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北京5月14日电 (记者 应妮)由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主办的“新闻报道与国家利益—《斯诺登档案》的启示”专家研讨会日前在京举行。
由金城出版社新近出版的《斯诺登档案》一书不仅详细记录了斯诺登在整个泄密事件中的行动，而且描写了《卫报》团队报道该事件的过程、所做的取舍以及同政府所做的斗争。在《谁来监管泄密者》一书中，作者更通过美国政府历史上重大的泄密案例和事件，探讨了未授权信息泄露背后的动机、代价、法律困境和解决之道。
2014年度美国普利策奖获奖名单在纽约揭晓，《卫报》和《华盛顿邮报》因为报道“斯诺登事件”并列获得公共服务奖。在陈述颁奖理由时，普利策奖评选委员会形容《卫报》“通过大胆的报道就安全和隐私问题激发了一场有关政府和公众之间关系的辩论”；还表示《华盛顿邮报》“通过权威性和深入的报道，帮助公众理解如何在国家安全的较大框架下看待泄露出的这些信息”。这正是本次研讨会的缘起。
有专家认为，如此重要的新闻大奖被颁发给了报道这类事件的两家重要媒体，是否对新闻人以后报道相似事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为了搏取版面、吸引公众眼球、加大发行量，甚或是为了获奖，是否会有记者不充分权衡国家利益而公布一些重要的机密事项？
“斯诺登应该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泄密事件，可以讨论的事情很多。保密和公开的界限怎么划分？对国家安全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怎么样才是适度的保密和过度的保密，或者保密不足，等等，应该都有一个界限问题。”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陆绍阳教授指出，此前美国处理国家安全跟新闻自由是一种平衡原则即互不干涉，安全部门遵照间谍法或者其他安全法则行事，新闻传播部门是按照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两者之间最初的设计是井水不犯河水。后来实践下来觉得这两者无法调和，《谁来监管泄密者》一书的作者提出了一个理性选择思路，或者说理性选择理论。“我的理解，这个理论是建立在国家安全部门的最高领导跟媒体主管部门的领导做一个先导性的协调沟通机制，应该是理性选择模式更恰当一点。这或许对中国如何处理两者关系有一定启示作用。”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喻国明认为，互联网就是实现了互联互通。从整个大趋势角度来说是合作开放，这是互联网给我们这个社会带来的最大社会逻辑和行为逻辑。小到个人，大至国家，都要有一个开放的过程，而不是把它封闭起来。在今天的互联网时代，只要有技术，就能把需要的信息挖掘出来，所以无论是私人隐私还是国家秘密，很难获得相当程度上的保密。
他指出，总体上来说，在信息分享跟国家治理的有效性之间，应该要顺应互联网所呈现出来的规律，而不是用一种暂时性的和传统工业化的方式面对今天所谓的信息泛滥和乱象情况而进行简单化的治理。
作者：应妮
我来说两句排行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