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年纪越大越容易回忆过去的事情，近来，我就常常想起45年前与胡耀邦同志一同在黄湖劳动生活的情景。
那是1969年4月，我所在的团中央机关和直属单位上千名同志全部迁移到河南潢川县黄湖农场。胡耀邦同志参加完中共“九大”，过了“五一”也来到了这里。
当时黄湖正值插秧季节，绿油油的秧苗一行行，整齐排列着，远远望去真是喜人。然而，一群群麻雀不时飞来糟蹋秧苗，为了减少损失，一连派耀邦同志去秧田赶麻雀。我随二连同志扛着铁锨上大堤修堤，路上看见耀邦同志左手拿槌，右手拿锣（耀邦同志是左撇子），像个尽职的哨兵。麻雀飞来刚停下，突然“嘡”的一声锣响，它们被吓得一哄而散。秧田东边锣刚敲完，西边麻雀又来了，耀邦同志再赶到西边去敲锣。他非常认真，忙得不亦乐乎，脸上挂满了汗珠。有人跟他开玩笑说：“胡耀邦，你敲一记锣得值五角钱啊！”（耀邦同志当时是中央五级干部，月工资343.7元）
1970年我所在的二连转移到白虎岗，与中国青年杂志社八连合并成二八连。那年10月，军代表为了耀邦同志做检查，让他轮流到各个连队参加劳动，征求意见。记得耀邦同志到我们连那天，正赶上我们修猪圈要运土，他二话没说，就和我争着推架子车。我眼疾手快，车让我抓住了，耀邦同志只能去拉绳子，我俩一人拉一人推。突然中国青年杂志社的夏澍叫起来：“胡耀邦，你的绳子拉弯啦！”耀邦同志哈哈大笑，指指后面，意思是我使劲太大了。
当年，黄湖阴雨绵绵，道路泥泞，人走着走着脚就拔不出来，一使劲鞋子便陷在烂泥里。牛车拉粮食，运东西，车轮经常陷入烂泥，大家伤透了脑筋。为此，校部决定用架子车去100里外的大别山脚下拉石头修路。各连队人人都抢着报名参加。当时，耀邦同志也在其中。出发那天早晨，天气晴朗，卡车载着多辆架子车。
我和《辅导员》杂志社的刘素文及中国青年杂志社的一名同志，三人一组，两个人拉，一人推，架子车慢慢地走着。耀邦同志的车是一连的最后一辆，我们的车是二八连的头一辆。半路休息时，我走到耀邦同志那里说：“您看，100多辆架子车走在公路上浩浩荡荡，这场面真壮观，好像是两万五千里长征。”耀邦同志抽了一口烟说：“哪能像啊？当年两万五千里长征敌人在后面追赶，头顶上有敌人飞机盘旋。我们这个"长征"是和平年代里的长征，算不得什么。不过，长征那时候，我因病睡担架，是别人抬着我走的……”
1971年3月，我从二八连调入机务连工作。7月1日机务连新发电厂建成，开机发电，耀邦同志来电厂参观。我正在调整输出电流的频率，耀邦同志看到我笑着问：“小厉，你是搞电的，我问你两个问题，当今世界上容量最大的发电机是多少千瓦？我国造的最大容量的发电机是多少千瓦？”我一时语塞，脸红了。我因多年在干校劳动，没关心这些，所以回答不出来。耀邦同志见状没有责怪，他说：“你是搞电的，你就要知道当今世界水平和国内水平的差距有多大，这可以激励年轻人上进。”
后来，我查阅有关资料，也找到了答案，就去耀邦住处向他汇报。那天是休息日，天气炎热，走路也出汗。陈逸文同志陪我去的。巧的很耀邦同志正在请大家吃西瓜。我们有口福，恰好还有两块，很高兴我们一人一块。吃完瓜，找个阴凉地方和耀邦同志聊天。我说：“耀邦同志，你提的两个问题我找到了答案。当今世界上最大容量的发电机是美国造的，是107万千瓦。我国最大容量的发电机是上海电机厂制造的，是30万千瓦。”耀邦同志听后说：“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干什么事情都要有个目标，有了目标就要去奋斗，去赶超。”
如今，这么多年过去了，耀邦同志的这句话我始终牢记着。
1974年9月，我从干校被调回上海工作，但户口问题没有解决。1978年8月，我收到中组部苗枫林同志的来信，告知我调令已到上海。我得到通知，立即返京办理户口迁移手续。这次来京，是我最后一次见到耀邦同志。
那天晚上，我在耀邦同志家中见到他时高兴地说：“上海传说耀邦同志当上中组部部长，为知识分子解决了三件大事，知识分子都很感谢您。”他问是哪三件大事，我认真地回答：“第一，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第二，解决夫妻两地分居的困难。第三，解决知识分子的住房困难。”耀邦同志听后说：“那不过是我在会上讲了一次话嘛。”
他又问：“现在上海人民吃鱼多了一点吗？”我说：“是的，比过去多了。以前渔业工人打鱼多少收入一个样，现在政策是多劳多得，所以打鱼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老百姓吃鱼也多了。”耀邦同志说：“那就好，多吃点鱼。”离开耀邦同志家时，他和夫人李昭同志送我到门口，李昭同志握住我的手说：“祝你一路顺风。”
在回上海的火车上，我一夜没睡。随着车轮的转动声，我心潮起伏。耀邦同志身在家中还惦记着上海人民是否多吃上一些鱼，他心中装的只有人民，没有他自己……想到这些，我感慨万千。火车隆隆驶去，那声音在我听来就好像是耀邦同志在黄湖的敲锣声，响彻天空，回荡在祖国大地上，多么亲切，多么响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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