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_本刊记者 舒炜
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曾向下属们推荐过《大清相国》这本书，书中讲述了清代山西籍名臣陈廷敬在特定的历史境遇中，关于人格、道德和行为的艰难选择，并贯穿着“揭时弊、倡清廉、恤百姓，至死不忘济世救民”的为官之道。
廉政瞭望采访过的山西老干部群体则普遍认同，在某种意义上，陈廷敬的为官之道应该是当今山西官员的楷模。
不过，在山西官场上却常年来流传着一句“晋官难当”的段子，有人说这四个字最初是当年孟学农因“襄汾溃坝”事件后，去职山西省长时说的。虽然孟学农亲自辟过谣，但挡不住后来山西的每一任主政官员都会被问到这个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现在山西官场中人的这份感慨，又添加了些别的元素，那就是近几个月来因腐败导致的山西官场地震。
“在这样的时候，重提‘晋官难当’，有着一种别样的思考。”黄云，这名山西退休副厅级干部对廉政瞭望记者表示。
成也“黑金”，败也“黑金”
山西有首非常有名的民歌，叫《人说山西好风光》，但山西民间也同时半公开地流传着一个段子，“人说山西好地方，黄米黑煤实力强。人说山西好风光，谁当领导谁心慌。”
从上到下，不少山西人对煤炭都怀着这样一种矛盾的情怀。据山西官场人士透露，从当地落马的副处级以上贪官来看，很多都和煤炭有关，称得上是“成也‘黑金’，败也‘黑金’”。原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吕日周甚至说过，如果山西没有煤，日子比现在要好过得多。
煤之于山西，承载了太多东西，既有千万矿工的血泪，又强有力地支撑着山西的GDP。其间利益纠葛，很难理清。“在煤矿监管不规范的起初，‘黑金’交易和腐败可谓是一种野蛮生长的状态，在停产、整顿、兼并、重组的过程中，照样涉及到若隐若现的腐败，导致大量国有资产流失。”当地干部如此分析。
在煤炭市场最火爆的年景里，整个煤炭产运销链条上的各个环节，都分享了煤炭带来的利益。“晋官涉及煤炭的腐败，除了当地主政官员外，一般集中在两个领域，政法和安监系统。”山西某省级部门一名干部表示，“一方的腐败分子能提供保护伞，一方的害群之马可以放松安全监管，甚至通风报信，这样的权力结构自然能够一拍即合。”
在原山西省委副书记侯武杰任职太原市委书记期间，先后3次收受该市公安局副局长邵建伟贿赂，邵涉及到为煤老板充当保护伞。此时的山西警界一再曝出腐败案件。大同市公安局原局长申公元、灵石县公安局原副局长史双生等人的落马均源于此。其中阳泉市城区公安局巡警队长关建军甚至在里面攫取了上亿元的财富。
山西一名办案人员表示：“权力部门和煤老板的沆瀣一气，如果不是因分赃不均产生分歧，很难暴露。”太原市万柏林区安监局原局长郝俊亮、杏花岭区安监局原局长奥建荣、盂县安监局原局长韩斌、交口县安监局原局长武小莉、古交市安监局原局长闫全维……在安监局长参与的黑金腐败中，这是一串未完的名单，。
据山西官方在去年的一次通报，5年来，山西煤焦领域反腐败斗争收缴各类违法违规资金380多亿元，处分党员干部4715人。“有时候你会看到，一个科级，甚至股级官员，动辄都是涉案上千万，甚至上亿。”上述当地人士表示。
今年1月25日，山西省委书记袁纯清在全省党风廉政建设干部大会上再次重申：“必须深化煤焦领域反腐败专项斗争，严厉惩处涉煤领域的腐败案件，构建起煤焦领域反腐倡廉长效机制。”彼时一同坐在主席台上的，还有时任山西省委副书记、省人大副主任的金道铭。
山西大学副校长行龙在《山西何以失去曾经的重要地位》一书中谈到，山西之长在于煤，山西之短在于水。而山西日报则撰文表示，煤与水是山西社会发展的两大巨轮，不能只顾挖煤，忽略治水。只有煤和水两大巨轮取长补短，才能加速发展，协调发展。
“相煎何太急”
山西著名作家张石山说，自古以来，一统天下的封建王朝出于中央政权的安全考虑，藩镇诸侯管辖的地域，一般都不得独踞天险，但山西，几乎成为惟一的例外，且易守难攻。
但正因为如此，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山西某高校学者而认为，这样的自然地理条件也形成了山西地方势力相对复杂的局面，“虽说民国时阎锡山治下的那种‘独立王国’式山西早已一去不复返了，但谁能知道，这里每一个矿洞里的水有多深？”
对于山西吏治，知名媒体人马昌博曾说过：于幼军对山西一些官员的素质言辞激烈，说官文化太强烈，而孟学农也直言山西官员缺乏市场意识和锐气。
一名熟悉山西政情的人士介绍，山西本土干部在官场上，常常是既抱团又内斗。“一些外来干部常常抱怨山西官场排外，本土干部则感慨‘相煎何太急’。”
这里面最有名的就是原太原市长张兵生短信拉票案。当时山西的数十名重要官员都收到由张兵生下属发出的短信。说张兵生拉票，其实并不准确。因为短信发出时，张兵生已确定在晋升副省的选拔过程中成为失意者。短信内容是攻击另一名颇具实力的候选人，大有一番“我得不到的，也不能让别人得到”之意味。
