：“政府的改革力度能不能更大一点？对外开放的步伐能不能再快一点？”
2月24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国务院拟提请“两会”议审议的《政府工作报告》。这次会议在某种程度上回答了马骏的问题：“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推进重要领域改革取得新突破，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加快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
在中国走向未来的十字路口，人们有理由期待，李克强掌舵的中央政府正酝酿推出更多的改革措施，让民众享受到更多的“红利”，过去一年的变化，仅仅只是一个开始。
而这位大国总理也正在逐渐展露执政个性。李克强的大学同班同学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透露了一个细节：“你看这些大学时的老照片。李克强拍集体照，几乎总是喜欢站在后面，或者站在最边上。他平时沉默，从不张扬，有学习上的问题问他，他有问必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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