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楼，本是一种让人悲悯与同情的轻生行为，但近年来在大街小巷，市民们突然发现，跳楼正变成一场闹剧，以跳楼相要挟的人越来越多，几乎每一次跳楼“秀”，都会引起数百市民前来围观，导致交通瘫痪，扰乱了社会秩序，更要出动消防、公安、交警和急救等部门大量人力物力前往拯救。
跳楼“秀”多为经济纠纷所致，此类跳楼者多为社会弱势群体，他们不懂得通过法律途径去解决问题，方出此下策。
一次跳楼“秀”：需出动4个部门26名救援人员
跳楼“秀”不仅扰乱社会秩序，更会造成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参与拯救的有关部门要花费不少人力物力保证跳楼者的生命安全，而这笔费用全部要由政府承担。
记者采访到的跳楼事件，一名身份为保姆的年轻女子从该楼7层自己的住房爬下，半蹲在5楼天台上达3个小时之久，期间竟然又哭又笑。她的举动引起周围数百市民围观，中山大道该路段交通一度堵塞。有关部门出动了大量人力物力前往拯救，其中交警部门出动3名交警疏散交通，公安部门出动6名警察负责维持秩序和参与拯救，消防部门出动两辆消防车和10余名队员负责拯救，急救中心委托广州天河区中医院派出一辆急救车和6名医护人员，所有人员在3个小时内想尽各种办法，却最终在5分钟内救下早已打消轻生念头的女子。
【处罚】：西安：处罚扰乱秩序跳楼“秀”者
西安市公安局日前发出《关于妥善处置以攀爬设施的方法扰乱公共秩序行为的通知》，要求务必严肃处理攀爬公共设施“扬言自杀，要挟他人”的扰乱公共秩序行为。该通知规定，公安机关根据这类行为对公共秩序造成的危害，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对当事者处15日以下拘留、200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
反方：应人性化对待轻生行为
广州某律师事务所的刘律师认为，要爬上高楼需要相当大的决心，轻生者如果不是受到了极大的伤害也不会闹到要去跳楼。“跳楼‘秀’这种说法是对轻生者的一种侮辱，谁闲着没事干会去爬那么高的地方？纵使他（她）提出要求也好，最终不跳也好，光是这种行为就可体现出他（她）所受到的巨大委屈。”
刘律师表示，威胁跳楼者大多是有苦却无处申诉的弱势群体，实在没有办法才出此下策，目前没有也不应为这种走投无路的行为制定相关法规进行惩罚，应以人性化的社会公正性看待。他还说，如何保障这些弱势群体的合法利益才是杜绝此类现象发生的根本。
正方：破坏公共财产应受罚
广州市人大常委法制工作委员会陈副主任承认，目前广州在处罚这类行为的法规上还是一片空白，因为自杀属于个体对自己生命的决定权，虽然不提倡但在《刑法》里不属于犯罪。不过他认为，明显属于跳楼“秀”的行为，可以用相关法规如《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及其他法规予以规范。他还说，辨别其是否有自杀意向，最关键的是要看其提出的要求是否合法。
从扰乱公共秩序的角度出发，跳楼者对自己所造成的交通堵塞、影响店铺正常经营等要负责；从破坏公共财产的角度出发，跳楼者还要对自己所爬场所正常工作或运营中断负责，如爬高压电线杆要终止供电等情况。
市民：纵有天大的理由也不应该
如今，记者在采访这些五花八门的事件时，早已听不到围观人群中传出惋惜和同情的声音，更多听到的却是诸如“肯定不会跳啦”、“真的想跳早就跳了，还用等那么久？”这样的讽刺评论。更有甚者，有不少人在跳楼者做欲跳却不跳的吓人举动时，开始大声起哄起来。记者在采访一宗跳楼事件时，身旁突然冒出一名姓甘的初中学生。这位甘同学对记者说：“你们也应该写一下这些人对社会造成的影响！看看他们对社会资源造成多大的浪费？要这么多人陪着一个人紧张兮兮的，我觉得纵使有天大的理由也不应该！”
有关部门：影响其正常工作
记者采访了公安、消防和交警等部门，所有的部门都称拯救这些轻生人群确实是一种必须履行的责任，但他们也提出，轻生者们对社会资源造成了浪费，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各部门的正常工作。
交警部门主要在跳楼事件中负责疏散围观的人群，疏导被堵塞的交通。在接到报警后，他们会根据出事地点人口的疏密程度和交通状况调派不同的警力。有关工作人员称，在广州整体交通状况不是很好的状况下，要抽调部分警力去处理局部的交通堵塞，确实给工作带来不小的压力。
市消防局有关人员对频频出现的跳楼“秀”事件感到无可奈何，他称，每次消防部门都是在拯救工作中扮演重头戏，接到报警后一般要出动高空云梯车和抢险救援车各一部以及队员10多名，在紧急情况下还要铺设安全气垫。“有时真是感到没办法，看他（她）的表情就知道根本不会跳，但我们还是要把全套拯救措施做足，队员们既要充当调解员又要爬高拯救，真是又危险又辛苦。”
另外，公安部门和急救中心也表达了相同的看法，公安部门称，除了要拯救跳楼者，他们还要时刻提防围观人群中出现的各种犯罪分子，尤其是小偷。而急救中心派出的大量人力物力根本没有用武之地，只能全程陪在左右，最后无功而返。
【结果】：以死相逼的口头协议无法律效力 解决问题还需依靠劳动保障部门
跳楼“秀”的扮演者们已经将跳楼作为一种要挟手段，但归根结底，这个群体还是在利益受到了损害之后才出此下策的。据统计，自去年8月至今年5月本报采访到的8起跳楼“秀”中，两起为家庭或感情纠纷，剩下6起全部为经济纠纷，其中以劳资纠纷最为显著。
广州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的有关人士说，每年在广州发生的劳资纠纷不在少数，大部分都是单位拖欠了当事人的工资，其中小部分人走投无路，便有可能想出跳楼这种比较极端的方式表达不满。
但有关人士强调，大部分情况并非绝对无法解决，而是由于被拖欠者不具备相关的法律知识保护自己，或者根本不知道该去哪个部门投诉。他还表示，那种聚众围堵马路，或是去政府门口拉横幅静坐示威等做法绝对不可取，更不用说会带来更大社会危害性的跳楼“秀”了。
那么，这些跳楼“秀”的行为人是否在被解救下来以后，所有的要求都如愿以偿了呢？答案是否定的。据了解，跳楼者在威胁要跳时所提出的要求多为不合理的过分要求，有时更达到了自己应得利益的数倍之多，而负责交涉的人员，无论是警方还是当事人的亲戚家属朋友，都会答应以满足跳楼者的要求，作为解救方法之一的口头协议，在法律上没有任何效力。
另外，部分跳楼者还会要挟侵害其利益的对象，或是负责交涉的人员与其签订协议，以为可以在法律上保障其要求完全被满足。对此，人大常委法制工作委员会的陈副主任说，这种协议或者合同已经从根本上违反了民法中有关“签订合同或协议当事人双方意思自治”的原则，其中一方以生命相要挟逼迫另一方签订协议是不公平的，不具备任何法律效力，得不到任何保障。相反，跳楼者如果危害了社会公共利益，还要被追究责任。记者在采访时曾见到，2003年12月9日爬上岗顶某酒店外脚手架的女子，在被解救下来后马上被带到了附近某派出所。
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有关人士建议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群众，应当到单位所在地的劳动保障部门进行投诉，对于许多事先并没有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群众，只需提供可以证明自己曾在该单位工作过的证据即可。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会按事实情况予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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