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4月9日，奉化垮楼的第六天，在惴惴不安中煎熬许久的何高波，也彻底垮了。
这位44岁的锦屏街道城建办公室副主任，独自驾车离开家门，用一根绳子告别了自己的余生，成为在垮楼当日不幸遇难的住户陈月香之外，第二位不幸的人。
尽管生前并未吐露过自杀的想法，但何高波之死，显然并非一时冲动。他写好了遗书、准备了绳索。
一切看起来都经过精心选择。他自缢身亡的桂花树，就在距市区不远的一个城郊苗木地，虽然位于交通发达的西河路边，却人迹罕至。
从马路上仰望这座小土坡，人们能看到的只是不足一人高的矮小苗木。如果未曾踏访，根本不可能发现山坡顶上那几棵超过三米高的移植大树。4月9日早上，正是在其中的一棵大树上，人们发现了何高波悬吊着的身体。
即使“发现”，看起来也是个意外。山坡的北侧是崖壁，崖壁之下，是奉化市东郊汽校的训练场。
这天9时47分，驾校的汪教练接到另一位教练朋友的电话，“他来看桂花树，让我去抽根烟聊个天”。当两人爬上坡顶，何高波才被发现。“9点49分，我拨打了110。”汪教练称。
警车和救护车呼啸而来，但为时已晚。在自杀现场，警方发现了何高波的汽车和遗书，最终确认了他的身份。
“不会有人来救我们，只有自己才能救自己。”在网络日志里，何高波曾数次如此鼓励自己。但这次，他却走向了“自救”的反面。
不愿公开的遗书
勤奋、内向、老实、不爱说话……这是何高波身后，他的同事和亲友谈起他时共同的评价。
这或与他十多年的行伍经历有关。1989年高中毕业后，何高波加入海军北海舰队充当雷达兵，直到2001年，才以副营级转业到锦屏街道武装部。
“人武部需要迎来送往，比较适合那种灵活的人。”他的一位同事说。性格内向的何高波，并不适合这一岗位。在四五年后，他才调到现在的岗位。
在外人眼里，何高波无疑是个积极向上的人。他工作积极，几乎从不迟到早退，看上去，也颇有生活的情趣。
300个跳绳、100个俯卧撑、100个仰卧起坐、10个单杠，是他给自己每天定下的指标。篮球场上，也能经常看见他活跃的身影。他还曾是第一届奉化民企运动会跳绳赛亚军，“一口气跳绳500个，可以脸不红心不跳”。
2004年，他的父亲何国校曾挖出一株状如佛手的六头怪笋。仅仅是出于喜爱，何高波费了不少周折予以精心储藏。当时一位老板一度出价2万求购，但遭其拒绝。
不过光鲜背后，是不为人知的病痛。知情者告诉南方周末记者，9岁就被确认患上的强直性脊柱炎，二十多年来一直折磨着何高波。
强直性脊柱炎需要积极的锻炼和良好的休息。在过去正常的工作节奏中，何高波可以获得满足。他有午睡的习惯，经常能休息到2点以后。
但突如其来的垮楼事故，打乱了这一切——2014年4月4日，何高波所在的奉化锦屏街道一座20年楼龄的居民楼一侧粉碎性倒塌，造成1死6伤。“这几天他都早上6点多出门，晚间10点以后才回来。”在父亲何国校的印象中，垮楼事故后，何高波一直在现场忙碌，看上去十分疲惫而又心事重重。
“他回来，也什么都不和家里人说。”何国校事后追忆说。直到儿子诀别人世的那天，他才发现了一点异常。当天清晨6点多出门前，何高波和母亲一句话都没说，“人看上去呆呆的”。下午再听到消息时，父子已是阴阳两隔。
何国校对媒体说，他还得知，办案人员在何高波的包里发现了遗书，把包和遗书都带走了。当日下午，何家人到公安局要求“见最后一面”，但“遗书不给我们看，遗体也不让我们见”。与此同时，街道也来做家属工作，“说内部决策已经定好了。”何国校说。
何高波的姐姐后来看到了这封遗书。但她拒绝透露，弟弟的遗书中，是否有涉及垮楼的内容。
“事情已经处理完了，请你理解。我们不接受采访。”在老家萧王庙何家村，何高波的姐姐在院门外婉拒了采访。
知情者说，何高波的妻子葛亚锦，正在此次垮楼的居敬社区担任居委会委员、文书，“虽然不算公务员，也算是体制内的人，不可能不配合（善后工作）”。
何高波自杀当晚，何家曾和街道办有过长时间的谈判，此后事情处理就开始变得格外低调。
知情者说，双方已经达成了共识。南方周末记者向奉化市和锦屏街道了解，负责的官员答复，“只是谈后事的处理事宜。”
后事很快完成。4月11日早上，何高波逝世的第三天，简单的追悼仪式后，何高波的遗体匆匆被火化。
“有事也轮不到你，放心”
“他是被压力和病痛同时击垮的。”了解内情的一位官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此前，社会上曾一度流传，何高波曾被纪委约谈过。
但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到，这一传言并不准确。垮掉的楼房建设于1994年，当时的何高波尚未转业。上述官员认为，何高波在这座楼房的建设上存在经济问题的可能性不大。
奉化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徐猛挺也证实：“在塌楼事件发生至发现何高波自杀期间，市纪委、公安局、检察院，没有找过何高波做工作层面的任何谈话”。
