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渔民称系合法捕捞 拒绝接受菲方提供律师

10日，菲律宾警察正从中国船只上卸下海龟。

　　据菲律宾媒体12日消息，菲律宾司法部门当天向巴拉望公主港地方法院提起诉讼，以菲律宾1998年《渔业法》为依据，以“非法盗猎”罪名“起诉”9名此前被抓扣的中国渔民。菲律宾方面称，9名中国渔民遭到起诉，另有2人将被“遣返”。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当天在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已多次向菲方表明了中方立场和要求，希望双方早日妥善处理这一问题。

　　合法捕捞，不接受菲方提供律师

　　据《每日问询者报》报道，菲律宾海警提交的一份报告中称，菲律宾司法部门当天“起诉”了9名中国渔民和5名将海龟“非法出售”给中国渔民的菲律宾渔民。

　　菲律宾司法部门以1998年《渔业法》为依据，以“非法盗猎”罪名“起诉”9名此前被抓扣的中国渔民。巴拉望省的检察官艾伦罗兹·罗德里格斯说，对2名中国渔民“起诉案件”被驳回，因为他们是未成年人。“我们会将他们移交至外交部和社会福利发展部将其遣返。”他说。

　　罗德里格斯说，菲方为9名被起诉的中国渔民提供了律师，但被中国渔民的拒绝。被抓扣的中国渔民均表示，他们是在中国水域内进行合法捕捞，拒绝参加菲方针对其“偷渔”指控所展开的初步调查，不会接受菲方提供的律师。

　　报道还称，如果中国渔民和菲律宾渔民向菲律宾司法部门缴纳一定数额的“保释金”即可获释。

　　“证物”已放生？

　　据报道，菲方已将“非法盗猎”的海龟放生。但罗德里格斯表示并不知道。

　　报道援引菲律宾海警的说法称，共在中国渔船上发现了555只海龟，其中300多只海龟已经死亡，菲渔业和水产资源局和环境自然资源部已将177只活着的海龟放生。

　　《每日问询者报》认为，菲方放生海龟的举动或影响菲律宾司法部门对中国渔民发起的诉讼，因为“海龟是诉讼中的证物”。

　　背景

　　5月6日上午，“琼琼海09063”和“琼琼海03168”两艘渔船在南沙半月礁附近作业时，遭菲海警拦截和鸣枪威胁。“琼琼海09063”被当场扣押，船上有船员11人。“琼琼海03168”摆脱拦截驶离事发海域。

　　7日下午，菲官方承认，菲海警已抓扣一艘中国渔船及船上11名中国渔民，并押送至菲南部巴拉望公主港。

　　应对

　　中方已有两领事到场 提供领事保护

　　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工作人员向新京报记者表示，现在已经有两位领事在现场，为渔民提供领事保护方面的协助。具体事宜还在进一步交涉。

　　12日，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已多次向菲方表明了中方立场和要求，希望双方早日妥善处理这一问题。

　　在事件发生后，外交部发言人就已表示，中国对包括半月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中国外交部和中国驻菲律宾使馆也已在第一时间向菲方提出交涉，要求菲方对此做出合理解释，并立即放人放船。我们警告菲方不要再采取任何挑衅行动。发言人强调，菲方针对中国渔民采取的任何行动都是非法和无效的。中方要求菲方立即无条件地放人、放船，保证中国公民生命和财产安全，并且确保不再发生类似事情。中方保留采取进一步措施的权利。

　　采写/新京报记者 韩旭阳

　　南海争端，中国为何不抓人？

　　12日，菲律宾扣押中国渔民事件进入刑事诉讼阶段，该国司法部门以“非法盗猎”罪名“起诉”9名中国渔民。如罪名成立，9人将面临最长20年的牢狱之灾。近年来，一些南海争端国频繁采取刑事管辖措施对我国渔民予以抓捕并追究刑责，而对非法进入我国南海海域捕鱼的外国渔船和渔民，中国却几乎没有行使刑事管辖权，个中原因除了客观环境的纷繁复杂，也有制度层面的长期缺失。

　　一、对中国渔民实施刑事手段，菲律宾暗藏祸心

　　以刑事罪名先抓捕再诉讼，菲律宾经常干

　　南海争端中，各国对中国所谓法律意义上的"执法"有两种形式：一是抓扣我国渔民后在罚款的同时，没收船上通信设备和食品，一般不进入到刑事程序。越南一般采取这种"执法"方式。另一种方式是以相关刑事罪名予以抓捕，进入司法程序判刑，菲律宾在行政执法时常采取这种形式。

　　2004年1月10日，17名中国渔民于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从事捕捞作业时被逮捕。其中14名渔民被菲地方法院判处6年6个月零7天监禁，同时以非法捕捞罪被罚款10万美元并没收船只。2006年6月19日，菲律宾同样在巴拉望附近水域扣留了一艘中国渔船和8名中国渔民，8名中国渔民被控以非法入境、盗鱼和猎捕保护生物等罪名。

　　“情绪化执法”让中国渔民频频丧命

　　由于主权争端南海海域发生犯罪的刑事管辖呈无序状，南海周边一些争端国的执法人员常"情绪化"地采取海盗式的执法方法，粗暴残忍，有些国家的执法人员在抓扣我国渔船和渔民过程中开枪袭击，甚至向我渔船燃放炸弹。例如，2000年5月26日，在没有任何警告的前提下菲律宾海岸警卫队用冲锋枪向中国渔船进行了扫射，导致船长心脏被击穿，当场死亡。2006年，菲律宾武装渔船以"海盗"形式对我渔民发动袭击，将海南省琼海4名渔民打死。这种行为已经不是法律意义上的执法。

