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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击首都机场安保24小时:夜晚是安检高潮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一旦你进入机场,其实你就已经被纳入了安保的监控体系。你的言谈举止、行动坐卧甚至行李和衣着都被专业安保人员当做判断的依据。从警察巡逻到候机前的安检,通过这些关口,才能够走上飞机

  本刊记者/刘子倩

  首都机场3号航站楼国内安检区。

  刘超得到消息,从值班室跑到不足百米外的安检口时,应急预案已经启动。同事们正在拉起封围,防爆设备被推了出来,排队等待安检的旅客们站在警戒线外好奇地张望。

  一分钟前,一件120X90规格的黑色行李箱通过X光机时引起安检员的注意,打开行李箱,里面居然是两枚一米长的炮弹。

  刘超是首都机场安保公司东区安检部副经理,他和手下的1200名安检员是飞机起飞前最后一道防火墙。对处理违禁品已习以为常的刘超这一次还是被震惊了。他曾查获旅客鞋内藏刀具,领教过奶粉桶内装象牙,甚至见识了把活蹦乱跳的宠物鸟藏进裤裆,可碰到炮弹还是头一次。

  在2013年首都机场8371.2万人次客流中,安检查获了近6万件违禁品,从管制刀具、防狼喷雾到子弹、仿真枪支,不一而足。现在这个数字已是10年前的6倍。对于普通旅客来说,安检或许是仅仅几十秒的例行公事,也可能是耗时几分钟的开包询问验检,抑或是长达几个小时的配合调查,这一切,均取决于你的行李或身上带了什么。

  距安检口两三百米外的T3航站楼候机大厅,41岁的潘建强正在步行巡逻。他是首都机场公安分局东航站区派出所副所长,负责整个T3的警务。在这座世界第二大的单体航站楼里,他每天至少要走上5圈,相当于步行十多公里。

  他的任务比刘超还要繁重一些。2013年派出所共接警7545起,不论是刑事案件、旅客纠纷,还是失物招领、报警救助,航站楼的特殊性就要求所有警情必须快速妥善处理,如果说安检是主动出击,候机大厅巡逻更像是守株待兔。

  从紧从严从快从简

  5月25日,刘超是24小时值班,他一般把手机放在床头,穿衣睡觉。凌晨4:50,刘超吩咐开启国内安检两条通道,5:30,国内出发乘客逐渐增多,刘超要求开启全部32条安检通道,200名安检人员全部上岗。

  与此同时,同样24小时值班的潘建强已经开始全副武装巡视航站楼。潘建强是山东人,1米8的个头。他走到楼内几个固定的巡逻岗位询问情况,路过便衣岗,会互相点头示意。高峰时,航站楼会有几十名警察执勤,这还不包括驻守航站楼的特警分队。按照要求,航站楼内一旦发生警情,民警必须在规定时候内到达,潘建强为此做过试验。

  潘建强对候机楼再熟悉不过。19年前,他从中国公安大学毕业后主动要求分到机杨,他也曾报考飞行员,因身体条件被拒,索性找个靠近飞机的工作。

  虽然比潘建强小5岁,刘超的履历却算同龄人中最丰富的。他曾在运营中心分配机位,后来负责项目管理,首都机场热线和航空公司值班柜台的设立就是经由他的推动而落实的,北京奥运会时,他还担任首都机场奥运场馆中心办公室主任,负责与奥组委沟恰协调。

  机场的早高峰比交通广播里的稍早。在六点到八点之间,刘超会根据实际情况逐渐开通国内航线的32条安检通道,200名安检人员全部上岗。每个通道一小时可通过160人,两个多小时的早高峰,国内航线安检能达到一万一千多人。

  旅客拿着登机牌进入安检区,排队等待。此时,刘超一般会安排专人用便携扩音器提醒旅客准备好证件,丢弃打火机和超过一百毫升的液态物品,尽可能加快过检速度。

  旅客首先出示身份证,安检员在登机牌上盖章。这个小细节有时会惹来麻烦,有的旅客把登机牌放入衬衣口袋,被安检章的油墨染黑,要求赔偿衣服。刘超只能第一时间出来道歉,想办法解决。

  早高峰的旅客拥堵得厉害,而此时的负责检视安检电子屏的工作人员最为紧张,担心漏过任何细节。按照规定,X光机操作人员必须按时轮换岗位,以确保员工在岗状态。排队人群中已有人开始抱怨。这似乎永远都是一对矛盾,刘超需要安检从紧从严,旅客则喜欢从快从简。

  按规定,携带电脑的旅客要将其单独取出,“电脑里还有违禁品?”旅客有些不耐烦了。“一点都不新鲜。”刘超说。他曾在笔记本电脑的光驱内搜出藏匿的匕首,而在电脑中放置粉末早已不是新闻。另一个原因是电脑的电源线在X光下与雷管线相似,需要取出确认。不光成年人,刘超特别叮嘱对孩子也不能放松警惕,某年春节,他在一名孩子口袋里发现了摔炮。

