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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依托新教育理念和互联网技术而诞生的新教育形式正在“叛逃”传统课堂。推动者们多数不认同“工业化批量生产学生”的传统教育，期望回归教育的本质。这些个体式努力在使中国教育多元化的同时，也如“行为艺术”般遭遇非议。
诸如韩寒者是“叛逃”传统教育的少数成功者。对于绝大多数新型教育试水者来说，更大的问题是“叛逃”后的回归—在依旧强大的传统教育机器面前，这仍是一道绕不开的“坎儿”。
活跃在中国大陆的在家上学群体规模约为1.8万人。“你没有办法改变这个教育体系，那就从自己开始改变。”一位在家教育者说。
在王晓峰的中式学堂，用神话故事来讲每一个汉字，半年只讲几十个，数学则是在数豆子中建立量和序的感觉，还有一门叫“啊”的手工课。
家长们问得最多的是：如果转回体制内的学校，孩子成绩能跟上吗？董雯嫣在同学聚会时介绍她的教育理念，结果同学们都不搭理她，觉得她走火入魔了。
做得再烂，也比他们好
王晓峰和张冬青夫妇有两个孩子。现在他们有一百多个孩子了。
北京市回龙观渥丘园，校长办公室里，50岁出头的王晓峰翻着书，一面看窗外孩子们在泥地里蹦跶。小朋友不时溜进来，一会儿奶声奶气来告状：大车老师大车老师，有人欺负我；一会儿带来一个布艺的小房子要给大车老师看，里边躺着一只初生的小猫。
这里是R学堂，一所起始于“在家上学”理念的新型私塾。
近年来，成都蓉榕、童话大王郑渊洁的儿子郑亚旗、上海的於杨……越来越多“在家上学”的案例见诸报端。据21世纪教育研究院于2013年发布的《中国在家上学研究报告》显示，活跃在中国大陆的在家上学群体规模约为1.8万人。他们为孩子选择了一条传统教育体制外生存的道路。
“办学校一个最基本的考虑就是希望孩子能够很快乐，很健康，而不仅仅是考试、学习。”王晓峰说。
王晓峰是1963年生人，后来上了北大分校中文系，张冬青是他的同学。
王晓峰的大女儿外向又独立。一路名校上过来，越来越受不了学校半军事化的管理。到了高二，扛不住了，要退学。后来大女儿进了一家网络公司。闲暇时当背包客。
从老大的成长过程，王晓峰夫妇看到的是，应试教育对一个孩子伤害有多深。
张冬青一直在大学教中文。她感觉学生们学了十几年语文，越学越差。不提理解力、感受力、审美力，“能够文从字顺把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做到这点都不容易了”。
她讲张爱玲的《花雕》，学生就说封建主义、大男子主义。她讲诗经《将仲子》，“将仲子兮，无逾我墙。无折我树桑”，学生就说是封建主义残余。分析西方小说，他们就说资本主义。
“他们真的已经不会自己思考了。”张冬青一面教一面想：是什么样的教育过程把他们变成这样了？
他决定自己教女儿。时至今日，他仍然初心不改：应试教育无视孩子的人格成长，我做得再烂也比他们好，我们关心孩子的成长。
需要一个很好的哲学问题
成为母亲以后，董雯嫣撇去世相的浮泡，开始思索一些人生的终极问题：“解决教育问题，首先，你得知道人是怎么回事。人的前世今生，人与自然，人与这个世界是什么关系。你需要有一个很好的哲学问题，把这些问题解决了。”
董雯嫣是1974年生的内蒙古人，自幼便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好学生。考高分，进名校，从不思考这一生，没有使命感，也没有方向。
从北京广播传媒大学毕业后，她做记者和主持人，抢新闻，看资料，有时整宿不睡。这样疯狂的工作状态一直持续到第二个孩子的降生。她觉得心里有个声音提醒她：你的状态不正常，你在做自己不喜欢的事。
她开始思考孩子的教育。几乎市面上所有的中外育儿书籍，她全看了一个遍，但愈发困惑。她订杂志。这一期说：生命在于运动。好不容易运动了一个月，第二期杂志又说：生命在于静止。“当场就被打蒙了。”董雯嫣说。
她终于想通：对世界的认识，不能完全来自信息。如果没有很完整的独立个体，信息是干扰，不是帮助，它会让人失去中心。
