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1日，也就是山东省平度市凤台街道办杜家疃村守地村民耿福林被烧死的那一天，李荣茂看着烧得漆黑的尸体，蹲在黄土地上放声大哭。
73岁的李荣茂曾在杜家疃村担任文书一职，一直是坚定的征地反对者。他亲身经历了村里3次征地，前两次以征地方失败告终，但平度城市化的车轮滚滚向前，他阻挡不了第三次征地。
坚持“不卖地”十多年，地还是被卖掉了，李荣茂自嘲为“懦夫”，“我要是英雄，早把地收回来了。”
第一次征地：被骂，但是赢了
杜家疃村的征地最早可以追溯到2000年。当时，平度市准备修建新的车站，杜家疃村的48亩集体土地在车站的规划范围内。
当时的李荣茂还不是村委会干部，他因为在村里敢说话，被推选为村民小组长。
按照当时的村干部任选规则，杜家疃村村、支两委的干部全额为6人，后来允许交叉任职，干部人数减少为5人。
这次征地，征地方给出的征地补偿价格为每亩27500元。当时的村主任和村支书就是否卖地出现了分歧，村支书认为可以卖，而村主任则认为不能卖，村主任说他才是杜家疃村法人代表，卖地是村民的事，村支书只管组织。
时任村主任与李荣茂有亲戚关系，他管李荣茂叫“二叔”。有一天，还在是否卖地间摇摆不定的村主任找到李荣茂说：“二叔，这个字我签还是不签?”李荣茂说，“你是村民的代表，要对村民负责，你觉得可以你就签，你觉得回去吃不了兜着走你就不要签。”李荣茂对记者说，当时他其实是在暗示村主任不要卖地。
接下来几天，国土局的人到村里来了，要请李荣茂和村主任吃饭。饭桌上，负责拆迁的人对李荣茂说，他们向拆迁指挥组组长请示，可将补偿价格从27500元每亩提高至32500元每亩。这更加坚定了李荣茂不卖地的决心，“就像菜市场买菜一样讨价还价，我这个地到底值多少钱?”他说。
回来后，李荣茂找了几个有影响力的村民向村、支两委施压，告诉村民们不能将赖以生存的基础卖掉。在这种压力下，杜家疃村召开了村民、党员代表联席会议，否决了这次征地。尽管事后街道办事处把村支书叫去，将他狠狠地批评了一顿，但这次征地以征地方失败告终。
第二次征地：“得罪人的事我来做”
2003年，李荣茂当选为杜家疃村两委四职之一的文书(其余三职为村支书、村主任、妇女主任)，在他任上的第二年，再次碰到了征地—由于修建批发市场，需要占用杜家疃村三块土地。
与上次征地类似，这次征地时同样取得了村委会的同意。此时的杜家疃村村支书和村主任是同一个人。
李荣茂回忆，这次征地之前，上级曾交代村里不要召开村民代表大会，但杜家疃村没有理会。上级很生气，他们打电话过来质问村支书为何开会，村支书回答说这是村民自己的事，得由村民自己做主。在村民代表大会上，李荣茂直言每亩3万多元的补偿太少了，他提出不要卖地，也不要这些补偿，但是可以以土地入股，这样的话村民可以维持长久生计。
李荣茂的建议没有得到认可，征地方通过村委会将补偿金发放给农民，村民们拒绝接受;随后，有人给被征地农民设立了一个账户，并将钱打到这个账户里，村民们又把钱退回去了。
村里无法达成一致，征地方只好“提高级别”，将做决策的地点改为街道办。李荣茂回忆，街道办组织开会，出席的人包括村支书、街道办以及征地方，但村支书在会上不敢吱声，轮到李荣茂发言了，他言辞激烈地拒绝了征地。“我到退休年龄就退了，也不想再干，得罪人的事让我来做。”他说。
李荣茂确实得罪人了，一些街道办事处的干部、征地方都对他有意见。
征地方并未死心，他们通过村民们当公务员或经商的亲属向村民施压，告诫“不要出头”。
对于李荣茂来说，这是一段艰难的时间，一些村民不敢说话了。好在，最终这个批发市场没有征用杜家疃村的地，“抗拆”的李荣茂再次取得胜利。
第三次征地：有人威胁有人送礼
杜家疃村村、支两委在2005年前后发生变动，进行了提前改选，李荣茂连任村文书，负责保管村里的公章。也就是在这一年，征地再次提上议程。
李荣茂说，一开始街道办事处的人召开村、支两委干部会议，说将农业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可以升值。不过，李荣茂后来发现一个细节，这些地最后变成了“国有建设用地”，但办事处提供的材料里没有“国有”二字，“这意味着这块地连使用权都不是我们的了。”
2007年村委会换届，李荣茂落选。
此后，李荣茂开始向上级举报征地手续造假。他去找街道办负责杜家疃村的干部，还和对方发生过争执。
除此之外，他曾试图通过电话向更高一级部门举报，但结局一般是这个部门推给那个部门。
举报尚无结果，调查李荣茂的人却来了，2006年、2007年，上级派人查过李荣茂的账，有一次查了六个月，但没有查出问题。
由于李荣茂的长期举报，有人找到他，威胁“弄不了你就弄你儿子”，直到耿福林在帐篷里被烧死，还不断有人来找李荣茂，希望他不要乱说。还有一些人则上门来，给李荣茂送茶叶等礼品。
凤台街道办副主任曹颖杰接受采访时表示，当时是按照规定，要求村两委提交相关材料，对于村民的质疑，他们将展开核实、调查。
“我不是英雄，只是一根火柴”
退下来的李荣茂不再管村里的事，他买了一个音响，每天唱唱歌打发时间。现在，这个音响成了他发表演说、带领村民们维权的工具。
今年3月，村民们开始到被圈土地上值守，有一天，李荣茂被村支书叫到村委会，对方用很客套的语气问他，是不是在后面指挥年轻人“闹事”。
街道办事处的人也来了，他们发现维权的村民中包括了李荣茂的儿子，就问李荣茂是不是儿子想竞选村委会，如果是，他们可以给李荣茂“帮帮忙”。
李荣茂说：“当小年轻的后台把我贬低了，我指挥的话可以干得更漂亮，不至于几天没有动静。”
他分析，街道办和村委会的人会有这种想法，跟他一直以反对者身份介入村公共事务有关。
李荣茂本不打算再次出头，直到有一天，一群年轻的陌生人找到了他儿子家。这彻底激怒了李荣茂，“我来出这个头，他们麻烦就大了。”李荣茂说。
3月21日凌晨，守地村民耿福林等4人居住的帐篷起火，李荣茂赶到时，耿福林已经被烧死了。
看着眼前的场景，李荣茂蹲在地上嚎啕大哭。两天后再次谈及此事，他数次停顿，泪无可遏。
3月23日下午4点多，李荣茂操持完耿福林的葬礼后，一步一顿走在村里，每路过一个村民，对方都会提醒李荣茂要注意安全。在家里，老伴由于害怕已经早早地把门锁了。
李荣茂倒显得很自信，他以火柴自居。他说，如果是一根火柴闪一下就没有了，如果有一把火柴则可以亮很久，他觉得自己是受群众支持的。
村民李作义说，村里反对征地不可能是一条心，征地的受益人或者受益人的家属会支持征地，而且已占到了一定比例。另外，维权村民也在担心着自己的人身安全。
李荣茂不无自责地说：“我不是英雄，如果是，去年痞子打人，我早就跟他们拼命了。”
只是没有人知道，李荣茂还能坚持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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