  “以貌取人”

  8:30交接前,潘建强要回到位于航站楼对面的办公室,布置一天的工作,传达上级交代的任务。反恐形势严峻,潘建强有些焦虑,全所近百人,是首都机场公安分局最大的单位,但面对98.6万平方米的航站楼仍显得捉襟见肘,加之不断增加的客流量,2013年全年警情比上一年上涨了三成。为此,他们把航站楼划分成网络区域,实行网格化管控。

  上午10点,潘建强开始第二圈巡逻,站在航站楼顾客服务中心,面对出发厅大门,鱼贯而入的旅客一目了然。近20年的从警经验,他精通“以貌取人”。送机的人,不会过多停留,接机的人会焦急地看表,而异常人群有的不会携带行李,到处东张西望,似乎是找错地方,但也从不问路。

  与潘建强的个人“经验主义”相比,刘超他们还特意从国外引进了一套系统。三年前,首都机场安保公司从以色列引进一套预测性旅客安检技术。这项技术完全依靠安检员的感官判断,通过观察、分析旅客的行为进行评估,提前发现并锁定潜在人员和危险。刘超发现,应用这套系统似乎屡试不爽,他们曾发现一名外籍旅客神情慌张、汗流满面,不停整理腰带,安检员在其裤裆中发现了藏匿的易燃液体;两个月前,一名女性走路拘谨,目光躲闪,安检员在她内裤中查获一个打火机。

  中午12点前后,机场迎来第二个出港小高峰,刘超和潘建强都推迟了午饭时间。在他们看来,不论是单日的客流高峰还是节假日的关键点,繁忙也意味着危险。一组数据更为醒目,首都机场2014年春运期间查获特殊违禁品6700多起,比2013年春运期间增长39%,而旅客数量同比仅增长5.1%。

  或许是一些旅客心存侥幸,试图蒙混过关,刘超有时还要与旅客斗智斗勇。一位旅客过安检时努着嘴,神色紧张。刘超故意问:“先生您这包是在哪里买的?”对方不语。“您这是要去哪儿啊?”对方半张嘴要回答时露出了破绽,刘超看到他嘴里竟然含着一个打火机。他告诉刘超,他原本计划在飞机上抽烟。

  对于难缠的旅客,刘超也会动些小伎俩。一位中年男子过安检后不小心摔倒,他坚称自己视力低下,感觉是被安检人员绊倒,要求赔偿一千元现金。刘超仍旧笑着赔礼道歉,从兜里掏出50块钱,说是赔偿金。男子一愣,“怎么才50?”“您这眼神不是挺好的吗?”刘超刚说完,男子悻悻而去。

  最“恨”明星

  下午2点,潘建强第三次“走圈”。这天天气不错,气温34度,三级南风。其实,在航站楼当警察某种程度上也算个“看天吃饭”的工作。

  潘建强最担心雷雨天气,即使在家中休息,听到雷声都会神经紧张,那意味着飞机延误、推迟甚至是取消,进而旅客会无法安置、不断聚集,甚至闹事。

  1996年春节,刚工作不久的潘建强见识了航班延误的厉害,无法回家过年的旅客集体站在值机柜台上喊口号:打倒XX航空公司。又过了十年,情况似乎未有大的改观,潘建强出面调解,被愤怒的旅客围困,一转眼,警帽就没了。随后几年,潘建强每处理一次航班延误都要丢一顶帽子。

  让他记忆犹新的是某年大雪,首都机场航班大面积延误,旅客打电话报警,他带队赶到登机口却没有人。原来飞机推出机位后一直没有起飞,旅客在机上等待时间过长, 失去了耐性。等他赶到停机坪,机组打开舱门,旅客个个眼神发直,像疯了一样向外跑。潘建强急了,扯着嗓子喊,停机坪危险。他顺手想拉住一位冲向跑道方向的旅客,而这位旅客号叫着拉长声音:“不要拦我。”那一天,派出所接到一百多个报警电话。

  航班延误,激动的旅客还会打砸航空公司财物,甚至威胁飞行安全。但当潘建强带着十多名警察登上飞机准备将打砸闹事者带走时,竟遭到全体旅客的阻挠,最后竟然连被砸的航空公司都希望息事宁人。潘建强说,这是他从警以来最出乎意料的出警,他不停地反思,到底错在哪里。

  2010年之后,随着政策法规出台,首都机场因航班延误而起的纠纷逐年下降。平日里安保的重点也转向维稳。最近让潘建强头疼的是,经常有上访者到机场制造事端,要么跳桥,要么自杀,其中一名上访者一年过来31次。这是一张派出所民警最为熟悉的面孔,如今只要他进入出发大厅,民警不到两分钟就出现在他面前。

  与潘建强相反,平时在安检口的刘超要操心的是“高大上”的人物。在一次安检中,安检员在一名企业家的手提包里发现了吸毒用的冰壶。刘超将他请到专设的私密室,这位企业家突然下跪求饶,希望花钱了事,但最终他还是将案件移交给了警方。还有一些明星大腕过安检并不配合,有的甚至会问,“你们不认识我吗?”如今,潘建强最“恨”的就是明星。

