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张向东 董博 8点58分的时候，这个国家的最高决策群体开始走向主席台，李克强走在第二位。两分钟后，他从座位上站起身，右手抬起，略微顺了一下西服，走上主席台红毯的正中央。向台下2932名全国人大代表鞠了一躬，然后他转过身，向主席台又鞠了一躬。
之后，李克强来到发言席站定。他并没有马上开始讲话，而是沉默了4秒钟。接着开始了他担任国务院总理后的首份政府工作报告，全文32页、16,937字，耗时1小时50分钟。期间，掌声不时响起。3月5日这天下午，辽宁省省长陈政高在辽宁省代表团上说，李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赢得了40多次掌声。
辽宁是李克强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之前最后一个主政的省份，他在辽宁省委书记的位置上呆了4年。当时的沈阳市苏家屯区区长刘凤海对那时的李克强印象深刻，他说，他为了搞棚户区改造、提高城市发展空间，竟然想到了借债。这在当时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李克强的这笔债是从国家开发银行借来的一笔“软贷款”。刘凤海已经记不清这笔资金究竟有多大规模了，相比之下，借债想法的提出是当时对他和当地政府官员观念上最大的冲击。刘凤海说，“当时利用国开行贷款，很多人不理解，因为都不愿意借钱，贷款就是举债啊。当时很多人，包括领导层面上，还是不愿意做这个事情。”
近十年过去后，地方举债已经非常普遍。不过与李克强的软贷款不同，最近几年间，地方举债的路径更宽，大量的融资平台公司兴起，除了商业银行，信托、基金等游离在政府金融监管体系之外的影子银行成为政府举债的重要途径之一。到2013年3月，李克强任职中国国务院总理时，地方债务已经是个摆在李克强面前的棘手问题。
但他并没有立即去解决地方债务问题。2013年3月17日，李克强首次以中国总理的身份召开记者会，他说，“要着手推进政府机构改革。而改革方案的核心是转变政府职能，是简政放权。如果说机构改革是政府内部权力的优化配置，那么转变职能则是厘清和理顺政府与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这个信号当时被大部分人忽略，因为当时外界更关心的是四万亿刺激计划结束之后，中国新的刺激计划何时出台。人们在中国过去的发展模式和这位新总理之间，感到迷茫。
一
当时的中国经济局面令人担忧。官方发布的2013年4月份PPI（工业品出厂价格）同比负增长2.6%，这已经是该指标连续14个月负增长，并在2013年的2、3、4三个月里呈现幅度扩大的趋势。投资也进入下滑通道，2013年一季度，工业全国投资完成2.4万亿元，同比增长17.4%，而2011年全国的工业投资增幅为26.9%，增速是逐年回落。
还有两个更为直观的表现。2013年一季度，全国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亏损面接近20%，财政收入出现多年不见的负增长。工信部的一位官员当时对经济观察报说，我们对眼下的经济形势感到担忧，我们提过一些局部性的刺激计划，但是要看中央的决策。
他们没能从李克强那里看到任何关于刺激政策的蛛丝马迹。李克强当时表态说，一季度国民经济运行平稳，总体良好，经济增长速度、城镇新增就业等主要指标稳定在合理区间。
李克强的这番定调令当时的专家、投行甚至一些官员感到费解。按照他们的惯性理解，以往遇到这种情况时，中央的钱袋子早就松动了。
2013年4月14日，李克强主持召开了他上任后的首次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负责人座谈会。在这次会议上，他终于松口。他说，即使必须要出台一些临时性的措施，也要注意不能给今后推进市场化改革和发展设置障碍。
此后又是两个多月的等待，刺激政策依旧难觅踪影。李克强在这两个月间召开了八次国务院常务会议，都与经济刺激政策无关。这八次会议分别部署了大气污染防治、废止和修改部分行政法规、取消和下放行政事项等。
这个时候，外界才逐渐感受到了本届政府重新划定政府和市场的决心。上任不过半年，李克强已经分两次下放了100多项行政审批事项。但人们对经济刺激计划仍不死心，到当年的6月底，市场惯性与李克强改革决心的较量，因为“钱荒”达到了顶点。