事件的最后结局，是张兵生被免职并被给予其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而张兵生当初的竞争对手，虽然最后如愿晋升副省，但仕途也受到影响。甚至在新的工作岗位上，还不时受到流言困扰。
太原一名政界人士告诉廉政瞭望记者，从工作能力来说，张兵生与那一名官员均堪称佼佼者，两人也都是山西本地成长起来的干部。“最后弄成势同水火，谁也不是赢家。”值得注意的是，在太原官场也一直流传，张兵生被调查后，第一时间就把责任揽了下来，说是自己授意的，秘书及下属不过依令而行。
“官场里都是个性鲜明、作风强势的领导，那么维护团结可就是个大问题。”太原一名政界人士感叹道。
此外，山西官场中的某些人，喜欢以官员籍贯划圈子。以至于在廉政瞭望记者在山西的多次采访过程中，常听到“某某帮”的说法。这种小圈子一旦形成，官场风气势必受到影响。熟悉当地情况的人士说，近年来山西爆发过不少案子，有些还是震惊全国的大案。到后来，个别人居然就能“软着陆”，让外界一片惊讶。“其中圈子发挥的作用不小。”
山西地方权力谱系
不少人说过，在山西官员政绩评价体系中，GDP考核对应着资源开发的力度与深度。论经济实力，省会太原稳居第一，排在二三位是长治和吕梁。但论民富，朔州则排名第一。
2013年，山西全省人均GDP为5621美元左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朔州市人均GDP最高，达到9527美元，人均GDP最低的忻州为3447.53美元。
廉政瞭望统计发现，在现任山西省四大班子加公检法一把手，共计35名副省级以上干部队伍中，山西籍的有25人。其中忻州籍的有9人，排第二的运城籍官员有6人，其他9市均未超过2人，长治无一人。而在10名山西籍的中共十八届中央委员里，运城、大同和朔州三市籍贯的领导各有2人。
“按一般规律来看，出干部的地方有几类，一种是经济发达的，太原的干部自然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二是战略位置重要，资源丰富的地区；三就是吕梁这样的革命老区，吕梁自2003年建市以来，已卸任的三任市委书记均晋升到了副省级，当然，这里煤老板的数量在全省也是数一数二的。”黄云分析说。
从这些干部的成长地来看，上述35名副省级干部中有4人都曾在吕梁担任党委副书记以上职务，运城和朔州则以3人并列第二。
“但很可能因为吕梁前市长丁雪峰被调查，导致这里官场上‘人心不稳’。不是有媒体报道了吗？在丁之外的吕梁市主要领导又有人被查，还可能涉及到更高层级的领导，‘你懂的’。”有信源如此分析。
官难当？爱当官？
“晋官难不难当我不敢说，但临汾的官肯定是难当的。”黄云顿了顿，“你听没听过‘虎落平阳’的典故？”
他说，临汾古称平阳，是尧帝设都的地方，自古以来就是襟带河汾、翼蔽关洛的战略要地，如今矿产潜在价值量为山西之首，这个地方的主政官员很重要，但各种地方利益盘根错节，“空降”领导很难理顺各种关系，“不少人称到这里来的空降干部有‘虎落平阳’之隐”。
当年襄汾溃坝事件后，临汾曾在3年间换了4任市长。“有些煤矿，你都不知道背后真正的后台是谁。”曾有媒体报道，当年为了拆汾河两岸的违建别墅，原临汾市委书记夏振贵几乎把该市一多半的地方势力得罪了。
当地一名处级干部回忆，夏振贵当年到临汾任副书记，是时任省委书记张宝顺和省委组织部长任泽民一起送来并宣布的。“需要省委书记来地级市参加市级干部任免大会，你想想看，当时临汾的水有多深。”
临汾早些年官场上的情况，可以在山西副省长张平的小说《法撼汾西》中见到一些端倪。这本书讲述了以原汾西县县长刘郁瑞为主人公原型的当地官场生态。张平曾说过：“刘郁瑞和我聊起他当县委书记时惊心动魄的生活，我们谈了四天四夜，说到伤心处，他哭我也哭。”
不过山西省级机关的一些官员并不同意这种说法：“过度去夸大官员个体力量以及地方势力的强弱，来强调官场博弈艰难，并不科学。你说现在哪里为官没有利益博弈？这些都还是人治思维。”
当记者向上述人士求证，是否真的如坊间传闻，当年临汾官场地震后，很多干部都不愿到临汾为官，得到的普遍回答是——“只能说而是在官场内比较，在有的地方当官压力要大一些，你也可以说当地保守势力较强，记不记得耿彦波当年在大同当市长，遭受过多大的阻力？”
但山西官场上也有另外一种声音指出：“晋官保守归保守，但这不意味着有哪个地方没有人想去当官，买官卖官严重是一直困扰山西吏治的一个老问题。”
今年2月，中央第六巡视组组长叶冬松作山西问题的反馈时，指出主要有一些部门和地方主要领导调整比较频繁，有的地方超职数配备和高配领导干部，一些干部档案存在不清、不实、不真问题。
不过，山西临汾某县县长在接受某媒体采访时曾表示：“在山西为官已属高危行业，搞不好就要铛锒入狱，我们现在是在鸡蛋上跳舞。”（文中部分采访对象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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