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0日，日本政府向国会提交对“河野谈话出台过程的调查报告。“河野谈话”是1993年时任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河野洋平就“慰安妇”问题调查结果发表的谈话，其中承认日军在二战中强征“慰安妇”，对此表示道歉和反省。而刚出台的这份报告称，“河野谈话”出台过程受到韩国政府影响。报告试图弱化“河野谈话”所体现的官方立场。
十天前，中国外交部表示，中方将有关南京大屠杀和日军强征慰安妇的一些珍贵历史档案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世界记忆名录(也称世界记忆遗产名录)。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6月11日声称日方就此向中方提出抗议，并妄称中方申报“基于政治目的”，要求中方撤回申请。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当天表示，我们不接受日方的无理交涉，也不无撤回有关申报。
6月12日，《人民日报》刊发评论《日本的强盗逻辑—我可以屠城，你不能出声》。
七十多年后，“慰安妇”三个字再次浮现在新闻上时，我们面对的不仅仅是一个个报告，更是一个个曾经或仍旧温暖的女子、母亲，甚至孩子……
69岁，活了半辈子后，罗善学还是念念不忘找到他的日本爹。
“我是要找到他的”。罗善学自顾自地喃喃着，突然，他的声音变得愤慨激动，喉咙跟着一鼓一鼓，竹竿一样的胳膊狂乱地比划着，原来就有眼疾的左眼简直要冒出火来，“他是要杀头的！他不是人，是畜牲！”
这是2014年5月31日，端午节前夕，广西桂林荔浦县新坪镇桂东村小谷告屯。一只惊鸟“呀—呀”飞过，罗善学逐渐恢复了平静。他掏出一个黑布包，搓上一小撮烟丝，开始卷烟。吸了几口，扬起头，重重地发出一声叹息，“一代背这个名，代代背这个名。背了一辈子，坏了一辈子。”
罗善学不会有下一代了，他直到现在都还是光棍。
“讲(注：相亲)了六个，讲一个走一个，一个都不来。”烟快烧到手了，罗善学把烟头扔在地上。妹夫武文斌给罗善学总结了打光棍的三个原因—家贫，眼疾，另外有个日本爹。
说这些的时候，罗善学一动不动地坐在门口的矮凳上，用力挥动手臂大喊，间或叹息、发呆，有残疾的左眼死死地将目光固定在一处。他似乎完全忘记了堂屋的另一角，坐着他的母亲—90岁的韦绍兰，他是让罗善学“背这个名”的引子。
慰安所
韦绍兰的房子的确是整个小谷告屯最破败的。上世纪70年代盖的黄泥房，梁上结满蛛丝，窗户用破烂的塑料布随意糊着，风一吹就呼呼响。墙上大块的方土块凹凸不一，裸露的水泥地上，扔着亲戚家淘汰下来的旧沙发。罗善学睡的木板床，连个褥子都没有，直接铺着一块席子。堂屋一角的鸡笼里关着十几只鸡，不时发出“咕咕”声。撒起欢的时候，扬起满屋子灰。
午时，天气湿热得像蒸笼一般，太阳明晃晃的，耀得人眼前发黑。罗善学把鸡放出来，鼓捣了些绿糊糊的鸡食倒进食槽里。自己也端起碗，陪着它们一起吃，依旧忘了韦绍兰的存在。
七十年前，1944年，韦绍兰20岁，就住在离现在不远的小屋子中。
彼时，日军在广西展开了号称“陆军最大作战”的“大陆打通作战”，投入占侵华部队一半的兵力—40余万。11月3日，荔浦沦陷。
一次一次的扫荡与躲避后，11月下旬，晚稻收割时节，为了不耽误收成，小谷告屯的二、三十个村民惊慌失措地躲进了附近牛尾冲的山洞里。男人白天下山收割，女人养猪、照看孩子。在山洞里躲了两三个星期后，日本人又来了。这一次，他们没有进村，而是悄悄把车停在山后的大路上，绕到山的另一边。
韦绍兰是山里的瑶族，嫁给了汉族的罗讵贤算是“高攀”，在家的地位自然不算太高。被抓当天，婆婆让她离开山洞，下山喂猪。结果，刚出山洞没多久就遇上了日本兵。
“刺刀蛮长的”，90岁的韦绍兰缩在断了弹簧的沙发上，像是又看见了那一把把刺刀，“我想逃回去，但背孩子的背带被刺刀挑断了”。韦绍兰和女儿被带到了山的另一侧，日本兵的车正候在公路上，韦绍兰“看到五六个被抓的妇人”，之后，鬼子们“又在路上抓了两个妇人”。
韦绍兰不知道自己和女儿会被带到什么地方。近70年后，这处神秘之地竟然仍保留着原貌—位于马岭镇沙子岭村的慰安所。
