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宋林被查，不免又有些人说我举报或者揭发是因为收了什么人钱。这几年，被泼的这种脏水多了，下面做个简单回顾。
先声明一点，我现在早不是公职人员已经数年，就算收了钱做这些事也不违背任何法律及道德。就我在揭发宋林这事中的表现而言，收钱是应该的，而且不该少收。但没收就是没收，咱不需要收了硬说没收装什么道德楷模，也不能没收偏要说收了当冤大头。如果那事我认为可以管而当事人又有闲钱的话，我不会拒绝收钱。一如既往不收钱乃至倒贴钱，看见该管的事或者想管又能管的事情管那么一下，肯定还会有而且可能更多。
我第一次见到最大价码的封口费是在山西某市。当时煤矿发生事故已一个多月，我在矿工宿舍废墟堆里翻了两个多小时，从中找到了17个矿工的名单，拿这个去采访当时的市长。刚回自己住的房间，就有人尾随而至，拎着个帆布袋子。我开了偷拍机放他进来，估计他是来送钱，但没想到当他把帆布袋子打开哗啦啦往床上倒钱，居然是300万之多。这个过程，我曾任职的《山西晚报》很多人都知道，那盘录像带也交给了省检察院。我那时穷，出个差回去如果不马上报销差旅费就连买烟和喝酒的钱都没有。那个时候，我还谈不上什么“新闻理想主义”，之所以没收，说实话，不是不想，而是不敢——记者想要收钱，必须得能决定稿子能发还是不能发才行，我那时根本没这个可能。
因为在特稿部，参加各种发布会领红包的机会也基本为零，在单位那么多年，只参加过两次发布会，一次领了300元红包，是山西某县宣称自己是姜太公故里，我认为这不符合史实，于是把红包上交，写了个质疑的稿子，第二天该县的同志打来电话诉苦，说自己被县领导骂坏了——派红包居然派出个批评稿子来。第二次参加发布会，是被硬拉去一个著名歌唱家的发布会，拿了一张签名版的歌碟，只可惜，我这人向来对音乐、美术、体育一概不感冒，更没追星爱好，也没拿走歌碟。
到《成都商报》后，第一次便是在太原，一个民营企业家被构陷入狱，在他被关期间警察开着他的车像开坦克似的到处横冲直撞，光罚单就被整出37张。按说，这本来是个不大的事情，领导和朋友找我打招呼，我也差点就动摇了。只是公安局一边说这事不大，一边非让人给我笔钱平息，让我觉得有点受愚弄的感觉，没拿。再继续追问下去，什么事情不大？简直荒唐透顶。一路追踪报道，那个民营企业家最终被无罪释放。于是就有举报，说我在这个案子上和我的某位师兄——太原市一领导一起收了当事人1000万元。再后来，我揭发我这位师兄，有想象力的不妨认为我是因为气不愤他独吞了那1000万。按照官场人员的习惯思维，故事必须是这个样子。
然后就是因某县煤管局长郝鹏俊案。为求我不再关注，当时该县一位主要领导给我50万收买不成，于是就有说法说我收了郝鹏俊400万。
其他的零零碎碎无中生有或捕风捉影给我泼过的脏水就不说了，单这两笔将近1000万的进账如果成立，我在2011年丢掉工作时老婆生孩子住院居然连1万块钱的押金也交不起，拿父母的征地拆迁款付了首付买的个九十多平米的房子也装修不起，世上有这样的千万富翁？
无论怎么说，总是有人不信的。你看，我现在搞了个华润宋林的事，又有传言来了。
（南方周末记者鞠靖整理，发表时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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