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社会空间中，原本已经“退”下来，看起来对社会走向不会产生影响的大妈们，在聚集于广场跳“广场舞”后，突然变成了一种不可忽视的存在。
她们因为在广场上制造噪音，频频地与那些休息权、正常居住权受到严重干扰的居民产生冲突。这一冲突似乎无解。
最近的一个冲突，是她们被温州鹿城区一小区业主用价值26万元的高音炮击退。这一事件引起了浙江省委主要领导的关注，批评当地政府部门不作为，随后，当地政府部门迅速行动，高音炮被拆除，并决定今后对群体性聚集广场活动要进行细腻化管理，使用场地实行登记制。
那些跳广场舞的大妈会到哪儿去，什么时候又在广场上跳起来？不得而知。但是，这种局面能够维持很久吗？
“广场舞大妈”和居民的冲突，是中国在“城镇化”背景下全面迈入陌生人社会后，因缺乏契约精神，对公共空间划分的权利之争。它隐喻着群体的分裂，以及社会心理的密码。
“大妈”、“大爷”们，是不会退出社会舞台的。
熟人社会
母亲在广州住一段时间总要回老家看看，也住上一段时间。回老家之后，她每天早上和晚上仍坚持跳舞。在农村老家，像母亲这样因为子女在外工作而去城市里生活过的老人家也不少。在她们的带动下，慢慢也形成一定的规模和风气。据母亲说，在老家跳舞的那段时间，从来就不会有人投诉她们噪音太大扰民。
母亲的潜台词是，城市里的人太自私，不大懂得尊重老人家。这也难怪，在老家去跳舞的，哪个不是自己的父母或长辈，有谁好意思或有胆量开口去批评老人家跳舞噪音扰民？更何况，对大家来说，他们的好奇，恐怕会让他们忘记了，原来这些音乐会对他们是一种困扰。
我专门留意她们跳舞的地方，相对来说，农村有许多空旷的地方，不像城市一样，寸土寸金，到处都是密集的建筑。她们相对比较分散，大都是以宗族、姻亲等为纽带而形成的小团体，不像在城市里，所有的都集中在某个广场上。为了抵抗相互之间的干扰，她们需要把音量调得更高。而且，农村没有什么高层建筑，不存在声音到了空中被放大而造成扰民的问题。
如果有农村生活，特别是潮汕相对比较传统的农村生活的经验都知道，别说是广场舞音乐是否会噪音扰民，即便是春节期间从除夕夜到元宵夜通宵达旦的放鞭炮声，也从来不会有人因为忍受不了去投诉或交涉。
与城市市民相比，农村的村民是否因为权利意识迟钝，而对这些看似“侵犯”自身合法权益的事情熟视无睹？举一个例子，如果农村哪位年轻人半夜喝醉酒或者心血来潮，把家里的音响开得大声一点，那是肯定会引来邻居们的叱喝的。
对生活在农村的村民来说，春节是喜庆的时间，包括平时喜丧事拜祭神明等，鸣放鞭炮已经成为习惯，这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对这种世代传承下来的生活方式的认同，实际上就是村民对世俗传统生活方式下乡村秩序的认同，在这种秩序下，彼此相安无事。
尽管表面上，跳广场舞对农村来说是新鲜事，但对于它的接纳和容忍，同样来源于传统与习惯。无论早上或夜晚，这些都是非休息时间，在他们的内心，未必会认为这构成了对自身权益的侵犯。
实际上，讨论是否该制止广场舞的噪音污染问题，对农村村民来说，也许太过奢侈。老家房子的对面，在某个时候，建了一家做废旧塑料的作坊，机器发出震耳欲聋的噪音。一开始的时候，我向家里人抱怨，说为何不去跟他们说让他们想办法把机器的噪音弄得小声一点，家里人笑着回答我说，这里所有的家庭作坊都是这样，人家要赚钱，怎么好意思去阻止人家？所以，只要作坊的机器一开，家里人就会把门窗关了。当然，这些作坊一般情况下，到了晚上睡觉的时间，他们就会把机器关掉，大家维持着这种微妙的默契。