她开始了漫长的寻找，学儿童发展心理学，求佛问道。
有类似经历的还有Bonnie。不过，她对教育意义的探寻，在孩子出生以前就开始了。
很多年以后的一场咖啡早茶会，当Bonnie坐在北京丽都广场的星巴克，吃着帕尼尼，和若干国际幼儿园的妈妈们讨论着中国教育缺憾、双语文化下的均衡发展时，Bonnie心里想：“你没有办法改变这个教育体系，那就从自己开始改变。”
种一棵树，在孩子脑里
最终，董雯嫣找到了华德福这个概念。
华德福教育始于1919年的德国，是奥地利教育家鲁道夫·斯坦纳基于人智学理论发展起来。人智学理论由基督教教义衍生，吸纳了大量东方哲学元素，是强调人的身体和心灵协调发展的全人教育。如今，华德福学校已遍及世界各大洲，2004年，第一所中国大陆华德福学校在成都成立。
“从每个孩子出生那天开始，他的灵性就超过了你们所有的成人，然后你保护他的灵性就对了；然后在保护的基础上给他一些引领。”
思路是一致的：跳到体制外。而不同的父母，又各有倚重。董雯嫣希望自己的孩子具备完整独立的人格和灵魂。王晓峰希望孩子健康快乐，各方面都强。Bonnie则希望孩子能进美国斯坦福大学，她很喜欢商学院的一句校训：Change Lives， Change Organizations， Change the world。（改变生活，改变组织，改变世界。）
她建议妈妈们从阅读开始培养孩子。于是2013年，Bonnie创建了一个叫“Readfirst（阅读第一）”的微刊，定期给家长提供书单，推荐其他国家的教育模式，分析国内体制下的一些问题，帮助家长如何去适应以及调整自己。
她经常提起公民教育。“所谓公民教育就是，学会尊重你的家长、你的老师、你周围的人，遵从公共秩序，不要随地吐痰，穿整洁的衣服。这种公民教育中国现在是缺乏的。”
而这时的Bonnie也在一家韩国教育集团担任北京总经理。
一次，在首尔的一堂英文文学精读课，小学二年级的孩子正在精读《海底两万里》。老师要求他们写一篇关于尼莫船长的性格特征，5分钟即兴写完，然后上台去做演讲。
Bonnie眼前一亮。美国私校的英文授课模式—培养学生们用英文进行创造性思考、批判思考和逻辑性思考的能力，她感觉这是中国市场所缺乏的。从2012年开始，Bonnie和她的同事们将这种名为Elan（伊莱）的教育模式引入了中国。
这是基于这样一种西方思维发展起来的“英文健身房”。这里全英文环境，像是在中国高楼大厦里的一块飞地。孩子们可以在这里读到海量的英文分级原版图书，在外教辅导下，开始创造性写作和学术写作。比如，分析莎士比亚的作品，罗密欧和朱丽叶有什么样的性格特征？戏剧用的是怎么样的场景？让孩子去写一个自己的故事或一部自己的戏剧。
“就像在孩子的大脑中种一棵英文树，树根就是对孩子的英文进行创造性、批判性和逻辑思考的能力。只有根扎得越深、长得越密，吸收的养分越多，这棵树结出的果实"英文读、说、听、写能力"才越甜美。”Bonnie认为。
还能回到体制内吗？
董雯嫣采纳了德国模式，Bonnie移植了美国模式。而王晓峰夫妇的中式学堂，一切从“无”摸起—如何教，全无计划。
王晓峰和家长们先被“在家学习”的方向所困。于是召集了一大拨幼儿家长。大家坐着开聊，都说现行教育如何不行，大伙当如何如何，但睡一觉，又都没信儿了。到2006年8月底，开学前夕，只余了四个孩子。
四个孩子也要办。便一户贡献一万块，租房子、请老师，张罗了起来。
夫妻俩都是北大中文系出身，语文课貌似最容易解决，“首先是阅读，学认字”。张冬青进修研究生的时候，学过一学期许慎的《说文解字》。一个字一个字地学，古代历史传说、文化背景、典章制度、宗法继承……半年下来，只讲了几十个字。
“如果孩子一开始认识文字，就从这个角度开始，那多有厚度！”张冬青说。也有人说，这不太难了吗，这是研究生课程。
张冬青答：中国文字有特点，它是象形的，所以甲骨文都是画出来的，这恰恰符合孩子的特点。那背后的典章制度、历史你可以不讲，但神话可以讲。便用讲故事的办法，把字讲给孩子们听。
低年级的语文课，从绘本开始。像是《爱心树》、《猜猜我有多爱你》、《驴小弟变石头》、《活了100万次的猫》。夫妇俩看了绘本都很欢喜，“你会爱上它们的”。