  下午4点,进港航班增多。潘建强会到大厅巡逻。每周总会有三四次遇到等待迎接偶像的大群粉丝。他就会去问问“姑娘这是接哪位明星?”如果听说是韩国的,潘建强会马上调派更多的警力,防止踩踏事故。

  夜晚的安检高潮

  傍晚6点,潘建强进行第四次巡逻。他带着两名民警到了办理国际客票的区域,十几个赴中东打工的旅客在这等待集合,潘建强挨个查了他们的身份证号,甚至还叮嘱他们在国外注意安全,这几位旅客点头憨笑。

  刘超抽空吃了几口饭。作为领导,他每天都会主动给投诉的旅客打电话解释道歉。安检是与旅客关系最为密切的部门,也是首都机场投诉率最高的。不过,任何投诉,刘超似乎都能化解。他不担心因安检过严造成的投诉,而是更忧虑安检松懈带来的风险。

  去年夏天的一次意外,着实让刘超出了一身冷汗。一架由北京飞往深圳的航班起飞后不久,机场接到匿名电话,称飞机上有炸弹。航班迅速调头返航。如果真的有炸弹,毫无疑问是安检出了问题。刘超调取了158名乘客的安检视频,逐一验检,再安排同事重新排查旅客信息,看是否存在敏感人士,同时查阅了328件行李的录像,确定没有危险品,接着查找是否有多位旅客来自同一籍贯地,判断是有无团伙劫机可能。

  飞机即将降落,领导问刘超,行李和旅客身份是否存在问题。刘超语气干脆:“没有。”他后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是他平生最悲壮的一次回答,如果真有炸弹,后果不堪设想。

  飞机降落重新安检后再次起飞,直到安全降落在深圳,刘超才算松了一口气。谎称有炸弹的犯罪嫌疑人很快被抓。

  像这样经常高强度翻看监控视频,练就了刘超对于细节的关注。曾有一位旅客投诉,安检人员偷了他的手机。刘超翻阅视频,发现手机本是与他的衣服放在一起,奇怪的是他穿上衣服时,行李筐里空空如也。他找到旅客离开安检现场的录像,把画面扩大到极限,发现旅客的连衣帽里露出半个手机,旅客看过了视频后方才撤销了投诉,并向刘超致歉。

  晚上10点,潘建强第五次巡逻,这或许是他全天最忙碌的时段。按照经验,警情大都集中发生在晚上,有的是治安案件,有的则是迷路救助,还有就是旅客纠纷。潘建强迅速处理了一起旅客间普通的摩擦。没过多久,他就收到投诉,原因是警察用眼睛瞪人。潘建强哭笑不得,打电话过去道歉:“哥们,我真不是瞪你,我这眼天生这么大。”

  如果将一天的安检看成是一场戏剧,那晚上其实才是真正的高潮。

  或许是认为晚上安检宽松,旅客藏匿违禁品也多在晚上进行。就在5月25日当晚,刘超发现一名男子把火柴棍别在腰间,将划火的磷面藏在了鞋里。有的为了飞机上喝酒,将酒藏进胸罩里或腋下。还有的携带苹果手机模样的打火机企图蒙混过关。“这是什么?”刘超问。“手机啊。”旅客一脸无辜。“那你给我开机看看。”刘超没等对方回答,按了一下,机身侧面就闪出了火苗。

  还有一位老太太,她竟然将一把剪刀绑在了大腿上。刘超问她用途,她说只是为了防身。事实上,安检的职能更多是防止违禁物品带入,但查获后的携带动机只能交于公安部门讯问。

  还有的旅客做鹰隼生意,不按规定将活禽托运,而是把它用酒灌醉,放进随身行李箱里冒充烧鸡。也有让刘超纳闷的古怪藏匿,一个非洲人的拐杖里塞进去了十多个U盘。刘超第一反应是窃取机密文件,但所有U盘都是空的,经专业检测也没有隐藏文件。那位旅客说,U盘在他的国家还是稀有品,这都是在中关村批发的,准备回去送给亲友。

  当然,最离谱的,还是那引发了应急机制的两枚炮弹。经防爆设备检测,炮弹内并没有弹药,弹头也是事后装上的。炮弹主人告诉刘超,他只是个军事爱好收藏者,这本想将新买的空弹壳带回家。最终,炮弹壳被公安部门没收。

  过了凌晨12点,刘超准备休息,他看看手机,一天大概接打了一百多个电话。而此时,潘建强还没走完最后一圈。早上六点,当新的一天早高峰到来,出港航班等待起飞的时候,刘超和潘建强就到了下班时间,尽管工作还要继续,旅客仍旧盘算着“躲猫猫”的游戏,110的报警电话依然响起,但他们两人终于能急急忙忙回家,说不定还能赶上家里的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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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un649) 原标题:机场安保的24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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