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资改革再出发

　　国资改革再出发

　　从1984年国资国企改革全面展开至今，国资国企改革的核心一直是推动所有制结构的多元化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刘武 | 北京报道

　　马年春节刚过，资本市场就已经迫不及待地开始讨论、布局2014年的“两会行情”，其中一个关键题材就是国企改革。

　　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之后，中央和地方国资国企改革明显升温，尤以上海为最，这给社会带来新期待。

　　新一轮国资再改革的核心要义，当属“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而未来，究竟能否写好国企改革故事，国资委如何实现从“管资产”向“管资本”的过渡将是关键。

　　“混合所有制”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

　　2014年2月19日晚，中国石化关于其董事会同意将公司油品销售业务板块进行重组，实现混合所有制经营的公告，使得中国石化股票在2月20日开盘不久即拉涨停，创出四年多未有之“奇迹”。

　　与此同时，以上海为首，广东、珠海等地方国资也都有改革消息频频传出，影响着资本市场走势。

　　如今，上海版国资改革方案已出，广东版也已“听见楼梯响”，各界也都在期待中央版国资改革方案的出台。各种信息都表明，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国资改革方案，必然呼应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突出强调混合所有制。

　　2014年“两会”已开启，国资混合所有制改革号角也早已吹响，甚至有人称“箭已离弦”。

　　“大力发展股份制和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在1999年9月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上明确提出的，现在仍被学术界认为是20世纪末一项重大的经济改革举措。

　　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之后，国企改革成为以城市为重点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这标志着国资国企改革全面展开。

　　从这个历史起点至今，国资国企改革的核心一直是推动所有制结构的多元化。

　　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国有企业总体上已经同市场经济相融合”，并且要求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因此，混合所有制被看作国企改革新方向。而混合所有制较常见的就是股份制。比如，上海、广东近期发布的信息都表明，使上市公司成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主要表现形式。

　　国资国企改革虽问题重重，但是每一次引入更多所有制经济成分，都不同程度地推进了市场化进程。

　　这被全国工商联副秘书长、原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主任王忠明总结为国企改革之所以能逐步突破的三个关键因素之一：增量培育“体制外因素”，形成倒逼机制。王忠明曾公开称：“或许混合所有制能够杀出一条真正的生路来。”

　　“从国际经验来看，混合所有制已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中国国资国企改革最直观的表现正在于终结了国有‘一统天下’的局面，回归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历史真实，证实了经济学基本原理。”王忠明对本刊记者说。

　　谁来转动“资本魔方”

　　经过30年时间，中国国资国企改革取得了成果，但问题也同样突出，改革仍然没有到位，国有企业和市场经济兼容性也有待提升。

　　2003年4月6日，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国资委）正式挂牌，首任国资委主任李荣融成了“超级大老板”。当时国企债台高筑，背负沉重包袱。经过十年的改革，中央和地方国企境况有了明显改善。

　　现任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黄淑和表示，当前央企正处于“爬坡”阶段，并且是在“爬大坡”“爬陡坡”。

　　按照王忠明的理解，国有企业至今没有处理好与政府的关系，没能成为政企分开的生产者与经营者，国有企业改革之初“个数太多”与“个头太小”等问题没能彻底解决。

　　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的要求，新一轮国资改革抓手不再是“资产”或“企业”，而成为“资本”。

　　事实上，以“管资本”方式加强国资监管、运营，在一些地方已经开始运用。2009年11月，本刊曾做过地方国资改革的调查（见稿件《地方国资整合又一波》）。当时，北京、上海等地的国资国企改革就已经进入所谓的“玩资本时代”，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动作频频。

　　在大多数地方和部门，迄今为止还是把国有经济等同于实物形态的国有企业，将国有企业作为国有经济的唯一实现形式。但是，实物形态的国有资产实现形式面临的矛盾日益突出，突出表现就是“政企不分”，政府放不开手，企业迈不开腿。

　　对于接下来可能出现的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运营公司，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瑞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主要还是以资本的形式组建这类公司，最好不要另起炉灶，否则得不偿失。”

　　从“管企业”到“管资本”，行政干预将大大收缩，有助于落实“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中央改革部署。

　　从建设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角度来看，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点就是要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使各种所有制经济成分的要素得以自由流动。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党组书记、副主任陈清泰日前撰文称，实现十八大提出的经济体制改革任务，国有企业改革仍是主要问题，其重点是加快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而实现国有资产的资本化是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重要突破口。

　　陈清泰认为，银行业国有资产资本化改革和整体改制实践证明，中国国有资产资本化和国有企业整体改制道路可行，没有很大的风险，对企业是又一次解放，使其具有一种亲市场性，原则上也没有扭曲市场的动力，而是维护市场的结合。

　　“分类监管”猜想

　　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的方式和“度”，是社会各方关心的问题。

　　原国务院国资委党组书记、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会长李毅中日前撰文提出：发展混合所有制怎么“混”，“混”多少，“混”谁，如何不越“混”越差，“混”了以后各方权益如何保障？李毅中呼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要作好顶层设计”，防止实际操作中可能的风险。

