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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击同性恋 一个“不存在的疾病”的治疗骗局

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张瑞 岑欣杭 胡可艺 王继周

你如何让看待同性恋群体

  • 尊重,敢于承认就是勇敢的表现
  • 不正常,应该是遭遇过情感挫折吧
  • 没什么,和我们一样,不需要区别对待
  • 支持,相爱无性别之分
2014年3月1日晚,青岛一家同性恋酒吧内,一场“我们形婚吧”的主题派对在进行
2014年3月1日晚,青岛一家同性恋酒吧内,一场“我们形婚吧”的主题派对在进行
重庆某家心理咨询中心网站上的同性恋矫正与催眠专页
重庆某家心理咨询中心网站上的同性恋矫正与催眠专页

  一个警察带着一个同性恋来医院,问:这到底是流氓还是精神有病?有病就留在医院,没病我就带走。

  世卫组织早就宣布同性恋不是一种疾病,但中国医学界对此仍长期存在分歧,留下盈利的空子和尾巴,同性恋求医者成为“送上门的肉鸡”。

  中国同性恋者的“平权运动”远比想象中困难。一个民间自发开展的调查报告发布会,邀请的精神医学家没有一个到场。

  吴振躺在沙发上,看见咨询师捧着电击仪走了进来。他看了看,有点像高中物理课上的毫安表,上面写着“厌恶疗法治疗仪”。

  咨询师让他躺好,全身放松,闭上眼,想象同性的嘴和身体,想象和他们亲热。

  吴振想象不出来,那个方头方脑的机器,像一对怪眼,让他紧张。

  不过五六分钟,咨询师将电极刺向他的手臂,虽然只是一下,但电流冰冷,他还是一骨碌跳了起来。

  这是一次价值五百元的体验,事后,吴振得到一张收据,抬头写着“同性恋矫正”。

  这更像是一次卧底,身为“同志”,吴振反对成为矫正的对象,但这之前,他并不知道这样的矫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直到电流过体,他想,这种痛苦,真的没必要。

  2014年3月,吴振将重庆心雨飘香心理咨询中心告上了法院,同时成为被告的,还有百度公司,只要在其网页搜索“同性恋矫正”,置顶的总是这家机构。

  这只是冰山一角,2013年,同性恋公益组织“北京同志中心”曾向全国十个省的十家同性恋矫正机构寄去投诉信,结果不了了之。

  早在1990年,美国精神医学会就证实,性倾向改变的可能性几近于零。但在中国,针对同性恋的治疗却方兴未艾,矫正、收费,再矫正、再收费,同志、医生、咨询师、焦虑的父母,共同繁荣了这盘“隐形的生意”。

  “厌恶疗法”

  2012年秋天,一个女孩在微博上向北京同志中心求助,她的“女朋友”被自己的父母送进精神病院进行治疗。同志中心试图介入,但孩子无法反抗父母,最终失去了联系。

  这之后,中心开始关注中国的同性恋治疗。但甫一开始就陷入困境,负责人说,他们找不到愿意讲述治疗经历的同志,虽然在同志中心,他们就知道至少有两个人接受过治疗。

  “他们说,这是唯一不想提起的经历。”

  对同性恋的治疗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弗洛伊德曾研究用精神分析法将同性恋转变为异性恋。1920年,他尝试为一位女同性恋进行治疗,通过催眠和精神分析,重塑她对异性的观感。但后来,治疗不得不终止,当弗洛伊德发现她对接触男性如此厌恶。

  之后四十年,各种治疗方法层出不穷,既有简单的冷水浴疗法,也有新兴的激素疗法,通过摄入雄性或雌性荷尔蒙,改变性向。脑叶切除手术,也成为一项并不惊悚的选择,出于人道主义,也有专家认为对男同性恋,最好的办法,是“教育性”的嫖妓。

  在这些矫正方法中,最流行的是厌恶疗法。将同性性冲动和惩罚以及令人厌恶的东西结合起来,形成条件反射。医生会提供同性的裸体照片或者性爱视频,当出现性兴奋时,有两种常见的选择,一是进行电击,二是注射“阿扑吗啡”类的药物,后者会带来剧烈的头痛导致呕吐。