如今，院子距公路约50米，周围几乎被新起的民房团团围住。院里散落着几间坐北朝南的房子。房子大门被泥砖堵住，业已废弃。透过木栏窗缝，隐约能看到屋内的荒草和蛛网—若干年后，有学者和记者找到韦绍兰时，她又带着儿子来到这个地方，踮起脚尖，扒着窗栏这样向里看。院子东南和西北有两个约20多米高的夯土建筑，是当年日军炮楼。人民公社时期，这里被用作生产队食堂，红火了一阵。公社解散后，关过猪、牛。上世纪80年代，被分给周围几户村民。有村民至今记得，当年日本兵在的时候，里面总能听到女人的哭喊。
1945年春，驻扎在马岭的日军命令马岭村维持会会长陈秉喜征“花姑娘”数名，供他们玩乐。据《荔浦文史》中《马岭的慰安所》一文记载，维持会威胁利诱，强征新洞村三名妇女，最小的年仅14岁，并在此建立慰安所。
这些被强征来的女子，被称作“慰安妇”。
日本著名词典《广辞苑》对“慰安妇”一词的解释为“随军到战地部队，安慰过官兵的女人”。而更多学者给其下的定义是：“二战期间，被迫为日本军人提供性服务、充当性奴隶的妇女，是日军的专属性奴隶。亚洲各国的很多受害者，至今坚决反对使用“慰安妇”这一名词。
若干年后，曾任日本军医的麻生彻男在提到日军“暴行”、“强奸”时认为，“在大的激战之后，好容易生存下来的人，兴奋状态特别强烈，会干出平常的理性无法估计的事。”领有日本士兵回忆，在某占领地“慰安妇”出现的第一天，“士兵们便排队排到了三公里……说到三公里，就是三千人以上的士兵在排队。当时喽，女子大约只有十来个人”。
慰安妇
七十年后，韦绍兰依然记得那个冰冷的金属“东西”。在燥热的季节，在慵懒的午后，在塌陷的破沙发里，这样东西在脑子里的出现显得怪异，又不由分说。
“一个穿白大褂，戴手套的人要我脱光衣服，要我躺着，把一个长东西塞进下面。后来它就放在床边，我看到了，是金属的。”被抓到慰安妇所的第二天，韦绍兰她们“被”做了体检。
这样的体检是为了确保“质量”。1940年2月，华北方面军军医部曾颁布《对干部进行卫生教育顺序》一文，指出，“严防花柳病损害身体，破坏家庭，以致亡国”。不少慰安所规定，每周检查一次，至少每周检查一次。一旦患有性病，“慰安妇”将被隔离治病，痊愈后再接待官兵。
体检合格后，韦绍兰和另一名女子被关进一间屋子。日本兵拿出黄色的军装给韦绍兰等人穿上。需要“服装”时，比划出一个脱衣服的手势。
韦绍兰至今记得第一个对她施暴的日本兵，“嘴巴有一撮须须，戴着帽帽，帽顶有颗黄色星星，后面有块布。他拿着刺刀逼我跟他睡，我不听他的不行啊，我还不敢哭，直到日本人离开房间，我才敢哭出来。”之后来的日本兵，有的20出头，也有50多岁的。
这一切发生的时候，韦绍兰1岁的女儿被搁置在房间角落里。
从1937年战争伊始日本军队沿袭下来的“潮流”认为，在战场上越是勇猛的官兵，越是激烈地侵犯占领地的女子。因此，越是激烈地侵犯，越被认为是官兵勇猛的证据，“从杭州湾到南京，有一天之内两次强奸妇女的军士，还作为勇猛的班长得到了勋章”。
半个多世纪后，有学者拿出避孕套给韦绍兰辨认。她还记得这些东西，“有人用，有人不用。用过之后，就扔在地上，到时候一起拿去烧……”
慰安所在中国普遍建立后，日军明确规定，严禁不使用避孕套的行为。避孕套成了必备的军需品。这种军用避孕套上，还印着四个日本汉字，“突击一番”。日本士兵则把它视作“钢盔”，意为能避免性病入侵。
1942年3月30日，陆军省经理局副官在给陆军军需品总厂厂长的信中写明有避孕套等12种防疫材料，其中避孕套为1530万只。根据日本学者林博史的研究，这一数字是“补给基准数量”，它只是实际需求量的80%。而到了战争后期由于物资匮乏，其质量也日益下降，有日本老兵称，1945年，他在江苏徐州当通讯兵时，上级发下来的避孕套竟然是用羊肠做的。
被轮奸的日子过了大约一个星期，娇小的韦绍兰被一个日军小头目“包”了。他把她带到一个单独的房间，只供他一人“享用”。韦绍兰的女儿一哭，她就给孩子吃糖，叫她“听话，不要哭”。
《读卖新闻》原社会部记者三田和夫曾任陆军少尉。他说：“在长期驻屯生活中，找个慰安妇一起过日子，觉得就像自己的老婆一样。士兵们也不再那么贪馋了，他们感到随时可以解决问题。她们也因此好按像成了驻屯部队的一员。还可以比作装饰品吧，没有慰安妇的驻屯部队，就像没有点心的孩子似的不像样子，因此士兵们很珍视她们。”
被“珍视”的韦绍兰，同时也受到严格的“监控”。在慰安所这段时间，她的饭通常由士兵直接送到房间里，出门上厕所都有人跟在后面监视。
三个月后，日军对韦绍兰的监管略微松缓下来。一个凌晨，韦绍兰借故上厕所，抱着女儿从厕所边的一个小门，七拐八拐地逃出了慰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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