2013年6月19日的新闻联播播发了当天国务院常务会议的内容，李克强开始部署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政策措施，“用好增量，盘活存量”的调控思路被提了出来，这是李克强与金融方面摊牌的标志。
多年来习惯了宽松的银行不干了。李克强表明调控态度后的第二天，中国各大商业银行同业市场的交易部门开始以10%以上的利率吸纳存款，至11点，隔夜利率和7天利率均超过10%，创下历史新高。中国最近十年来罕见的总理与市场的对决，到了最紧张的关头。
几天后，聪明又深谙银行心态的央行行长周小川开始表态，他巧妙地揶揄陷入“钱荒”但又胆大妄为的银行说，“央行对流动性的把握，市场基本上还是正确理解的。”他进一步补充说，出于半年考核时点等因素，银行发放贷款的冲动十分强烈。这种动向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贷款均衡增长的要求，以及服务实体经济、支持结构调整的方向不完全一致，需要他们把这种倾向调整回来。
渣打银行亚太区研究主管王志浩当时对经济观察报说，“李克强给中国的银行家上了一课”。
新总理胜利了。从2013年二季度开始，中国的经济局面开始稳定好转，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工业增加值逐渐回升，GDP也稳定在了7.6%~7.7%之间，全年定格为7.7%。这是李克强想要的结果，经济运行稳中向好。
而到2014年3月5日，当李克强在人民大会堂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这段令市场、银行、企业和地方政府都揪心不已的日子，被一句话描述—“困难比预料的多，结果比预想的好”。
如果仅凭李克强以前部下的评价，外界很难想象，当面对不断恶化的经济局势时，他是如何顶住的。刘凤海说，“在辽宁当书记时，他那个时候工作的效率，工作的节奏非常快，大家一时半会儿不适应。”刘凤海现在的身份是全国人大代表、辽宁省锦州市市长。“钱荒”一役，李克强赢得的绝不仅仅是稳中向好的经济数据。他证明了自己“不放水”，也可以稳住看起来危机四伏的经济局面；他成功地把银行和地方政府的发展惯性，拉回到了新政府的改革轨道上来。
挑剔的经济学家也对他称赞不已。央行货币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对经济观察报说，“在去年碰到经济下滑、而且底下呼声比较高的情况下，他顶住了，没有采取一些刺激性的或者说凯恩斯式的政策。我觉得这一条是给予肯定的，因为通常面对危机时，我们都有出台刺激政策的天然冲动。”二
这刺激而精彩的胜利只是开始。去年年底结束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给他布置了更为复杂的任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决定成立改革领导小组，引领对中国累积多年、矛盾交织的发展模式进行改革。
在3月5日上午的1小时50分钟里，李克强用了仅仅四分之一的时间，来回顾他充满矛盾复杂的2013年。无疑，这一年给了李克强更多的自信和责任，让他能用更多的时间和篇幅来部署2014年的任务。
他将2014年整体的经济政策取向定为“稳中求进”，接着他公布了一连串的衡量“稳中求进”的数字。依旧没有太多人注意到这些数字的微妙变化：除GDP仍定为“7.5%左右”之外，投资增速、货币供应量、外贸增速等关键指标均有小幅下调。
钱颖一说，“这表明了一个信号，货币政策其实还是会偏紧一些。这些数据的变化传递了一个意义，它是对过去几年比较偏松的货币政策的一些批评。当然也有一个现实背景，可能是过去几年力度太大了，所以带来的成本很大。李克强在慢慢消化。”
李克强决定通过改革来消化中国此前持续多年高速发展所带来的成本。他将“深入推进行政体制改革”作为2014年的第一要务，他说，“进一步简政放权，这是政府的自我革命”。
这其实是李克强在2013年被任命为中国国务院总理第二天，新一届政府确定的改革目标。只不过在当时，外界还并没有感受到他的改革决心。
自2013年4月24日，政府就拉开了政府改革的大幕。当天，李克强组织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事项，推进政府职能转变。中国自此迎来最近30多年来规模最大的一轮政府放权。李克强以更加务实的态度和做法，重新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
