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将国防和军队改革作为单列一部分写进全会决议，社会各界就非常关注。今年3月15日，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3月19日，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后勤政策制度和保障力量改革专项小组召开首次会议，被认为是中国国防和军队改革正式步入实施阶段。
去年以来的一系列公开报道中，官方媒体一再强调，这一轮的国防和军队改革，是由“习主席亲自运筹、亲自指挥”，改革紧紧围绕“能打仗、打胜仗”的目标展开。正如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指出的：“这些年来，我们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在体制编制和政策制度调整改革上采取了一系列举措，但领导管理体制不够科学、联合作战指挥体制不够健全、力量结构不够合理、政策制度改革相对滞后等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这些问题从根本上制约了军队建设和军事斗争准备。大家都有这方面的感受，都认为不改革是打不了仗、打不了胜仗的。”（引自《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下同。）
有军内相关人士透露，目前刚成立几个改革小组，正在研究具体的方案。从最高领导层的决心，当前国防和军队改革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在一些重大改革问题已经具有的共识，以及借鉴国际经验来看，新一轮改革涵盖领导管理体制、联合作战体制、军官人力资源政策制度、优化军队规模结构、提高军事经济效益、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等几乎所有领域，核心指向则是军队组织形态现代化。
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改革
领导指挥体制是此轮改革的重点，而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是重中之重。2013年11月，中央军委副主席、空军上将许其亮（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成立时任常务副组长）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表示，领导管理体制决定军队组织功能，联合作战指挥体制决定军队作战效能，这两方面改革密切相关，是深化军队体制编制调整改革的着力点和突破口。
在世界大国中，美国联合作战指挥体制发展较为成熟，俄罗斯曾长期深受大陆军思维困扰，联合作战能力不强，但近年来通过一系列军事改革，在联合作战能力方面有了长足进步。
战时，各种兵种间的协调工作极为重要，指挥权限的纠葛不清将严重影响作战效率，是导致战争失利的关键因素之一。近年来，中国军队各军兵种，特别是海军、空军、第二炮兵等建设，取得很大成果。但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仍需要解决。
习近平指出：“我们在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方面作了不少探索，但问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搞不好，联合训练、联合保障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对此，“要有紧迫感，不能久拖不决”。
现在中央显然已经下决心着手解决相关问题。三中全会的决定中明确指出，要推进领导管理体制改革，优化军委总部领导机关职能配置和机构设置，完善各军兵种领导管理体制。健全军委联合作战指挥机构和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推进联合作战训练和保障体制改革。
针对陆军转型，2013年11月28日，在听取济南军区工作汇报后的讲话中，习近平指出：“深化军区部队改革要放在陆军转型的大背景下来考虑，在信息化时代，陆军在战争舞台的地位作用、陆军建设模式和运用方式都发生了深刻变化，既要摒弃那种认为‘陆军过时’、‘陆军无用’的思想，又要摒弃‘大陆军’思维，搞清陆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使命任务，找准陆军在联合作战体系中的定位，加快推进陆军由机械化向信息化转型。”他要求军委“加强对陆军领导管理体制改革的研究，搞好陆军转型的总体筹划和指导”。
另外，今年5月初，据媒体报道，中国最高军事院校国防大学正加强与国际名校的战略合作，培养“具有世界眼光的新型联合作战指挥人才”。
后勤保障改革
装备后勤体系改革被认为是此轮改革迫切需要进行的。
军队的后勤部门目前分属总政、总后和总装三大部门。油料、弹药、工程、医疗卫勤等，物料数十万种类，一次战役规模的联合作战需要的弹药和零备件可能就达到上千种，门类庞杂。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结束三军后勤部门各自为政的状态，不仅可以精简机构、节约军费开支，更是提高后勤效率的需要。正如习近平强调的：“坚持需求引导规划、规划主导资源配置，把军费投向投量搞得更加科学，千万不能让国家投入的钱打了水漂。”
近年来出现的军队后勤部门的腐败案件，则反映了加强后勤经费运用监督的重要性。习近平就任中央军委主席后，中央军委下发《中央军委加强自身作风建设十项规定要求》，对纪检监察工作作出了新的要求，军队纪检监察系统得到了加强，全军审计领导小组升级。
此次军内反腐被认为是非运动式反腐，将常态化。一个重要措施是，加强监督审计，控制腐败和浪费，有效遏制在营房基建和住房领域所存在的浪费和腐败问题。全军基本建设项目和房地产资源普查工作领导小组将领导军产普查工作并建设数据库。以往军中查处的腐败案件，多数与营房和机场、港口等基本建设有关，接下来，工程建设、房地产管理、大宗物资采购、医疗合作被列为监督的重点领域，而作战部队主官、专项建设负责人、机关领导将是重点监督对象。
装备采购体制改革方面，将会引导优势民营企业进入军品科研生产和维修领域，由过去军工行业内部招投标改为更为广泛深入地引入竞争机制，使得民营企业可以参与包括军工产品在内的更多领域，提高军费使用效率。