但“是否渎职”则是事发后基层干部面临的重大问题。身为街道城建办公室副主任，垮楼事件后，何高波一直压力很大。知情者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跟街道的处置失当有很大关系。
此前的1月22日，奉化市房屋安全鉴定办公室向锦屏街道出具的危险房屋处置通知书中，曾给出四点意见，其中就包括根据鉴定书建议，“落实日常的监控措施和房屋周期沉降倾斜的观测，掌握房屋动态变化，确保整体安全。”
但通知并未引起足够重视。街道确实邀请房屋安监办主任陈祖明帮忙介绍过相关的检测单位，但对付费却表示无能为力。或许是担心出事殃及自己，陈祖明最后只得请来自己的朋友、奉化市诚信建设检测有限公司总经理施水锋免费帮忙。
4月13日，施水锋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证实了这一点。
此前奉化方面答复南方周末记者时曾表示，他们曾委托奉化市诚信建设检测有限公司进行每周一次的倾斜率检测。
但知情者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诚信检测确实进行了8次数据检测。但8次有5次发生在鉴定报告出台之前。这意味着，在1月17日鉴定报告出台后，长达近三个月的时间，对危房“周期沉降倾斜的观测”，实际仅有3次。
这直接让住户们丧失了被“组织撤离”的可能。业内人士提醒南方周末记者，鉴定报告提到“应当组织撤离”的情况，包括“倾斜速率连续三天且每天超过1.7mm或最大倾斜率达到7%”。但这种免费的检测方式和周期，显然不可能观测到这些变化。
知情者还称，作为垮楼事件的工作小组成员，何高波曾数次参与过奉化市组织的小组会议。奉化市纪委的事故调查组成立后，何高波就开始变得惴惴不安。
一位官员回忆称，他最后一次看到何高波时，何看上去有点精神恍惚，“言辞间，很怕问责到自己”。
与会者证实，后来，锦屏街道一位领导实在看不下去，一度亲自出面安抚何高波，“大概的意思是跟他说，没事，有事也轮不到你，你放心”。
但何高波或许只是将信将疑。知情者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他去世后，警方才发现，他的手机里，还存着他给一位亲友发去的消息，“大致的意思是，自己会不会受到处理？”
这位亲友委婉地给出一个模棱两可的答案后，再无收到他的回信。
“谁也不知道谁将成为被牺牲的那一个”
追责的高压一直存在。当地官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奉化垮楼后，多位浙江省、市领导都给予批示，而一位中央领导人，更数度对相关问题进行批示。
垮楼后的第二天，4月5日，宁波市市长卢子跃在奉化主持召开的事故善后处置会上，就为事件的追责定了调，他要求“认真查明事故原因，……依法追究责任，给人民群众一个科学权威、真诚负责的交代”。正是在同一天，奉化市纪委牵头成立了责任追究调查组，并启动问责机制。
当天下午，奉化市纪委就开始走访部分住户。南方周末记者机缘巧合，曾亲身见证过一次纪委询问调查的全过程。
在那次常规的调查中，纪委工作人员数度告诉住户，他们调查的主要方向，正是官员的“渎职问题”。其询问的问题，也大多与此相关——“你们当时都向谁反映了？叫什么名字？他们怎么处理的……”
而在回答这些问题时，居民们抱怨的对象，也正集中于社区、街道两级最前沿的干部。
“按照过往的逻辑，这种死人的事故一定要有人出来承担责任。”奉化市政府要求匿名的一位官员说，更何况，在铺天盖地的媒体报道中，此事也已引起中央高层的关注。恐慌因此蔓延，“谁也不知道谁将成为被牺牲的那一个”。
奉化市建设局和下属的安监办、锦屏街道办事处和下属的居敬社区居委会，涉及的人员因此几乎人人自危。“私下里大家都在议论，谁会被叫过去谈话。”
“我现在都不敢帮你们去约采访，怕再有压力，干部再出什么事。”奉化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徐猛挺称。
一位要求匿名的当地官员抱怨说，奉化垮楼后，市政府安排人员对住户进行了专门的心理疏导。但罕有人关注最前线的基层官员。
“住户压力很大，但最前线的基层干部也身心俱疲：一边连轴转地工作，一边还要承受公众和舆论的质问。”这位官员说。
居敬社区党委书记方春萍，或许就是其中一位。也许是身心俱疲，或是由于舆论的压力，在一次工作时，方春萍突然毫无征兆地嚎啕大哭。
“谁也不知道，压死骆驼的最后那根稻草，什么时候会再来。”一位官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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