2013年全年，国务院分批取消和下放了416项行政审批等事项。而2014年，还将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200项以上。行政审批的退出，让企业感到障碍的破除。全国政协委员、东莞唯美集团董事长黄建平对此深有体会，这让他对新一届政府下一步的简政放权抱有更大的希望。
黄建平说，“简政放权就是革利益集团的命。这个利益集团就是各个政府部门，因为有审批权，才有利益。那放权的话，就是革自己的命，割舍自己的利益，这个是不容易的。李克强总理说，触动利益比触及灵魂还难，但是已经有了进步。”
但更多的企业家还在期待更进一步的政府改革。人大代表、河南三全集团原董事长陈泽民说，简政放权的时间还短，一些政府部门还有惯性，真正的效果还需要观察。政府机构改革，关键在于落实，必须要有强制措施。
陈泽民毫不掩饰对李克强的感激。李克强曾在1998-2004年间主政河南，期间陈泽民是河南省政协常委，李克强曾多次到三全集团考察调研。按陈泽民的记忆，三全集团、宇通客车、新飞电器、双汇集团等一大批河南知名的企业，都是当初在李克强的一手扶持下发展起来的。
陈泽民说，“李克强扶持企业，并不是为企业安排项目，而是引导企业注意科技、商业等方面的创新。”
地方政府也开始改变。辽宁省锦州市市长刘凤海说，“政府最应该简化掉的就是行政审批，最应该加强的是行政服务。机构改革是形式，职能转变是根本。此轮机构改革虽然是自上而下，但执行当中要坚定不移。地方政府在这方面，应该以更大的决心、勇气和魄力来改变这个问题。”三
到2014年3月5日的时候，外界已经开始习惯并理解李克强关于改革和宏观调控的深层原因。
至少在过去的一年间，李克强告别了宏观调控的凯恩斯教条，政府开始从市场撤退。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结说，“要以深化改革为强大动力，以结构调整为主攻方向，以改善民生为根本目的”。
但他又深知需要经济增长来为他更多的改革方案提供条件，就像他将2014年的GDP维持在“7.5%左右”不变，但却调低了核心支撑数据的目标那样。
钱颖一说，“李克强想要改革和调整以前的发展模式，还需要保证就业和经济稳定，因此他需要把7.5%的数据摆在那儿。政治家是不能信奉任何一个经济学派的，政治家要根据情况，找到他这样做的道理。”
但地方的难题就来了。辽宁省锦州市市长刘凤海说，“尽管放弃对GDP的一味追求，但保持一定的速度增长，是一个客观需要，这才能用时间、空间来换取产业结构的提升。要调结构，就会对经济发展速度有影响，还要付出相当的改革成本”。
这也是李克强的难题。
在刘凤海眼中，十年前李克强在辽宁给他留下的印象是，注重民生的思想以及顶着巨大压力工作的性格。
人大代表陈泽民对李克强的印象是，“平易近人、知识比较渊博，能够指出你的问题”。李克强为中国指出了经济发展面临的诸多问题，他在2013年证明自己在指出问题的同时，也有足够的智慧和手段来解决问题。
但这只是第一年。全国政协委员李毅中—这位经历过经济危机和四万亿刺激计划的原工信部部长这样评价李克强：“他过去一年取得的成绩，社会上是一致公认的，他在总结过去的经验和不足基础上，更加重视转方式调结构，他提出来的‘底线’的做法等等，都是很好的改善宏观调控的具体做法”。
这位当年诸多调控措施的亲历者，不赞成拿李克强现在的调控思路与此前对立起来作比较。尽管二者的确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
李毅中说，“我们都要不断总结各种改革措施，任何一项改革措施都不能脱离当时的客观环境、市场状况和认识程度。现在的所有改革，都是在过去基础上的不断改进。”
这些都已经不重要。新一届政府已经用2013年证明，中国经济的改革可以走一条此前看似不可能，但却必须要走的路。
3月5日上午，10点53分，李克强结束了他的政府工作报告。他起身先后向主席台下和台上鞠躬，然后回到座位上站定，再鞠躬两次坐下。两分钟后，全国人大委员长张德江宣布休会。
但是，新的一年，等待李克强的，依然是不能休息、不能懈怠。因为中国依然充满危机和不确定，人们依然在期盼更美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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