  在美国,1972年的一份报告显示,40个同性恋“病人”经受了5天的电击治疗,平均每人总共接受了1050次电击。

  北京同志中心找到了李言,他是吴振的朋友,曾接受过长达三个月的矫正治疗。如今,他成了一名坚定的反同性恋矫正者。

  那是2011年,李言和男朋友的地下恋情被对方的父母所知,男朋友被押回老家相亲结婚,他无力挽留,整晚失眠。

  在一生中最灰暗的时期,李言做了一个决定,他要比男朋友做得更绝,他不要再当同性恋了。

  在深圳的一家心理治疗中心,治疗师声称,同性恋是一种心理疾病,已经有很多治愈的先例,只需要三个疗程就能治好,每个疗程3000块,一次付清还能打八折。

  李言刚刚大学毕业不到一年,他将自己的所有积蓄拿出来,还向人借了钱,“我只是说我有病,要治”。

  电极被粘在下体,冰凉得让人不安,还来不及不好意思,治疗师就让他观看男同的性爱视频,鼓励他放松,发挥想象。

  然后,电击开始了。“那个疼啊。”回想起来,李言咬了咬牙。

  机器是自动的,每当他出现性反应,就会产生电流,像一根针一样,从一点划遍全身。电流过后,他开始发抖,剧痛之后则是头晕,五六次后,他有些迷糊了,但治疗师鼓励他继续,否则他的病会一直这样子,他该想想被父母知道的后果。

  治疗师说,如果实在受不了,他们有皮带,可以帮他固定在椅子上。

  这样的电击一周一次,除了身体的疼痛,更多的是恐惧,李言控制不了自己,一种强烈的耻感攫住了他,这就像是一种惩罚,在和他开着下流的玩笑。

  两个月后,他突然被一种更大的恐惧吞噬,要是治不好怎么办?在这之前,他从未想过这种可能,但突然间,这种可能性像一道闪电击碎了他,他没法改变自己。

  后来,他质问治疗师为什么没有效果,对方坦白,还有治了一年都没好的呢,必须继续治疗,这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父母负责。但李言已经拿不出一分钱了。

  几年后,李言将这次失败的治疗告诉了吴振,这成了后者决定“卧底”的动力之一,在起诉状上,他们这么写道,同性恋不是病,不需要治疗,更不能被矫正。

  留下一个尾巴

  吴振的依据,是2001年修订的《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以下简称《标准》)中已经将同性恋剔除了出去。

  这是一次划时代的改变,至少三千万中国同性恋,在一夜之间摆脱了病人的身份。之后十余年,这成为中国同性恋者为自身正名的重要依据。

  但在万延海看来,这更像是一个美丽的误会。“标准中没有‘同性恋是正常的’这样的表述,那是标准制定工作组的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口头说的,但没有落实到文字上。”

  真正的表述是,“就性爱本身而言,不一定异常”。

  “这个语气是很弱的。”万延海说,与之相对,1990年世界卫生组织的表述,“单纯的性取向问题不能被视为一种障碍”,就要强上许多。

  1988年,万延海在卫生部下属的健康教育研究所工作。以防治艾滋病为契机,开始接触到北京的同性恋群体。

  八十年代末,也是同性恋群体觉醒的时候,年轻人彻夜上街,夜游不回,路边的厕所成了他们相互打量的地方。四年后,万延海开办“男人的世界”沙龙,探讨同性恋的生存和发展。后来,沙龙被公安部以“有悖社会道德”关闭。

  这一时期,将同性恋视为一种精神疾病,是医学界的主流。后来成为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精神科医生的丛中,当时在“中德高级心理治疗师”培训班上进行了调查,发现有超过一半的精神科医生认为同性恋是一种疾病,需要治疗。

  将同性恋当做疾病,在当时,也可能是变相的保护。一位精神医学家告诉万延海,曾有一次,警察带着一个同性恋来医院找他,问,这到底是流氓还是精神有病?有病就留在医院,没病我就带走。

  但同一时期,在同性恋治疗的发源地美国,同性恋已经不被当做一种疾病。1973年,美国精神病学会通过投票,将同性恋从精神疾病分类中删除,对同性恋的医学矫正渐趋停止。当中国的大量同性恋者被送入医院接受厌恶疗法,期待脱胎换骨时,在西方,社会正在学习如何接纳这样一种人类性向的自然形式。

  电击、药物催吐,中国的精神科医生接受了“治病救人”的教育,在患者出现面色苍白、全身大汗、极度不适的时候,就是治疗的关键时刻,一定要让患者坚持坚持再坚持。

  1996年,中华精神科学会开始制定新一版的精神疾病分类与诊断标准,万延海邀请标准制定工作组的专家到同性恋群体中来,进行心理测量和研究工作。最终应邀前来的,只有时年30岁的北京回龙观医院的青年医生刘华清。

