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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项规定管住官员饭局（资料图） |
马年春晚，青年歌手王铮亮的一首《时间都去哪了》唱红了很多人的眼眶，就连国家主席习近平，都在接受俄罗斯媒体采访时感叹：“我个人的时间都去哪儿了？当然是都被工作占去了。”受这首歌的影响，很多人开始计算自己过去一年的时间都花在哪了。“2012年，我每周有20个小时用来开会，处理各种文字工作需要15小时；而2013年，每周开会的时间缩短到了12小时，处理文字的时间降到了10小时以内。”国家统计局财务司司长张仲梁这样介绍自己过去两年的时间分配使用情况。
前后两年的差别为何如此之大？在张仲梁看来，这全是托了八项规定的福。“是八项规定把公务员们从文山会海中，从酒桌上解放了出来。”2014年4月9日，在中国传媒大学MBA学院的讲座上，他幽默的语言引起台下一片笑声。
新规管住全国干部
2012年12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八项规定言简意赅,掷地有声，没有说教，要求却非常具体。概括起来就是：改进调查研究、精简会议活动、精简文件简报、规范出访活动、改进警卫工作、改进新闻报道、严格文稿发表、厉行勤俭节约。”张仲梁说。
八项规定刚出台的时候，并没有引起各级官员和民众太大的重视。有报道说，我国曾先后出台数以百计的整治大吃大喝的文件，但直到2012年，我国各级官员出席饭局的次数依然高得惊人。
按照张仲梁主持的课题组进行的一个调查，2012年，我国中央政府司局级干部平均每周有1.1次饭局，省政府的司局级干部平均每周有1.3次饭局。到了基层，花在吃饭上的时间则更长：市长平均每周15.1次、县长则达到了每周18.2次。然而，八项规定面世后的2013年，这一数字却急剧下降：中央政府司局级干部平均每周饭局只有0.2次、省政府司局级0.5次、市长10.2次、县长12.2次。
官场上因此流行起这么一种说法：“没想到八项规定的力度这么大，范围这么广，影响这么深，效果这么好。”而据国家统计局社情民意调查中心调查，91%的被调查对象对八项规定充满好感，82%充满新期待，80%的人认为身边的党员干部有了作风上的改变。
八项规定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威力，张仲梁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有两个：“传教士”效应和“组合拳”效应。
八项规定出台后第三天，习近平视察深圳，全程轻车简从，既没有封路，也没有任何欢迎横幅和迎送车队。在深圳期间，习近平没有入住专门接待领导人的迎宾馆1号楼，而是选择了位于市中心福田区深南大道上的五洲宾馆普通商务套间，吃的也是该宾馆六菜一汤的自助餐。
之后的12月29日，李克强冒着细雨前往湖北恩施的大山深处看望居住在那里的村民，了解民情。李克强一行两辆中巴车，多次在路口停车让群众车辆通行，一度传为佳话。领导人以身作则的“传教士”效应无疑是八项规定最好的宣传。
张仲梁更将此后中央出台的一系列辅助规定，视作配合八项规定的“组合拳”。2013年1月，中纪委出台严禁用公款搞拜年活动，严禁向上级部门赠送土特产，严禁违反规定收送礼品、礼金等六项禁令。3月，李克强郑重承诺，本届政府任期内，政府性的楼堂馆所一律不得新建，财政供养人员只减不增，公费接待、公费出国、公费购车只减不增。5月，中央纪委下发通知，要求纪检监察系统在职干部职工在规定日期前自行清退所收受的各种名目的会员卡，做到“零持有”。6月，反“四风”（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还有8月禁办豪华晚会，9月禁送月饼，10月禁印贺年卡，11月禁止采购烟花爆竹，12月禁止丧葬礼金……“如此高密度的限禁措施，前所未有。”
政治：实现了对权力的约束
有学者研究指出，当权力失去20%的监督时，它就蠢蠢欲动；当权力失去40%的监督时，它就破门而出；当权力失去60%的监督时，它就铤而走险；当权力失去80%的监督时，它就敢于践踏一切法律；当权力失去100%的监督时，它就不怕上断头台。
在张仲梁看来，八项规定对中国政治的改造，主要表现在对权力的约束上。去年，全国共查出违反八项规定人员2.4921万人，处分7000多人。
很多过去习以为常的事情，现在却视同违规，这也让不少人小心谨慎，不敢逾越红线。张仲梁介绍说，与其它部门下级招待上级不尽一样，统计系统通常是上级招待下级。因为，上级除了给下级安排统计调查任务外，给不了什么“好处”。所以，基层统计机构的同志来了，上级机关会请人家吃顿饭，喝杯酒，讲讲感情，倒倒苦水。“但八项规定实施后，再没人敢请、没人敢吃了。”
对权力的约束，还体现在反对奢侈浪费上。有一个例子非常能说明问题。2013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通知，要求对党政机关占有、使用办公用房的情况进行全面清理，各级领导干部的办公室面积如果超过《党政机关办公用房建设标准》规定的标准，都需要腾退。远在三线城市做装修工人的湖北小伙张建也感受到了这股强风的凛冽。“那阵子，天天有人来找人装修，周围的建材市场都涨价了。”让张建感到困惑的是，找到他做装修的基本都是些办公室，而且是把大空间往小改。后来他才知道，是中央有规定“不许超标”。
行政成本的降低还大大改变了中国的政治生态。张仲梁介绍，根据《中国会议蓝皮书》的数据，政府主导的会议大概占全部会议的14%，社团和事业单位的会议占30%，企业类会议占56%，也就是说，全国有一半的会议花的是财政的钱。若以2012年全国会议总花费1万亿元计算，则至少有5000亿元是政府支出的。
八项规定之后，跟财政打交道的张仲梁明显感觉到了数字的变化。“2013年，中央部门本级公务接待、公务出国、公车费用分别比2012年节省了43%、38%和11%，会议减少45%。”他还介绍说，按照中央颁布的《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今后，中央机关除部级以上领导用车外，一般性公务用车将全部取消。”