　　地方改革中，做法也不尽相同。比如，重庆国资委提出试点推动在国企集团层面进行股权多元化改革，力争今年2~3户取得实质性突破。广东省国资委透露，广东将首先在省属国企二级以下企业推行混合所有制经济，并进一步推动中小微国企与社会资本交叉持股。

　　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黄淑和曾公开表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思路是：加快推进国有企业特别是母公司层面的公司制、股份制改革，进一步优化国有企业股权结构。

　　而在具体的比例方面，各方也存在不同看法。比如，中国石化拟将销售业务混合的比例设定为上限不超过30%。

　　“30%的比例还不够，销售业务起码可以拿50%出来。在现有环境下，改革完全可以再大一步。”《国有资产法》起草小组成员、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李曙光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

　　刘瑞则对本刊记者表示：“这已经够多了，我们不能看到国资就两眼发红。在一些领域，国有资本还是得控股，上市的国有企业还要防止二级市场的恶意收购。再比如金融等领域，还得防止‘城头变幻大王旗’。”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提出分类改革监管的理念。2013年12月26日，国务院国资委召开的会议上，提出在2014年将准确界定不同国有企业的功能，这“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这符合学术界的期待。分类改革和治理被学界认为是国有企业的必然趋势，国有企业改革仍然存在一些问题的原因，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国有企业的分类不清。还有学者指出，目前国有企业面临诸多质疑，难以听到“好声音”，就是与没有实施分类管理有关。

　　围绕着具体的分类方式，上海国资委提出把国资分为突出市场导向和产业发展的竞争类企业、承担政府特定功能和任务的功能类企业、提供公共服务或产品的保障类企业三大类。

　　有把国资分为经营性和非经营性的“二分法”，还有将国企分为纯公益性、纯盈利性，以及公益为主盈利为次、盈利为主公益为次的“四分法”。国外对国企分类方法也各有不同。

　　分类监管，哪些领域才是国有企业应该进入的呢？大型国有企业（包括央企）是否就自毁长城，退出与跨国公司在世界市场上的直接竞争呢？

　　长江商学院创办院长、教授项兵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中国匮乏伟大的商业机构，可围绕国企培育世界级企业。现阶段中国需要利用国有企业参与全球资源整合。‘家天下’文化是中国民营企业成为世界级企业的内部阻碍因素。”

　　王忠明则认为：“对于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极少数领域，就要理直气壮地强化垄断，参与国际竞争。”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常修泽将垄断分成六种情况，提出“三不破，三破”，其中“三不破”包括：真正自然垄断性环节不破，但要实行一定范围的竞争方式；法令性的垄断是于法有据的可以不破；在竞争基础上形成的产业集中不应该破，还应该加强，以提高中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而主张对竞争环节的垄断，对不合理的行政垄断，对阻碍和限制竞争的经济性垄断则要坚决破除垄断。

　　综合配套关乎改革成败

　　从十四届三中全会要求国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到十六届三中全会进一步要求国企建立现代产权制度至今，国企制度正从“政权本位”向“产权本位”转变，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也是试图进一步解决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的“兼容”问题。

　　明晰了改革方向等大的策略性问题，还有一系列配套改革需要落实，比如：完善公司治理，完善资本市场、资金市场、产权市场、劳动力市场等生产要素市场；创造各经济主体之间公平竞争的条件和法律、社会环境等。

　　李荣融认为，国资国企改革必须继续坚持综合配套推进改革，没有综合配套改革就没有今天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良好局面。

　　30年来，国企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通过放权让利、减员增效、下岗分流、主辅分离等完善法制、体制、市场等外部环境，推动国有企业改革不断深化。

　　经过此前多年深化到一定程度的改革，事实上新一轮国资系统的改革更多会在各细节上推敲改进。这样一个“细活”需要数年时间。

　　国资国企改革也理所当然地会影响到整个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这种相互作用从以前的改革中清晰可见。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会保障基金，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

　　常修泽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市场经济也有很多不足，比如它解决不了贫富差距，解决不了生态恶化，也解决不了公共服务问题。市场经济并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资源配置机制，但是从人类发展史上看，现阶段还没有比它更好的。”

　　1995年9月，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要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抓大放小”。但在实际操作中，“放小”变成“一卖了之”。这一操作手法在全国很多地方出现，后来的“郎顾之争”由此掀起了一场关于国有资产流失问题的广泛讨论。

　　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现阶段依然存在，并且可能会持续出现。最近被广泛关注的海南高速案，涉案人甚至是国有资产监管部门的主要领导干部。

　　为了警惕、防止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中出现“国有资产流失”等老问题，王忠明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可以从强化资产评估、加强资产监管、规范产权流转和搞好产权登记等多方面做好应对。”

　　当前国有企业发展方式较粗放，产业链布局和行业分布都不尽合理。如何体现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影响力？广东省提出“要充分借鉴运用互联网思维（24小时在线、360度联系、海量数据取胜、专注到极致、开发合作共享），推动国企转型升级和发展壮大，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

　　上海新版国资改革也提出，未来3~5年内，上海80%以上国资集中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基础设施与民生保障等关键领域和优势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