技术上，军民两用技术的发展，军用技术向民用技术转移，将为国家经济发展和高科技发展提供新的增长点和强大动力。美军GPS全球卫星定位系统投入商用后每年就产生高达1000亿美元左右的产值。
以中国的北斗系统为例，目前产值仅为4亿元左右，提升空间巨大。而目前以陕西宝鸡专用汽车有限公司为代表的民营资本所提供的一大批新装备不仅装备了中国一线战斗部队，用于维和、护航在内的海外军事行动，还大量外销给联合国多个国家的维和部队，成为军事贸易的亮点。
长期深受全军诟病、引起社会不良观感的文艺团体、体育团体，以及与地方通用性强的单位将可能被精简裁撤。由于历史原因，军队有办文体活动的传统，在战争年代等特定历史时空下，可以起到教育军民、争取民众和鼓舞士气的作用。但是在当前环境下，除了各大军区、军兵种、武警均拥有自己专业的文工团以外，很多军级单位甚至军级以下单位也都存在着文体单位。
这一方面消耗了本不充裕的国防经费，更重要的是，文艺界的个别军人一方面享有较好的待遇，另一方面为自己赚取大量利益，甚至违法乱纪，在社会上造成了不良影响。同时，个别军龄短、军衔职务却过高的军队文体工作者的存在，对无论是在边疆海岛高辐射艰苦环境下劳苦功高的干部战士，还是随时在对敌斗争前沿的战斗部队高价值军事人才，也是一种不公平。
改革的现实需要
国防和军队改革是现实的需要。国际上，被称为“人类第三次重大军事变革”，即由机械化战争向信息化战争的变革，正进入关键时期，而中国军队目前尚处于机械化建设尚未完成、信息化建设加速发展阶段，军队现代化水平与国家安全需求、世界先进军事水平相比还有较大差距。
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主要国家都在加快推进军队改革，谋求军事优势地位的国际竞争加剧。在这场世界新军事革命的大潮中，谁思想保守、固步自封，谁就会错失宝贵机遇，陷入战略被动。我们必须到中流击水。军事上的落后一旦形成，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将是致命的。我经常看中国近代的一些史料，一看到落后挨打的悲惨情景就痛彻肺腑！”
另一方面，随着国力的上升以及与全球交往的迅速扩大，中国面临越来越复杂的国际形势：周边安全态势对军事斗争能力的要求进一步凸显出来；国家利益在海外的拓展也要求相匹配的军事力量加以维护。
截至2014年3月，中国外汇储备余额达3.95万亿美元，占全世界外汇储备总量的1/3。2000年提出“走出去”战略以来，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迅速增长，中国的海外利益越来越广泛。
中国海外投资传统上集中在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建设等基础行业，从地域分布上，也多在非洲、拉美、中东等发展中地区，特别是能源矿产开发领域，不少集中在政局动荡、营商环境较为恶劣的地区。
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国企业是海外投资的后来者，资源能源丰富、投资环境稳定可持续的市场早已被欧美等发达经济体或老牌殖民国家的竞争公司所占有，走出去的中国企业不得不在利润和“走出去”的发展压力下选择高风险地区进行投资。另一方面，一些走出去的企业不乏盲目逐利的心态，一味追求高利润，无视风险，期待在社会不稳定、政治风险高的地区捞金。
除矿产能源投资外，中国还是全球第一大基础设施建设承包商，有上千家海外工程承包企业。他们在全世界承担工程建设工作，工程前期投入大，建设周期长，承包项目对政治环境、地区风险非常敏感。例如，在利比亚危机中，遭受惨重损失的中国企业就包括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中国葛洲坝集团公司、中国铁道建筑工程总公司等承包了政府住宅、铁路建设等工程项目的企业。当时中国在利比亚承包的大型项目有50多个，涉及合同额达188亿美元以上。
另外，作为联合国5个常任理事国之一的大国，随着国力的迅速上升，中国也要承担日益增加的国际义务，包括护航反海盗，搜救，维和，救灾，反恐怖，反核扩散等多种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任务。这也要求中国海外军事能力进一步提升。
“回避不了的一场大考”
改革不单是一种行动，还是一种新的理念，即军队要顺应现实随时进行调整的理念。事实上，自从1991年海湾战争后，中国军队就发现了自己与现代战争的差距，一直在推进现代化改革。
多位军内人士表示，在军队内部中，深化改革有强大的民意基础。国防和军队改革目前面临的问题也较为清楚，难在和其他改革一样，需要“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总体上都会赞成改革，但一旦涉及具体的部门或个人，就等于是要“啃硬骨头”。
比如军队优化结构问题，正如习近平指出的，“我军总的数量规模还有些偏大，军兵种比例、官兵比例、部队和机关比例、部队和院校比例不够合理，非战斗机构和人员偏多、作战部队不充实，老旧装备数量多、新型作战力量少等问题仍然比较突出。”调整官兵比例、调整军种结构等等，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势必将涉及近乎全军每个团体和个人。所以，国防和军队改革的确需要“敢涉险滩”。
另一方面，常规来看，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实力要经过院校建设、基础科研、型号预研、工程型号攻坚、试制定型、装备试训部队、形成试训手册、装备战斗部队等一系列长达20年左右的长周期，而解放军在新一轮改革过程中面临的是随时准备打仗的现实需求，无论是新装备的服役还是新体系的建设，成功的改革虽然会换来整体的战斗力跃升，但客观上肯定也需要一个“过渡期”。因此，改革不仅需要魄力，而且需要统帅机关和智囊单位对于敌情我情的深入认识和对时机的精准把握。
无论如何，正如习近平强调的：“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正面临一个难得的机会窗口，一定要把握好。这是我们回避不了的一场大考，军队一定要向党和人民、向历史交出一份合格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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