并不是说，城市里就一定缺乏这样的传统与习惯。在城市的小区里，许多物管公司对小区业主装修在时间上就有规定，比如周六周日若要装修，不让钻孔，平时的时候，若是需要砸墙钻孔等也不能安排在午休的时间，所有的这些，都是来源于习惯认知的结果。
陌生人社区
只是，现实中，大家会发现，事情并不是这么简单，许多人并不是那么容易沟通。
因为职业的关系，笔者经常能收到广州一些市民的投诉。说实话，我是挺害怕收到这一类投诉的，因为当市民需要向我求助时，不难想象他们内心的无助和病急乱投医。一般情况下，在收到这些反映冤屈、怨气等时，我都不敢给予回应，因为我实在想不出我究竟能帮他们什么。我内心残忍认为，不给予希望，他们也许不至于更绝望。
有一次，有一位住在广州大元帅府边上的市民在微博上给我发私信反映，晚上大元帅府广场的音响太吵，影响将要参加高考的孩子的学习，多次向相关部门投诉无效，恳请我关注一下。
一开始，我想她是否因为太过紧张孩子的高考而反应过度了，毕竟想想现在高考一来，如临大敌，似乎要给孩子们一个真空无声的环境，孩子们才能全神贯注去应对高考。于是，我问她，是否有去跟跳舞的沟通过，协商一下让她们把音响音量调低一点？她回答说，连自己小区楼下的老年人音响声音大，她去沟通都被骂回来，大元帅府广场上跳舞的人根本对她不理不睬。而她坚定认为，这些人就是因为给街道的人交了“保护费”，所以才敢这么嚣张，而街道就是因为收了钱，才对她的投诉不闻不问。
我问她，认为街道收黑钱，可有证据？她说没有，是别人告诉她的，说你们可派记者去暗访。其实，类似的争议，偶尔会见诸报端或上电视台，大家都能想象得到大概是怎样的情景。
她后来跟我说，希望通过报道，解决这个问题，更希望政府能够立法规范这个问题。这位市民的“公民意识”倒是挺强，当时我也没有详细跟她沟通我的想法。我只是告诉她，这事未必一定要政府立法来解决，而且实际上，关于噪音方面的规范，政府从来就不缺少这方面的立法。但是实际情况如何，大家都有目共睹，噪音扰民不独广场舞，以公共利益名义但情况更恶劣的噪音扰民，比比皆是。
我说，你要不还是尝试去跟她们诚恳地商议一下，让她们尽量把声音调低，如果实在不行，在孩子需要复习的时候，你就把家里的门窗关一下，要还是觉得声音吵的话，就花点钱去换个隔音玻璃，也许问题就解决了，这样也不会影响到孩子的高考。
兴许是对我的回答不满意，这位市民就不再回我的话。也许在她会本能地觉得，凭什么要我多花上千块钱去装隔音玻璃，而不是让对方把声音调低或者直接让执法部门把她们从广场上赶走？
说实话，局面是比较令人担忧的。大妈们认为自己很委屈，市民业主对开发商半夜施工、高架桥24小时汽车呼啸忍气吞声，而对他们动辄泼粪放藏獒；市民业主则认为大妈们不可理喻无法协商沟通，甚至有舆论认为跳广场舞来源于特定的历史经历，代表了一种畸形的审美。在整体上，我们看到的是，市民之间不仅没有多少沟通协商的意愿，更是在事实上丧失了沟通协商的能力。
缺乏了这一能力，又能怎样呢？大家都把希望寄托在权力身上。
于是，人们对权力的依附前所未有地加强：老太太们认为官大一级压死人，市民则认为，需要通过政府立法规范。在绝望之中，市民认为只有求助于权力，不被噪音伤害的权益才能得到保障。在这个过程中，一个陌生人社会能够得以和谐，所要求有的同情性理解、契约精神、社区自治消失了。
于是，在权力“不在场”的时候，“以暴易暴”的故事再三上演。
本文来自《南风窗》2014年第8期（2014年4月9日出版），作者：苏少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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