最让张仲梁感概的，是政治语系的改变。“长期以来，中国官场形成了一种发言的‘规则’，如何开头、如何结尾，都有规矩，打破这个规矩就是另类。”“官员发言好像不是说给群众听的，而是给领导听的”，空话套话多，实质内容少。但现在，因为有习近平总书记的引领，官员的讲话风格为之一变。不久前，张仲梁参加了“学习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培训班”，感受很深。“总书记的讲话风格，平实而有深度，形象生动而又耐人寻味。比如，‘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块头大不等于强，体重大不等于壮，有时是虚胖’、‘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不仅很有感召力，而且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张仲梁认为，语言风格的转变与施政者的权力观密切相关，尤其是在基层，“这种转变，直接关系着对待老百姓的态度”。
经济：必须付出的代价
相比对政治的改造，八项规定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似乎有些“惨烈”。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3年1—2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3.7810万亿元，同比名义增长（不扣除价格因素的增长比率）12.3%。这个数据，比2012年12月份15.2%的增速大幅下滑近3个百分点。同期，出口和投资却分别保持了23.6%、21.2%的增长，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中，唯有消费出现明显下滑。
在所有消费品名目中，餐饮业和高档烟酒“伤亡惨重”。国家统计局2013年1—2月份的数据表明，餐饮收入为4030亿元，同比增长仅为8.4%，其中限额以上企业（单位）餐饮收入1278亿元，同比下降3.3%。而所谓“限额以上企业”，大体指的就是高档餐饮酒店。商务部的抽样调查也显示，北京、上海、宁波高档餐饮企业的营业额，分别大体下降了35%、20%、25%。
针对八项规定对经济的影响，学界主要有两种看法。一些人认为影响非常大。中国经济长久以来主要依靠投资，要想良性发展，需要转向依靠消费拉动。由外需转内需是中国经济转型的一大目标。如果在转变过程中突然大幅打压消费，经济若想实现持续增长，只能回到依靠投资的老路，过去的问题会继续恶化。另一些人则认为，八项规定影响的行业有限、时间有限，而且制度会逼着高端餐饮和烟酒行业进行改变，放下身段做中低档产品。
但在张仲梁看来，八项规定对经济的影响不能简单用大或者小来衡量，因为这是“必须付出的代价”。张仲梁讲：“奢靡浪费带来的经济增长，短期内虽能拉动需求，但长期看，不仅会扭曲了供需关系、价格关系，而且会引导社会去搞权贵资本主义，让经济走向不健康和不可持续。就像在增长和雾霾之间，大家宁愿少一点增长、也要少一点雾霾一样，在增长和腐败浪费之间，也应是宁愿少一点增长，也要少一点腐败浪费。”
谈到当下的经济增长，张仲梁讲，中国经济既有下行的压力，也有上行的动力。他讲，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按照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观点，中国经济正在转入增长速度7%左右或6-7%之间的新常态的过程中。中国经济已不可能再有过去那样的高速增长，因为经济规模、经济结构和经济环境都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二是李克强总理曾多次指出，宏观调控的主要目的是避免经济大起大落,使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也就是经济增长率、就业水平等不滑出“下限”,物价涨幅等不超出“上限”。目前，经济虽面临下行压力,但仍在合理区间。可以预期，政府会讲求“战略定力”，提高对经济放缓的容忍度，也会注重“底线管理”，不会放任经济减速跌出合理区间。
社会：重新确立公与私的概念
美国著名思想家丹尼尔•贝尔堪在其经典巨著《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中曾写道，在后工业社会中，人类必须正确处理好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关系，个人动机与社会要求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就是理清公与私的关系，才能有效推动社会的良性发展。
但在与世界接轨的过程中，中国与外界最大的文化价值差异就出在公私不分上。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段子，说的是衡量一个男人是否成功有4个标准：工资基本不动、老婆基本不用、烟酒基本靠送、吃饭基本靠请。这在西方是不可想象的事情。2008年，还在统计局负责国际培训工作的张仲梁前往联合国，与时任联合国副秘书长沙祖康会晤交流。在办公室里，沙祖康递给张仲梁一瓶矿泉水，并说自己喝的每一瓶水都是用工资买的。这让张仲梁大为惊讶：“在联合国，所有工作人员必须为自己办公室内的水付账，不管你是自己喝还是请人喝。这就是公私之间严格的界限。”
在张仲梁看来，中国社会长期公私不分，部分原因在于制度层面的不清晰。“一直以来，我们都在强调无私，似乎所有东西都是公家的。既然我的所有都是公家的，那公家的所有自然也都是我的了。规则的不完善，让一些人在利益诉求的驱使下，滋生出了潜规则。人追求利益的诉求不仅为古典经济学所认同，也为社会生物学所证实，如果规则设计有漏洞，或者违规成本低，公与私的界限就会进一步模糊。”
古罗马时代的历史学家塔西佗曾指出，当政府部门失去公信力，不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这个卓越的见解后来被称为“塔西佗陷阱”，是西方政治学里的定律之一。张仲梁认为，八项规定的出台，给重新界定公与私的边界提供了一个契机。“从社会层面来说，它让民众看到了规则可以这样制定，也让民众感受到了规则可以这么管用。而从政府层面来说，八项规定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政府的公信力。可以说，八项规定对中国社会的深远影响，将远远超出其现在表现出来的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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