  刘华清原本研究自杀者的心理问题,当他偶然发现这些自杀者中,有一类是同性恋时,他开始关注这个被忽视的群体。

  “我当时想,绝对不能让他去研究精神病院或者医院里的同性恋。”万延海将刘华清带到半地下的同志酒吧“柠檬树”,让他参加同性恋的大小聚会,将那些正常生活的同性恋者介绍给他,刘华清则对他们进行了心理测量。

  他是第一位来到他们中间的精神医学家,这些同性恋者希望向他证明,自己不是心理障碍的患者。

  测量的结果证实了这一点,“他们都是和异性恋一样的正常人。”刘华清将研究结论提交给了标准制定工作组,为换得那句“不一定异常”起到了重要作用。

  2000年,工作组的部分精神医学家参加了美国精神病学会的年会。在这次年会上,美国反同性恋的宗教团体联系了著名精神病学家Robert Spitzer教授,发布了关于同性恋矫正有效的报告。中国精神病学家和他们举行了座谈。

  这对标准产生的影响,即是保留了一个尾巴,将“自我不和谐的同性恋”作为性指向障碍。工作组对此的解释是,考虑到一些同性恋个体并不认同自己的身份,出现的焦虑和苦恼,“自我不和谐的同性恋”成为可以进行治疗的疾病单位。

  但最关键的是,“对于自我不和谐的同性恋”,需要治疗的,到底是“自我不和谐”,例如焦虑和苦闷,还是同性恋本身,表述依然模糊。

  其中原因,是工作组内,就同性恋是否是一种疾病,发生了明显的分歧,一派主张删掉,一派主张保留,最后只好相互妥协。

  2012年,Robert Spitzer教授公开向同性恋群体道歉,承认自己的研究有误,他无法证明矫正有效,反而强调尝试去改变只会带来失望和伤痛。

  “八九十年代,中国那一批研究治疗同性恋的专家,也是本着人道主义的精神。”万延海说,其中有的自身就是同性恋,他们隐藏身份,对治疗投入心力,也是为了给自己一个交代。

  “肉鸡”

  “现在,中国的同性恋治疗就是一个商业活动。”万延海将与吴振对簿公堂的心雨飘香归于这一类。同性恋者阿强则有个形象的比喻——“把我们当作送上门的肉鸡。”

  上述这家咨询中心位于重庆市中心的一栋商住两用楼内。价格表挂在客厅的墙上,对于性取向矫正,需要5个阶段30次治疗,每一阶段6500元,一次付清可以打折,优惠价30000元,是所有项目中最贵的。

  姜开成50岁上下,是中心的创办者和主任咨询师,似乎也是唯一的咨询师。按照网站上的说法,光是2011、2012年,经由他矫正成功的例子就达到20例。

  他宣称自己的“矫正成功率可以超过50%”,并将方法总结为催眠厌恶矫正。在网站的介绍里,这种方法指在深度催眠中,由治疗师发出指令,让他(她)想象和同性发生亲密接触乃至性爱场景,此时突然地采取电击厌恶治疗,瞬间的脉冲电击会立即瓦解他们的兴奋和高潮,使他们的身体和潜意识都产生恐惧。

  姜开成如此迷信它的效力,他甚至有把握将“异性恋变成同性恋”。“这有什么不可以呢?”他胸有成竹的反问道。

  在全国,如姜开成一样,宣称自己可以矫正同性恋的还有很多,在重庆,一位母亲被告知,只要动一动祖坟的风水,她的女儿就能顺利地结婚;在上海,一位医生建议服用安定,医生告诉病人,“多睡觉总比出去搞同性恋好”;在广州,一位医生为自己的治疗方法取了一个冗长而有信心的名字——“视、听、味多觉联合条件消退结合眼动脱敏认知重塑训练”。

  “都是假的。”丛中说,国外经验已经证明,性取向无法改变。

  “许多人,特别是同志的家长,都愿意有人告诉他们这可以治疗。”阿强组织了同志亲友会,曾有家长打电话来骂,“医生都说可以改,你们为什么让我的孩子当同性恋?”

  姜开成没想到,自己就这么被推上风口浪尖。他还记得吴振来的时候,只付了500元的咨询费,这本来是不包含电击的,但吴振告诉他,他想试试自己受不受得了,才好决定是否付出3万块。他觉得这合情合理,电了他一下,然后就成了被告。

  “没想到他是带了阴谋来的。”被吴振指责为“骗子”的姜开成也这样坚称自己受了骗。

  姜开成对自己可能招致的反对还是心里有数,在百度上进行商业推广时,专门放过了广东、海南、广西和福建四地,因为他判断这四个地方,对同性恋的接受度都比较高。

  他矫正的第一个同性恋是一个二十七八岁的年轻人,一个男同志,到了结婚的年龄却无法结婚,迫于压力,希望能够改变,给家里一个交代。

  “经过治疗,他可以和女性发生性关系,虽然情感上还是喜欢同性。”这算是半成功,但姜开成发现,对方的父母已经很满足了,事实上,重要的不是戒断和同性的关系,而是能够接纳异性,结婚生孩子。

