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名反腐”有多危险？

　　在第一次举报过去9个月之后，新华社《经济参考报》首席记者王文志再度向中纪委实名举报华润集团董事长宋林包养情妇，并涉嫌贪腐。古语说“民不与官斗”，即使在当下，敢于举报官员，特别是实名举报的人，无论是出于公共利益还是自身诉求，都需要很大勇气。尽管官方一直提倡实名举报，但制度和法律的缺陷，让很多举报人都曾遭到报复，甚至断送性命。实名举报也成了一件高风险的“技术活”。

　　实名举报现状：媒体人做先锋 小三最成功

　　揭黑幕商人媒体人占一半

　　在近年来28起实名举报案例的举报人中，8人为商人，6人为媒体人，占了总计的一半之多，成为实名举报队伍中最活跃的两个群体。

　　官员贪腐最直接的目的就一个“财”字。因此，由于贪官和商人涉及经济纠纷而遭到实名举报，使得商人成为实名举报中人数最多的一个群体。媒体人的实名举报频次虽次于商人，但由于他们“知道的太多”，手中握有猛料，往往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从2012年至今，诸如王文志举报宋林，纪许光举报雷政富，罗昌平举报刘铁男等事件，已成为新媒体时代实名举报的“经典案例”。

　　下属、情人反腐成功率高

　　在众多实名举报案例中，被下属举报的“官告官”与和“情人翻脸举报”的现象值得关注。在近年的28起案例中，“官告官”与“情人翻脸举报”各有4例，二者共占了总和的三成左右。由于下属、情人均是与当事人有密切关系的人，所以此类案件一般均是独家猛料，而且举报成功率极高。

　　因为工作关系，下属和上司接触较多，他们更能掌握情况，知道自己的领导有哪些违纪违规行为。2012年12月，在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接受调查消息传出的当天，成都市金牛区区委常委、统战部长申勇就在其实名认证的微博上公开发帖，检举李春城的违纪行为，给纪委的调查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证据。而“情人翻脸举报”多半是因为与情人发生情感纠纷，情人一怒之下将其揭发。

　　绝大多数举报两个月内有回应

　　在这些实名举报案件中，有19起案件在两个月内得到相关部门回应，回应率为86.3%。而在在所有得到回应的19起案件中，12个被举报人被免职，1人辞职，1人调离原岗，1人无问题，1人停止违规行为，3人正在调查。实名举报两个月后，涉案人员处理成功（免职、辞职、停止违规行为）率达达到63.5%。

　　危险系数高：实名举报遭报复很普遍

　　70%的举报人曾遭报复

　　两年前最高人民检察院材料显示，在那些向检察机关举报涉嫌犯罪的举报人中，约有70%的举报人不同程度地遭受到打击报复或变相打击报复。律师斯伟江的当事人在山西忻州举报，“手里也有材料，但最后倒过来被打击报复，坐牢9年半。”

　　草根举报人危险系数最高 有生命危险

　　在所有的实名举报者中，无权无势的普通民众遭受报复的几率最高，受到报复的速度最快，施暴者的手段也最残忍。

　　2013年7月8日，惠州民间职业举报人李建新（网名“惠阳欧伯”）驾车行至一偏僻处时，被人驾车撞停。3男子向其泼硫酸并用刀砍他，致使他背部大面积烧伤，2根手指被砍断，右眼被砍失明。自2012年8月以来，李建新举报的案例约有70宗，涉及土地转让、环保等。

　　而在江苏省新沂市，2013年4月16日在该市合沟镇曾发生杀人案，犯罪嫌疑人刘某（村党支部书记）因与被害人石某平时存在矛盾，石某举报刘某违法行为，导致矛盾激化，刘某等人经过预谋，由犯罪嫌疑人孙某于4月14日窜至被害人家中，将石某夫妇杀害。

　　媒体人举报后过“地下党”式生活

　　因工作性质特殊，媒体人往往能接触到更多内幕，也会收到许多线索和报料。所以，媒体人的举报往往威力巨大，“命中率”极高。当然，媒体人并无“免死金牌”。在二次举报之后，王文志就曾接到两个威胁电话，威胁他“你小心点儿”、“注意点儿”。在原郴州市纪委书记曾锦春的落马过程中，记者李根出力不少。但由于报道曾锦春的“劣迹”，李根3次被单位辞退，甚至不得不干了一段时间自由撰稿人。

　　而媒体人罗昌平，在举报刘铁男之后也因考虑到报复因素度过了一段“心理高压期”，他在《打铁记》中写道，“我能采取的方式是，选择公共交通出行，不自驾车，无固定的饮食习惯与出行路线。切断自己的通讯工具，尤其隔离微博微信这类社交媒体，以及居住在一个不在自己名下的房子里，这算是临时性避险策略。”

　　“隐性报复”更是难防难治

　　而相较于肉体暴力，现实中各类“隐性打击报复”举报人的行为，因其手段“合法”，行为隐蔽，难于界定，一直处于法律救济的“边缘死角”。所谓“隐性打击报复”，是指除明目张胆地以违法手段侮辱、伤害举报人外，借“合法”手段实施的打击报复行为，特别是那些拥有“人事调配权”的被举报人，往往以“工作需要”的名义，对举报人做出职务任命上的“调”、“降”、“停”、“撤”决定，或者对其提拔实施“关”、“卡”、“压”等决定。

　　保护举报人，不能只是“宣言式”

　　现行保护举报人制度漏洞重重

　　中国有关保护举报人的规定散见在各种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部门规章中，没有一部是比较系统地阐明举报人权利义务的。近几年，中纪委、监察部、检察院等也都出台了不少保护举报人的规定，最有强度的是我国刑法规定对打击报复举报人的惩罚条款，但这些条款过于原则，可操作性差;规范之间也不统一，且比较抽象，更像是空洞的“宣言”。缺乏明确的惩处机制和程序规范。

　　制定《举报法》刻不容缓

　　为保护包括举报人在内的证人，很多国家制定了《证人保护法》，成立了专门的证人保护机构。如在有的国家举报人一旦进入保护程序，将被送往“安全和适应中心”加以特殊保护。这个中心在地图上没有地址标识，既非常隐秘又高度安全。有的国家则允许采用委托询问的方式，制成笔录提交法庭，某些情况下，连法官都不了解证人的身份。相比之下，我国法律对举报人的保护却过于粗疏和零碎，既缺乏出事前的预防机制，也缺乏对于报复行为的干预机制。对于信息保密更是远远不够，时常出现举报信息绕了一圈之后回到当事人手里的情况。

　　因此，迫切需要制定一部“举报法”，明确案件线索管理、立案、调(侦)查和处理程序，善待举报，反对诬告，从而在借力公民反腐与标本兼治之间找到最佳的平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