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前，19岁的“问题少女”玲玲，被紧紧包裹在一张张充满诱惑和逼迫的“网”里。
这个正值花季的河南女孩，很早便辍学了，开始沉浸在互联网中。她的母亲早已离异，忙于事业无暇照顾孩子，心里想着：总得找个能管得住她的地方。
母亲将目光投向郑州搏强新观念生活培训学校—这所自诩为“问题少年中原教育第一品牌”的学校，或许是让孩子改头换面的“理想天堂”。
4月6日，学校专程派车，从河南新乡的家中把玲玲接走。42天后，玲玲的母亲在郑州一家医院的太平间里，见到了不再顽皮、安安静静的孩子。
满身淤血和青肿的玲玲，死在装着安全防护网的学校宿舍里。
这所坐落在郑州南四环外的学校，在宣传材料中号称善于运用和谐赏识教育、心灵沟通式教育，来改善孩子的思维和行为习惯，“已成功转化3826名问题少年”。
“在这里，孩子没有单独行动的机会，哪怕上厕所也得打报告，在教官的陪同下才能前往。”学校的一位招生负责人告诉一名记者乔装的“家长”，语气里带着自信和炫耀。
如他所言，学校里的50多个学生，如同被囚禁在牢笼中的困兽，“跑没有机会，翻墙都没有机会”。他们被教官、老师、保安，连同从内到外的三道门所编织的一张“大网”严严实实地囚在学校内。
玲玲就是因为试图冲破这张“网”，遭到学校老师的虐待和体罚—校方用的词是“加训”。5月19日晚上，她被强行要求训练“前倒(地)”和“后倒(地)”，到后面，几名教官拉着玲玲的胳膊和腿将她高高抬起，背部朝下，猛地摔在水泥地上。
一同“训练”的另一名女孩欣欣，清晰地听见了自己脖子扭断的声音—寰枢关节半脱位、颈髓损伤、头部外伤。
两个孩子向老师跪地求饶，却换回“摔不死接着摔”的回应。3个小时后，玲玲开始吐血，凄厉的哭喊声也渐渐消失。“他们说她装死，使劲跺她，还往她嘴里灌水。”欣欣回忆道。看玲玲怎么踢打也不醒来，她才被拖回宿舍。而欣欣，靠割破自己的手腕，才换来被送往医院救治的机会。
两个花季少女一死一伤，在搏强，并未掀起一丝涟漪。“咱们学校现在教学啥的都还正常着呢，影响不太大。”一位段姓副校长平静地说，“因为咱们学校是个特殊学校，这都很正常。”此事在所谓的“同学”眼里，不过也就一句话：都过去了，没事了。
而他们，也遭受着同样的“待遇”。玲玲去世后，她的母亲曾去过搏强学校，许多学生从窗户防护网中扔出求救纸条，上面写着：“救救我”、“我想回家”、“我害怕”、“别给老师说”、“出去后报答”……后面还附着电话号码。有的孩子写上自己名字，之后又重重地涂掉。
互联网世界并没有夺走玲玲的性命，她却死在搏强学校所编织的这张几乎密不透风的网里。而这一幕似曾相识。2009年8月，广西南宁少年邓森山，在参加“戒断网瘾”的训练营时被殴打致死；2010年，一名乌鲁木齐17岁少女因逃避戒网瘾，试图逃跑，坠楼身亡。
事实上，早在2009年，原卫生部发布的《未成年人健康上网指导征求意见稿》中，就曾明确否定了“网络成瘾”这一说法，并明确表示，对于网络使用不当行为的干预，绝不是中断或终止其上网行为，且严格禁止限制人身自由的干预方法，严禁体罚。
但问题是，目前全国300多家以“帮助戒断网瘾”为主业的培训机构，究竟该由谁来管呢？卫生部门还是教育部门？
当网瘾的界定、管理职责的划分这些不明确的问题带来诸多困惑的空当，我们看到，在玲玲死后的半个多月里，搏强学校的招生办公室，挂着郑州市教育局颁发的“民办教育合法办学单位”的牌匾、挂满署着家长名字的感谢信和锦旗，一如既往地接待“走投无路”的家长，训练被认为“需要治疗”的学生。
当年邓森山的死，其父曾说过这么一句话：希望我儿子以生命为代价，能唤醒社会的重视。玲玲的被虐致死，给邓父留下一个冰冷的否定回应。
如果，父母们再多关心孩子一点，政府部门把关再严格一点，学校能够更加人性一点，原卫生部的意见能够真正落实，那么，这张密不透风的“网”或许能给所谓的“问题少年”们多一丝喘息的机会。
但是，这个世界上并没有那么多的如果。玲玲年轻的生命已经消逝在搏强学校所编织的“网”里，而更多的所谓“问题少年”怎么在一个更大的“网”中逃脱出来，依然是一个问题。宣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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