　　实际是借刑事手段刻意“宣示主权”

　　据农业部南海区渔政局不完全统计，1989年至2010年周边国家在南海海域袭击、抓扣、枪杀我渔船渔民事件达380多宗，涉及渔船750多艘、渔民11300人。其中25名渔民被打死或失踪，24名渔民被打伤，800多名渔民被判刑。

　　这些国家的所谓"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行为，很大程度上被他们视为"宣示主权的行为"。例如，1995年62名在南沙仙娥礁捕鱼的中国渔民被菲律宾当局扣留，在接下来近一年的时间内，被菲律宾公开开庭审讯28次，而且每次都要请许多记者来拍照。菲律宾当局通过夸张性地公开行使审判权宣称"主权"的意图非常明确。

　　二、中国的反制为何无力？

　　面对邻国疯狂挑衅，中国很少动用刑事手段

　　就南海海域发生的刑事案件，除了极少数海盗犯罪，我国几乎没有进行刑事追诉。对于发生在南海海域的大量的非法捕捞水产品犯罪案件，在我国很少进入到刑事司法程序，一般是缴纳罚款以后将其遣返回国。在具体执法程序中，我国有关部门与菲律宾、越南等国截然不同。这些国家动辄动用军舰执法，开枪发炮是家常便饭；我国主要由渔政船和海监执法，抓捕非法进入我国管辖海域捕鱼的外国渔民后最多是罚款了事，有时连罚款都没有缴纳就将渔船归还给非法捕鱼者。总之，对于发生在南海海域的犯罪，我国尚未有效行使刑事管辖权。

　　现有的宣示主权方式陷入“恶性循环”

　　据媒体报道，中国政府为了宣示对南沙的主权，往往给予船主一定数额的“柴油补贴”，鼓励渔民前往南沙海域作业，但对于渔民南沙作业中“政治色彩浓重”的高风险，政府没有任何补偿措施。渔民在南沙争议海域作业被捕后，不但渔船毁没，往往还需要缴纳高额的赎金和罚款。一次被捕往往将导致渔民倾家荡产，再也无法翻身。

　　这样的困境，往往加剧渔民对高价值海产品，甚至是濒危动植物的捕捞。南海周边国家往往在抓获中国渔民后，将其捕杀的濒危海洋动物通过公众媒体展现给国际舆论。对南海主权争议漠视的一些国家，其舆论往往更趋向于从道义层面支持南海周边国家。让中国政府陷入主权和道义上的被动。

　　客观情况也让中国“鞭长莫及”

　　我国在南沙群岛、中沙群岛并未划定领海基线（东沙由我国台湾控制），根据法律我国对南沙群岛等岛礁应拥有主权，但未划定领海基线的上述岛礁围绕的水域在法律上不属于内水。在目前的国际环境下，对南沙群岛如同西沙群岛一样划定领海基线并确定其围绕的水域属于内水几乎不可能，即便是划定群岛基线，难度也是很大的。故此，南沙群岛周边水域原则上应属于领海或专属经济区，而领海特别是专属经济区的刑事管辖权与内水有所不同。更重要的是，南海周边一些国家如越南、菲律宾控制了南沙许多岛礁，我国对发生在这些岛礁及其附近海域的犯罪客观上难以行使刑事司法管辖权。

　　不加强刑事管辖，会让中国愈发被动

　　在争议领土行使刑事管辖权，表明了一个国家主张或保有主权的意向，是具体的主权诉求行为。特别是当一个国家对争议领土具有充分和正当权源的前提下，长期的、持续的刑事管辖权的行使有利于强化主权维护。在南沙群岛主权争端中，部分当事国片面地认为，中国存在主观上的放弃意愿和客观上的疏于治理，在南海行使刑事管辖权，就是对争端国上述主张的有力回应。但如果主权主张者不能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其在有效行使主权，而临近岛礁的争议国又在采取某些"主权措施"的话，长此以往中国将处于不利地位。

　　三、确立南海刑事管辖权，中国需要多管齐下

　　必须解决渔民“后顾之忧”

　　中国在南海的“存在”目前还是以政府层面为主，在没有现实利益激励的情况下，这种“存在”难以延续和扩大。中国政府不但要规范和管理渔民在南沙作业，同时更要对渔民加以扶持，并建立国家补偿机制，消除渔民的后顾之忧。以“柴油补贴”为例。现有款项不但“杯水车薪”，同时还存在政府职能部门克扣该款项的现象。反观南海周边国家如越南，为了鼓励渔民前往争议海域作业，政府给予100%的柴油补贴。

　　遵循“积极稳妥，合法适宜”原则

　　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沿海国对管辖的各类海域拥有不同的管辖权，并且沿海国与其他船旗国就某些海域在刑事管辖权上可能还存在"共享"问题。此外，南海海域不但有相关争端国主张所谓主权和主权权利，而且海域划界除北部湾之外其他海域尚未明确。在南海海域行使刑事管辖权，其具体对策需要认真研究，总体来说是既要积极又要稳妥，既要合法又要适宜。

　　立法也要“灵活跟进”

　　根据我国的南海主权主张，概括地确立我国在专属经济区、大陆架等管辖海域的刑事立法管辖权，是立法上的必然选择。换言之，在具体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划界不明的前提下，我国在刑事立法上可笼统规定在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依法行使刑事管辖权，并规定相关的罪名。刑事司法上，我们可以根据南海周边国家的具体情形以及当时的国际环境来决定如何行使刑事司法管辖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