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市就业局局长跳楼自杀

　　在以往自杀的官员中，涉及党委政府、教育、税务、金融等多个领域，从科级、县处级、厅局级，直至省部级，各个级别官员均有，其中科级、县处级自杀官员占多数。

　　官员都因为啥事选择自杀

　　一是贪腐压力型。某些官员在位时忘乎所以，贪得无厌，一旦被发现或担心被发现，其心理上或精神上就会形成巨大的压力，如果这种压力超过了其能够承受的极限，他或她就可能走向极端行为，通过自杀来获得解脱。有的官员是在被发现后自杀的，其压力是显性的，如重庆市高院执行局原局长乌小青自杀的原因就是如此；有的官员在其贪腐行为未被发现前或在被举报过程中，因担心被发现而自杀的，其压力是隐性的，如武冈市副市长杨宽生自杀的原因可能属于这种情况。

　　二是权力压力型。官场上难免你争我斗，既然有你争我斗，就难免有赢有输。凡在官场上“混”的人，都应该是权力争斗的高手，但强中更有强中手，所以不免有人要失败。当官员面临着权力斗争失败时，给其心理上或精神上造成的压力可想而知。如果没有超强的心理承受能力，自杀就是一种解脱。历史上或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例子不少。文化大革命中，很多经过大风大浪的高官面对权力的失去和无休止的批斗，也免不了自杀。据说武冈市副市长杨宽生自杀也可能有这方面原因。

　　三是家庭压力型。很多官员喜欢包“二奶”，养情人，弄得不好，引起后院起火。在大多数情况下，官员的“后院”默认了官员与“二奶”、情人的关系，和平相处，这样官员即使包“二奶”，养情人，一般后院也不会起火。但有些后院不那么明智，对官员的包“二奶”、养情人的行为不依不挠，这样麻烦就来了。还有的官员“二奶”、情人太多，相互之间争吵不下，个个扬言非“转正”不可，否则就要举报云云，某些官员如果心理素质差，就来个“一走了之”，一了百了。

　　四是责任压力型。确实，官员要承担一定的责任，如果有些人不适合做官，却把他放在某个位置上，对其所承担的责任缺乏心理准备，不排除也有通过自杀获得解脱的可能。但这可能主要是理论上的推论，实际生活可能少见。因为当今虽有问责制，但只要你不贪，问责走过形式后，风头一过，照样出来做官，有何事值得去自杀？

　　如已故官员属于畏罪自杀，按相关法律规定，不再追究已死亡的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从法律角度说，他将不再被定罪，但是对于同案的其他相关人员的刑事程序不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