除了阅读，孩子们还需要经历，王晓峰便会组织高年级的同学去外地游学，最近一次的目的地是福建培田古村。
脑子学的东西就是学问，它跟你的身体和心灵没有直接关系。你要随时让孩子的心和他所学的东西关联着。”王晓峰说。
“现在太过重视脑力的开发，忽略了心。”张冬青说。
在现行体制内教育，往往是语数英独统天下。但在这里，事情反了过来。王晓峰二女儿所在的那个班，三年级以前没有正式学数学，“是因为没有想好怎么上这个课。”张冬青笑着说。英语也是后来才补上的，大人没想明白，就先找英文歌英文童谣放给孩子们听，“保持语感”。
后来他们从一本父亲为女儿编写的数学亲子教程中得到了灵感：很早很早以前，有一位牧羊人去放羊，他没有数的概念，如果要知道羊有多少只，就用四个石子摆出羊的四个蹄子，就能代表一只羊了……
大多数时间里，低年级的同学通过数豆子数玉米数棋子来学数学。每个人发一堆，各人数自己有多少颗。然后各种数法，正着数顺了，倒着数。然后各种分，合和分，加乘就是合，减除就是分。
“一年级的孩子数，数几十个就乱了，但这是一种能力，手、脑、嘴、眼、心，对数的感觉是什么，就是它背后量和序的感觉。”张冬青说。孩子们还玩四巧板、七巧板，搭积木，就是为了将来好学几何。其他还有艺术课，美育课，学武术的体育课，还有一门叫“啊”课—就是手工课，孩子们起的名字。
孩子慢慢多了起来。王晓峰夫妇的课堂也从一个三居室，到三个三居室，后来干脆到回龙观渥丘园觅了五亩地，自己盖房。越来越多的家长参与到这所基于社区发展起来的小学里。他们给园子里种上竹子，给教室安装PM2.5空气净化器，不断给图书馆送书。
家长们通常会问：如果转回体制内的学校，孩子成绩能跟上吗？
“没问题呀。”王晓峰一点儿也不担心这事。也有高年级的孩子转走。王晓峰观察，通常半年时间就能适应过来。至于高考，王晓峰还没想那么远，他半开玩笑地说，到时候也许不排除，组织一个突击冲刺班。
“他们觉得我走火入魔了”
当王晓峰的课堂一点点掘进的时候，Bonnie“阅读第一”的网络粉丝队伍已经迅速壮大到五万多人，北京、上海居多，覆盖全国各地。
不过眼下，她又有了新的困扰—每天白天工作、下午晚上带孩子，凌晨还在更新微刊，快忙得没时间睡觉了。
董雯嫣正在接受为期一年的华德福教育。学校在京郊，倚靠着凤凰岭苍莽的山。下课铃悠然响起，像叩响一口钟。这时孩子们跑出来撒欢，爬树，打乒乓球，把室外的木地板踩得哗哗响。2014年9月，董雯嫣将在这里任职。
前一阵，董雯嫣参加大学的20周年同学聚会，她对身在电台电视台教育台的同学说，给你看看我们学校，你有机会给我们宣传宣传。同学们不搭理她。“他们觉得我走火入魔了，神神叨叨的。”
而面对老同学的各种拉风各种冷落时，她的反应只是：很好玩儿。“我才发现，我比以前有力量了。”
报名的学生越来越多了。家长和孩子需要经过半个多小时的面试，才能确定是否入学。“今年很明显，真的能感觉到一个大潮，有孩子是从北大附小、人大附小转出来的，好像大家都从体制里往外逃一样。”
去年，董雯嫣把家搬到了学校旁边的村子里。房东要求长租，她也不多想，直接跟房东一签十年。“我相信这里会有十二年级的，我现在很相信直觉。”
《中国在家上学研究报告》基于216个样本的问卷调查显示：48.60%的家长对在家上学的未来走向非常乐观，认为在家上学会成为越来越多家庭的选择；39.66%的家长对在家上学审慎看待，认为只是少部分家庭的选择；只有6.15%的家长对其不乐观，对现状担忧；还有5.59%的家长选择“难以说清”。
王晓峰显然属于最乐观的那部分：“其实每一种教育背后都是一种价值观，那么我觉得我们这个社会它应该就是丰富多彩的，它需要各种各样的人，我们的社会才有意思。”
说这话的时候，午休的教室里飘出《音乐之声》的原声乐；幼儿园的娃娃在窗帘后头呼呼睡着；一个单眼皮的小男孩趴在《昆虫记》的绘本上，他读到《蝎子：神秘的隐士》；教甲骨文和昆曲的老师正忙着准备南下福建的游学；而窗外，结了队的孩子在秋千上晃荡，在坝里跑啊跳啊，像地里结出一个个野生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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