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四川省委原副书记李春城被移送司法机关，在官方通报的材料中，李春城“滥用职权进行封建迷信活动”，据报道，他将亲人的坟墓迁往都江堰，请风水先生做道场，花费上千万；又在投资项目进展不利的时候，找道士驱邪。
四川雅安市委原常委、常务副市长蒲忠因违纪被查，跟李春城的共同问题之一就是搞风水迷信，跟一桩花费2000万修天梯的风水事件难脱干系。
如果回溯到之前的案例，你会发现，落马的贪官中，迷信风水的大有人在。比如原铁道部部长、党组书记刘志军。他在办公室布置了“靠山石”，项目开工竣工的日期，他都会请“大师”来看吉日。
中国的落马贪官中，对风水的迷信颇为盛行，作为一个从小接受唯物主义教育的好青年，壹读君一度很难理解这些经常“指出”、“批示”，需要我们“学习”、“领会”的“前官员”，为什么会迷信风水，经过严肃的思考之后，壹读君今天就跟大家聊一下。
值班壹读君：刘十九 胡佳恒
信风水，可能会降低智商
近几年，贪官被曝迷信风水的新闻并不罕见。
早期玩得比较大的官员风水案，是上世纪90年代的山东省泰安市委前书记胡建学案。有“大师”预测，胡建学可当副总理，只是命里缺桥。于是，胡下令将已按计划施工的国道改道，从一座水库上穿过去，以便修建大桥。这么蛇精病的设计太引人注目了，于是很快胡书记就因贪污受贿罪行暴露，被山东省高院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胡建学成为no zuo no die 的典型，但是没有阻挡一批不走寻常路的官员前赴后继。
2010年，四川通江县沙溪镇官员听信“知名文化人”建议，在山脊上修“风水桥”，很快也受到处理。
同年，河北高邑县委书记崔欣元在风水大师指点下，用退役战斗机堵住县委大院前的丁字路口，这么坑爹的规划人民群众当然不答应。事件曝光后，迫于舆论，崔书记不幸被免职。
2012年，山西灵石县，县委原书记杨洪为了官运亨通，把境内的石膏山改名为“仕高山”，以保佑自己步步高升。因为这个改名很有文化，效果立竿见影。在改名之后一个月，杨先生就因为腐败案发被查办。
通过上述案例，壹读君发现相信风水不一定会改变命运，但一定影响智商。
再往后的风水丑闻，就是在办公室安“靠山石”的刘志军，和花上千万迁坟、看风水、做道场的李春城了。
官员科学素养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落马官员往往信风水，并不意味着信风水的官员都会落马。
2006年9月到12月，国家行政学院程萍博士在17个省、直辖市、自治区调查了900多名县处级公务员，发现有47.6%的县处级公务员不相信迷信。鉴于壹读君是个悲观主义者，所以壹读君理解的意思是，有超过一半的县处级公务员或多或少地相信风水、求签、相面、星座预测和周公解梦等迷信。
根据这项调查，县处级公务员相信相面的，大约占三成，而根据稍早一点的“第6次中国民众科学素养调查”，相信“相面”的民众的比例只有２１％。
壹读君对此不发表评论。
我们还是继续说风水的问题。风水也算中国的传统文化，认为通过对居住、安葬环境的选择、改造，能够趋吉避凶。五四运动之后，风水成为文化糟粕，等到新中国建立，这类活动就被当做“封建残余”打击，只能转入地下。
改革开放之后，风水再次浮出水面。民间潜藏的风水文化反弹，香港、台湾等中国传统保存完好地区的风水习俗，也透过招商引资，在台商、港商、地方官员的宴席中，给大陆官员重新普及。于是，逐渐就有了大陆官场中的风水丑闻。
做官跟打渔，有时候是一样一样的
为什么一小撮官员愿意相信风水，而不是马克思同志的教导呢？
大量的研究表明，当人们处在不确定性和压力都很大的情境中时，就更容易认同迷信观念。有学者研究海上渔民什么时候采用迷信的方法，他们发现，当事件的结果完全可以由渔民的知识和技能掌握时，比如制造一条渔船，渔民就不会求助于迷信；而当事件的不确定性增加，比如是否会遭遇瘟疫，出海能不能丰收，渔民就会倾向于相信迷信。
而当压力增加的时候，比如在危险的海域活动，渔民对事情的控制感被降低，也更容易采取迷信手段。有海外学者研究以色列居民的心理，发现在有导弹袭击的危险地区，居民比安全区域的居民更容易采用“超常规思维”。
所以，当人们对事情的控制感太低时，他们会本能采用一种补偿的方法来重新获得控制感，而这种补偿方法通常就是迷信。
对中国官员来说，他们的仕途升迁掌握在更高一级主管官员手中，提不提拔、什么时候提拔，他们自己心里没底。而什么时候会因为意外事件被处分、降职甚至落马，他们也不知道。对自己的仕途，他们的控制感很低，压力很大，风水迷信，恰好为他们提供了“补偿控制感”的方法。
可以想象，贪腐官员肯定比为升迁焦虑的同僚们压力更大，更需要补偿控制感，所以迷信风水，也就不足为奇了。只不过，壹读君觉得，如果他们愿意相信星座的话，可能会少浪费点纳税人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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