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5月16日电 题：旅美华人作家严歌苓：“嫁得好”也要“干得好”
作者 陶煌蟒
“我一直在不断更正自己的身份，我是一个小说家或者作家，编剧只是我的副业。”著名旅美华人作家、好莱坞专业编剧严歌苓在接受中新社记者专访时，一开腔就“亮明”了自己的身份。
在日前举行的北京市侨务工作会议暨首届“京华奖”颁奖大会上，严歌苓被授予首届北京市华侨华人“京华奖”荣誉称号。
1958年，严歌苓出生于上海一个令人羡慕的文艺家庭，父亲严敦勋（笔名萧马）曾是供职于安徽省文联的著名作家，晚年一部被搬上荧幕的《铁梨花》令其深受好评。受家庭熏陶，严歌苓自小便开始偷偷翻看父亲的藏书。
“奶奶把父亲的藏书用报纸封藏起来，我就从里面一本本偷出来看。”由于缺乏正规教育，至今，严歌苓都认为自己童年的文学教养是零碎且不完整的。
尽管有一个作家父亲，但小时候却没人认为严歌苓能当作家，“我儿时活泼好动，爱唱爱跳，看书也没长性。”严歌苓坦言，那时自己的兴趣爱好更多倾向于舞蹈。
1970年，严歌苓如愿以偿参军进入成都军区，作为12岁的小舞蹈演员巡演大江南北。
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刚满20岁的严歌苓主动请缨担任战地记者。从后方医院回来后，创作思绪突如泉涌的她开始发表短篇小说与诗歌，而她的文学写作生涯也从这一刻正式开始。
从《七个战士和一个零》到《雌性的草地》，从成都军区到铁道兵政治部，25岁退伍时，严歌苓俨然是名噪一时的新人作家。
“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的作品经媒体报道传到了美国，就被美国新闻署邀请去作了访问学者。”严歌苓说，美国独特的创作氛围一下就抓住了她的心，当时她就决心要留学美国。
1989年，“啃下”托福的严歌苓来到美国芝加哥哥伦比亚艺术学院，成为小说创作系中唯一的一位外国学生。面对一部部英文长篇原著，她每天需要15个小时的阅读，才能赶上班里同学的学习进度。最终她挺过难关，学会运用中英双语灵活自如地创作。
此后的十余年，她相继写出了《扶桑》、《小姨多鹤》、《一个女人的史诗》等多部脍炙人口的代表作。以刚柔并济、极度凝练的语言与犀利多变的写作视角成就了一篇篇气度非凡的作品，被称为“翻手为苍凉，覆手为繁华”的作家。
每个读者在阅读她的文字后都会产生不同的感受，有人认为凛冽，有人却感到温暖。对此严歌苓解释说，阅读本来就不是单向的，一个人带着什么样的经历与目的投入一本书，就会把这本书读成什么样，但每一个读者的理解都应该被尊重。
如今名气如日中天，她与张爱玲之间的比较常被人提起。严歌苓说，虽然自己和张爱玲都出生于上海，最后又都到美国，而且作品多剖析女性心理，但张爱玲善于写上海，而自己则每到一处都会根据不同的灵感进行创作。
“我很赞同张爱玲"出名要趁早"的说法，要做就做最好，做出名，这样才不虚伪。”
谈及“事业与爱情的选择”问题，两者双丰收的严歌苓认为，“嫁得好”与“干得好”本身并不矛盾，而是国人对于“好”的理解有误，不同的选择也反映出不同人的品味。
“"好"并不是锦衣玉食，我认为，嫁一个与自己趣味相投的人就是好。当然，"嫁得好"的同时，也得"干得好"！”她呼吁中国女性分清生活、事业、婚姻不同方面的主次，一切应以“别为难自己”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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