  “中国是一个传统国家,传统的观念还是要保留。只要能结婚生子,以后离婚也不管。这是会增加一些社会的不安定因素,但也会让家庭更好过。”

  很快,姜开成将矫正是否成功的标准,定位在能否结婚,在讲究传宗接代的血脉文化里,这无疑是一个讨巧的选择。无论是为了掩藏身份还是做出妥协,同性恋者的结婚率,一直不低。

  这是中国独有的现象,王小波在他的《东宫西宫:调查报告》中就说,“在中国,许多男同性恋者最终会和女人结婚,这可能是他们同西方男同性恋者最大的区别。”

  由此产生的同妻人数,已经超过了1600万,这是另一群阴影中的人。“和一个不爱的人生活,这样太残忍了。”李言说,自己不会像男朋友那样,走进异性婚姻。

  三年前,他的男朋友被父母押回老家,结婚生子,痛苦并不因为被掩藏就消失。他和妻子总是吵架,他打了她,他想离开但又无路可走。

  几次三番,这个曾经的男孩向李言倾诉心中苦闷,两个人就都难过起来。

  2012年,世界卫生组织发表了声明《为一种不存在的疾病治疗》,强调同性恋不是一种疾病,无需接受治疗。呼吁立法惩处提供性向治疗的机构。

  不可能支持他们

  “目前没有法律可以禁止同性恋矫正。”身为精神科主任医师,丛中能做的,只是告诉每一个来向他咨询的同性恋孩子的家长,同性恋无法治疗,也不需要矫正。除此之外,他也无能为力,如果心理咨询师开设了同性恋矫正咨询,中国的精神医学界也没有相应的规范可以产生约束。

  从2001年到现在,十多年的时间,中国的同性恋研究基本没什么进展,丛中和刘华清,对此都持相同的看法。

  “同性恋只是精神医学里面很小的一块儿,大部分人不了解,关注的人也不多。”刘华清说。

  这正是万延海担心的,相关法律和科学证据的双重缺失,吴振将很难胜诉。如果输了,将带来消极的示范效应,其他的同性恋矫正机构将更加肆无忌惮,无所畏惧。

  吴振倒是有不同的想法,他认为起诉能立案,本身就是突破。以前,公众看见的是同性恋群体,现在,更需要的是同性恋的权利被看见。如果输了,还可以再上诉,这个讨论的过程将使一切越辩越明。

  2014年5月14日,法院正式立案,一开始吴振不知道起诉状上填什么案由好,还是法院的工作人员建议他,写上“服务合同纠纷”。

  这是两代同性恋行动者的分歧。作为中国最早的同性恋行动者,万延海希望能将行动限定在科学的规范内。当务之急,是同性恋群体去和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接触,让他们来研究自己,形成科学的证据,才能改变科学的标准,影响法律。

  但对于吴振和阿强这样的新一代行动者,他们已经不满足于仅仅充当专家的“小白鼠”,如同美国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同性恋平权运动般,他们希望掌握主动权。

  “以前,都是通过专家,是内部的途径。同性恋群体和专家接触,取得哪些进展,在公众层面并不为人所知,我们想改变这一点。”吴振说,这也是为何,他们决定用公开诉讼的方式进行起诉。这是法律维权的方法。

  无论哪一条路径,都比想象中困难。2014年5月16日,北京同志中心发布了中国同性恋扭转治疗的报告,显示超过百分之十的同性恋者有接受扭转治疗的想法,他们的抑郁程度更高,所受的压力多来自家庭和社会。调查报告的发布会上,同志中心邀请的精神医学家没有一个到场。

  九个月前,在第十一届全国精神医学学术会议的会场,同性恋志愿者打起彩虹旗,拉出标语——“同性恋去病理化需要中国好医师”,这个灵感来自一个选秀节目,目的是拉近和专家们的距离。他们呼吁将“自我不和谐的同性恋”也从疾病分类中删去,向国际标准看齐。

  这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精神医师的注目。一位老医师认真地告诉他们,“同性恋是病,但是一种轻的精神病。”另一位中年医师则更加戏谑,他说,作为医生不可能支持他们,不然人类不就要灭绝了么?

  (文中人名吴振、阿强、李言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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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UN652) 原标题:电击同性恋 一个“不存在的疾病”的治疗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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